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过鸭绿江
　　
　　二OO二年的五月二号上午九点钟，中国的东北部晴朗，我们过鸭绿江。
　　中国公民赴朝鲜旅游停办了两年，在二OO二年四月二十七号重新开通。为应付突然涌到辽宁丹东的大量游客，这个城市临时征用了几十辆市内公交车。一早，沿鸭绿江的路堵满了临时编号的汽车和穿行其间的旅游者。我也在喧闹中间。我们被告知，去朝鲜要备上足够的饮用水和熟食品。因为带了从小吃肉长大的儿子，我必须去买四日旅程中的补给。游走在人车之间的还有叫卖铅笔香口胶的，据说过境后可以作为礼品赠送给朝鲜孩子。中方导游向大家宣布了许多条“纪律”，主要是过了江不能乱说话乱走动。导游有点幽默，说不要跟朝鲜人讨论改革什么的，他们听不懂。
　　不是雄赳赳气昂昂过的江。大铁桥黑滚滚。俯看江心，各式装扮花哨的游船很缭乱，有的飞驰有的悠闲，在浑浊江水里横竖穿行。远处，与我们并行了一段的，是另一条被炸断五十年的鸭绿江断桥，它又黑又锈留在原地，提示着人们，过去这里有战事。
　　咣当咣当，车上的人规整他们临时买来的火腿肠方便面，所有人带着食物过江。我们将从北纬四十度的丹东，向南，到朝鲜首都平壤停留，然后再向南，到北纬三十八度的朝鲜与韩国交界的军事禁区板门店。
　　车轮从鸭绿江桥另一侧落地就是另外的景象，空旷寂静清洁，天和地突然又平又扁，摊得很开，是另一种天地了。临着江边，有几件色泽暗淡的游乐设施，没见一个人，有树。
　　很快，我注意到的第一个人，是路中心笔直站着的朝鲜新义州市交通警察，男的，正为我们这辆车指方向。身材瘦小，手臂伸得直，手的延长部分是红白相间的指挥棒，一根有点笨拙的