方方的中篇小说《树树皆秋色》^①以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显示了作家高超的叙述技巧，更因其撩开了女性学者情感经历的“神秘面纱”，吸引着读者的“窥视”热情。
　　女作家方方一向主张“超性别写作”，而她的中篇小说《树树皆秋色》似乎是一个“特例”。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篇“经典”的“女人写”，“写女人”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实则不然。本文将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对这部颇受美誉的作品进行解读，更准确地说是“解构”——解构文学叙事对现实女性学者虚假形象的一味认同，进而指证由于“女性意识”这一女性“主体性”理念的缺失，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可能是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载体。
　　
　　一、被束之高阁的芭比娃娃
　　
　　《树树皆秋色》是一篇中国文坛少有的叙写高级女性知识分子情感伤痛的小说 。高级知识分子而又是女性，主人公形象兼具双重身份，这一双重身份对华蓉来说实难兼容。关于知识分子身份，无论男性抑或女性，思想文化界有多种界定。笔者略加归纳，梳理出大致两种范型：其一是站在普遍性、超越性与公正性的立场参与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凭借自己的良知与独立精神对社会现实和现行秩序进行批判，更多地表现为在思想与行为上具有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具有所谓“自由漂浮”“非依附性”（曼海姆）、“业余者”（萨伊德）、“解释者”（鲍曼）等等特征。此前对于方方笔下华蓉形象的评价，大都依从上述层面，认为华蓉 “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正直、纯洁，与世俗不屈地抗争”，是理想主义的化身。表明了作家与世俗化的时代，坚持人文操守的立场^②。笔者的观点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华蓉只是属于第二类知识分子：即局限于狭隘的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与职业性学者。关于这一类知识分子，萨伊德的评价可谓鞭辟入里。他揭示出日益严重的学术专业化和制度化体制，使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一直在衰落。在其《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伊德以极其敏锐的感受，揭橥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专业化条件下所面临的四重压力，其中的深刻论述移植到对华蓉之类文学形象的批评是十分到位的。萨伊德指出：专业化导致了知识分子在教育体系中爬得越高，就越是受制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越倾向于技术上的形式主义，就越少历史意识；再则，专业化知识分子对于专业知识和专家的崇拜，使其无可避免地趋向权力和权威，转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甚至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③。萨伊德的主旨是，专业化知识分子对于学术规范与权威的倚重（他们自己也是体制中人），结果丧失了独立思考、自由选择与批判精神，并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意识与生活态度上顺从于规范与权威。
　　华蓉作为具有博导身份的专家学者，感情与家庭生活的缺失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保住自己惟一的优越感和地位等级，博取学术头衔与成果，她必须强烈地依附于学术规范与权威，进而依附于制造这一规范的社会文化体制，包括性文化与伦理道德体制。这表现在华蓉身上根深蒂固的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定位意识：家庭教养（教授的女儿）、教育程度（博士）、性别规范（淑女）、学术地位（教授、博导），这些外在于她的东西，框定了她的生存模式。这一模式直接延及她的个性特征，规驯她的情感欲望，浸染她的仪态、行为和日常生活。她的生命被性别制度、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占有和囚禁，处于一种循规蹈矩的驯服状态。她的人生轨迹自始至终都没有偏离传统文化观念为一个女性学者锁定的轨道。萨伊德还曾激烈批判现代社会专业化的牢笼把知识分子囚禁在狭窄的专业领域，使之丧失了公共性。而没有了公共性，也就谈不上批判性。华蓉的自赏与独善，她的高雅、娴淑、淡定等等“女性特质”，使她不可能真正进入知识分子与现实的批判关系之中，担当社会历史责任。她的生存已被社会角色与性别规范“束之高阁”，只能将自己塑形为规矩的女学者。从她身上，我们甚至嗅到一股有着才情美貌，忧郁孤独而又幽闭的中国古代仕女的霉味。这一形象当然很难兼具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锐气与超越自我、追求自由生活的勇气。这里所谓“自由生活”，即是保持生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加、职称的晋升、成就的积累与地位的攀高，而是如福柯所言所为的那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地使求知者偏离自我”，“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 ^④；拒绝打上戳记和纳入模式，打破和谐与平衡，释放自我，超越自我，去爱，去生活，去追求、体验、感受、创造、冒险、变化，让生命自由地找到自己的空间。晚年的福柯指出：“主体”最重要的就在于创造生命的新可能性^⑤。例如经典的知识分子形象浮士德，义无反顾地冲出安逸而死寂的书斋，去追索“广大的世界”。从上述观念看，专家学者是华蓉的一个缺失自我的“身份”，它不具有“主体性”，并因此丧失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她只是被约定俗成的性别文化观念与社会角色定势套牢在既定的人生轨道上空转着的“芭比娃娃”：一个标准化、理想化的完美的童贞女，一个“女性特质”模型，美丽端庄得无可挑剔但毫无血色与生机。“女性特质”与知识分子特质两种角色的冲突与背离，彰显了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对女性追求知识、真理与自由的束缚。
　　
　　二、高处不胜寒
　　
　　华蓉——独身的女博士、教授、博导——美丽、高雅、贞洁、孤傲，系冰清玉洁，纤尘不染，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型”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的女学者形象大体如此，系学富才高，远离凡尘，美人迟暮，“事业得意，情场失意”（王志强语）。华蓉长期把自己禁锢在书斋中，对书斋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除却业务，她的生活是偏枯的、残缺的、死寂的。她的所谓孤傲与清高，只是受禁锢的女人把牢狱和压抑变成光荣天堂的孤芳自赏。正是梅芜的一句话点中了她的死穴：“你未必知道你心里有多么寂寞。”但华蓉形象却有着男权文化所追捧的“永恒女性”的综合美质，她是圣女、才女、贞女与仙女的理想女性化身。需要指出的是，女性美的标准，完美的女性气质，是男权话语对女性进行的文化建构，它并不是女性的真实存在，只是虚假的文化影像。它在性别方面是一种欺骗，长期以来对女性形成了无形的压抑与扭曲。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家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女性神话“把一种直接体验的，或根据经验概念化的现实，投进柏拉图的观念王国，用一种超时间的、不可改变的、必然的超越理念，来取代事实、价值、认识和经验法则。这个理念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超出了已知范围；它具有绝对真理。于是，神话思想是惟一的、不变的永恒女性，同现实女人之分散的、偶然的、多样的存在相对立。如果这一概念的定义同有血有肉的女人的行为发生矛盾，那么有错误的是后者……” ^⑥。但华蓉却将这一“永恒女性”的完美标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作家方方所着力推重的华蓉身上的“天使性”主要是贞洁。她自视甚高、盛气凌人，她对于梅芜、王志强包括老五等的优越感，是因为她具有道德优势。福柯认为，贞洁英雄受到崇敬，“这种极端的美德表明他们能够自我控制，由此证明他们能当之无愧地对他人施用权力”。禁欲受到褒赏，因为它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因为它被赋予特权，以其道德力量凌驾于一般人之上^⑦。但天使并不可爱，因为它没有性别！华蓉只是将鲜活的生命，禁锢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中的“衰人”。恰似一剪寒梅傲立枝头，孤独地开放而又孤独地凋谢；更像一株“没有人间气息”（老五语）的、枯槁的干枝梅，枝杈上挂满了孤独、寂寞的蛛网。
　　 [##]
　　从小说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作家方方是在一个灵魂／情感、心智／身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塑造华蓉形象的。虽然方方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哲学理念，但这一思维模式却隐藏在作家潜意识结构中，这一肇始于柏拉图而在笛卡尔手中发扬光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构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压抑身体、虚化灵魂的文学传统与此如出一辙。柏拉图断定：“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 ^⑧事实上，在现实中女性比男性更加受到这一身体控制命令的驱使。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灵魂—心智／物质—身体—情感的二元论会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最突出的问题。华蓉形象同样深深地陷入了这一二元论的握持。对于华蓉，心智与身体、灵魂与情感的对峙是其形象的基本构架。她的性格与生活逻辑以及她与老五的情爱结局都在证明：在情感与身体、灵魂与心智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前者是短暂的，后者是不朽的，前者是低级的，后者是高级的，前者是虚幻的，后者是真实的。灵魂同知识、精神、理性、真理站在一起，并享有一种对于身体和情感的巨大优势。这一二元论思维模式不仅在华蓉一人身上形成二项对立，在华蓉与老五这一对人物关系中，也分别代表了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两个项素，高低贵贱雅俗真假美丑善恶的抉择泾渭分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在小说中被演绎为才女无性便是德。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严酷的道德律令，单一的知识追求，专一的性别与社会角色认同，使华蓉一类女性知识分子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主动寻求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这是一种不敢正视自己真实生命状态的身体自卑感的具体文化体现。她们蜗居在狭窄的生活与思想空间，远离鲜活的现实世界，因而也就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在小说中同样读出了传统女学者个性中的自闭、呆板、枯燥、狭隘、尖刻、不宽容、甚至愚昧（在专业事务之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于二元论的思维模式采取坚决的摈弃态度，因为在这一模式中埋设着男性／女性的尊卑等级陷阱。女性如果要进入男性独专的哲学科技等学术领域，就必须以牺牲女性的生命价值如身体、情感、爱欲等为代价。女性主义批评强调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是意识的基础，身体与外部世界“互为主体性”，强调“道成肉身”，主张“意义互存在于身体中，而身体存在于世界” ^⑨。那些没有在身体中生活过的，或者没有经过灵魂的物质化过程的人，是虚构的灵魂，是没有血肉的幽魂落魄，实际上就等于不存在。
　　
　　三、良辰美景奈何天
　　
　　女性主义批评质疑了经典社会理论中的习惯性区分：自然和文化的区分，尤其是质疑了这样一种比较模式：男人是文化的，而女人是自然的。作家方方塑造女性形象，也没有偏离女性的宿命——逃避现实，回归自然。华蓉作为女性学者，她的性格逻辑依循着男权话语所谓男性富于社会性，女性更具自然性的性格区隔理念。当然，在现实情境中，女性学者由于受到角色和专业的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更加狭窄，她们并没有一个“广大的世界”供其驰骋。于是作家为华蓉配置了一个“精神家园”——大自然——华蓉窗前的那片山林，她以此虚拟地对抗不能与社会融为一体的事实。“爱自然”是女性世界的关键词之一，女人的精神深埋于自然之中。大自然在华蓉的生活中不仅是灵魂栖息地、朋友、伴侣、丈夫，而且是价值所在。她自豪地宣布自己与树叶、花朵、小鸟有着灵魂上的亲缘关系。华蓉孤独地徘徊在自然的小径中，寂寞地与树木为伴：
　　
　　华蓉的庆祝就是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和鞋，把自己带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口袋里装着ＣＤ机，耳机塞进耳朵里，然后在音乐和树丛里自由自在地行走。音乐无主题，是用来为华蓉的思绪伴奏的，是思想的背景乐。树很密集，在错落有致间，各自生长，彼此独立着分享阳光和空气。有时走得久了，华蓉会有点恍惚， 自己也就是树中之一棵。像它们一样，很独立，永不被拥抱。差异也只不过自己是活动着的而已。通常的时候，山上没有人。华蓉还会大声地喊上几嗓：我要坚强呵，我要好好地生活呵。然后下山回家。这差不多成了华蓉自己的仪式。这仪式每进行一次，都能让华蓉开始虚虚的内心重新塌实。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汤显祖《牡丹亭》中被禁锢的贵族小姐千转百回的叹息与悲鸣，余韵流芳。华蓉的情形使人恍若隔世，从中我们联想到杜丽娘、崔莺莺、林黛玉等等深宫大宅里被幽闭的贵族小姐：伤春、葬花、自怨自艾。不同的是，前者是女性在大自然中情欲与情感的自然激扬，后者（女性学者）则在角色认同的重压下，走向了情的死寂。历史的因袭没有“必然”地在时代的前进中湮灭，旧时代的幽灵依然在女性的潜意识中游走。在小说中，大自然是华蓉情感缺失的替代性方案和补偿，许多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都走着这一精神路线。但是，与自然外物物我不分的混沌粘滞状态，并非一个成熟、坚毅、睿智的女性学者的面貌，恰是成长心理学中所谓尚未成熟的小女孩儿的童稚状态。波伏娃认为有些女人一生都可能处于精神或行为的幼年状态。其实，大自然对于华蓉来说并非“家园”，它只是一个美妙甜蜜的避难所、一座坟墓（华蓉在这里埋葬了她的爱情）。在其中华蓉没有发现自我，而是逃避自我，没有走向生活，而是逃避生活。没有生命的飞扬，只有生命的沉寂。她对自然的细密体验并不是她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是她在想象中与自然的神秘交感仪式。在那些神秘启示的时刻，她同一个静止的自然无性交欢，繁殖自己虚幻的梦想。“自然性”是女性无法超越自己的“内在性”的屏障。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使她们无法真正地成熟，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女性对于大自然的过度沉迷，也使她们远离现实世界，回避社会生活，成为现实社会的陌路人。
　　
　　四、捡尽寒枝不肯栖
　　
　　在某种意义上，华蓉的整个生存都似乎是在被动地等待，因为她被束缚于内在性和偶然性的“里比多”之内。长期的独身生活以及单一的学问追求，使她对爱情已经麻木，在感情问题上变得犹犹疑疑、患得患失，陷于繁琐哲学的死胡同中：
　　
　　渐渐地，华蓉觉得自己已经不会爱了，而且也不喜欢爱了。觉得爱也是一种俗事，觉得不爱虽没有意思，可爱也没有意思；觉得不爱虽然厌倦，可爱也是厌倦的；觉得不爱有些心累，而爱同样心也累着。不爱所有的坏处，爱也都有；反过来爱所有的好处，不爱也有。这样想过，华蓉的心便更是静得不起波澜。连夜深的时候都不起。喧哗的日子就只有擦着华蓉安静的生活边缘往前走。像是风，遇到华蓉就从她两边绕过去了。
　　
　　这是性别文化对于知识女性情爱世界的剥夺和扭曲。她们的感情生活掺杂着迂腐、繁琐的理性的重负，举步维艰。性爱缺失与身体控制使华蓉的生存陷入了僵局。这是理性与情欲对峙的僵局，其中充满了一触即发的戏剧性。“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正如浮士德，只有凭借恶魔靡非斯特的魔力才得以获救，拯救华蓉，也许也只有援手于心怀叵测的老五。那个偶然错打的电话，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个个陷阱——由一条神秘的电话线串起的爱情传奇，使华蓉芳心萌动，坠入情网。她热情地屈服于爱情的沉醉，被老五的低级笑话和简单圈套轻而易举地征服。她为爱情缱绻、哭泣、生病，“牵挂老五和被老五牵挂成了华蓉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可悲的是，华蓉的爱情没有“相互性”：一是她无法体验真正的完整的爱情，老五只是一个永远都不肯出场的“鬼魅”；二是在这场爱情悲喜剧中，她扮演的只是老五手中的牵线木偶，一个被征服者，一个猎物，一个没有主体性的被动角色；再则，华蓉强烈的角色意识似乎使她不可以无所顾忌地、放纵地去爱，像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女人一样去爱，通过沉迷于另一个人，达到超越的生存。在爱情中，她只是希望以自己的才情与人格魅力吸引对方，以精神的共鸣而非肉体的欢愉去实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有距离的爱。她始终不能放下教授、博导的架子，扑进一个与她年龄、地位都有差距的小伙儿的怀抱。谢有顺在其《文学身体学》一文中指出：“如果作家的写作省略了肉体和欲望这一中介，而直奔所谓的文化意义，那这具身体一定是知识和社会学的躯干，而不会是感官学的，这样的作品也就不具有真实的力量。” ^⑩华蓉的爱情由于不具有日常生活的肉身性和凡俗性注定了它的虚假、残缺和无望。这是学者的悲剧，更是女性学者的悲剧。
　　 [##]
　　华蓉对老五千呼万唤的做法其实很傻，她根本不可能面对老五，因为有血有肉的、世俗的老五必然与她的爱情幻想有很大落差，其结果将是一连串的失望。作家方方清楚地知道，她们无法“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日子”，那可是作家方方与其主人公华蓉都不能够忍受的“俗”。被华蓉镀在爱情故事上的理想光泽，经不起时间的打磨，也经不起现实的冲刷。方方为小说设计了一个近似于残酷的结尾，在急管繁弦之中戛然而止，让人猝不及防。这一结局表明某种程度的否定和断裂。对男性人物的失望与否定，使作家看到事件背后隐藏的逻辑。方方既没有给主人公大团圆的俗而又俗的结局，也不给怨妇“自挂东南枝”的戏剧性高潮（华蓉只是生了一场大病）。方方使用细致、写实的手法，渲染的却是一种诡谲、悲凉甚至是空虚的气氛，让人觉到寒气逼人的虚无和无奈。真正的戏剧性也许就在这里。
　　“爱幻想”是女性世界的又一个关键词。“做梦”是男人欣然交给女人的又一种职业。华蓉将生活理想化、梦幻化、浪漫化，她身上狭隘的理想主义倾向和偏执的完美主义热情毁掉了她的生活和爱情。波伏娃曾不无幽默而尖刻地指出：“女人是一种极有诗意的现实，因为男人从她身上看到了他决心不充当的一切。她是梦的化身，而这梦对于男人既十分熟悉又极其陌生：是他所不希望或没有去做的，是他又向往而又无法抵达的；神秘的他者是彻底内在的，远离超越的，她将给梦以她的特质。” ^（11）的确，完美的世界、完美的爱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不能因此就不去生活，不去爱。需要“存在的勇气”。正如加缪告诉人们的那样，世界的本质就在于荒谬，而且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们只能带着裂痕生活。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西西弗斯的同道，明知美好至善的顶峰无法抵达，却始终执著地向前推进，在过程中提炼意义，在痛苦中体味人生，在思想中品尝幸福，从超越中获得永生。女性如果永远沉湎于幻想世界，生活在自己心造的幻影当中，就永远不可能面对现实、认识现实、改变现实；不能勇敢地走向生活、体验生活；不可能走出自己的“内在性”，获得人生的全部丰富性。华蓉蜷缩在自己的“壳”里，独立寒秋，品尝“树树秋色”“山山落晖”的肃杀炎凉。 她的学者人生是孤寂凄清的。她没有过含苞欲放的春天，也没有百花盛开的夏天，只有秋风萧瑟的秋天，而爱情失败的打击使她的人生迅速进入了冰封雪埋的冬天。华蓉在幽暗的树林徘徊，痛楚的灵魂“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方方笔下的女学者华蓉形象，因袭着女性知识分子的现实生存状态与刻板印象，暗藏着男权话语所建构的“永恒女性”神话对知识女性的强制塑形。由于缺乏反思性批判视角，华蓉形象成为女性学者的虚假生存，而非她们本真的生命状态。由此可见，女性作家并不具有对于男权文化观念的天然免疫力，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不具有天然的女性“主体性”。
　　
　　①《北京文学》，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②见于东晔：《树树皆秋色：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拷问》，《名作欣赏》，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
　　③参见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陶东风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页。
　　④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６３页。
　　⑤吴冠军：《失语与疯狂》，《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第２２７页。
　　⑥（1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９１页。
　　⑦见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２页。
　　⑧柏拉图：《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页。
　　⑨参见西蒙·威廉姆斯、吉廉·伯德洛：《身体的“控制”》，朱虹译，《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０３－４０８页。
　　⑩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汪民安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４页。
　　

• 张凌江：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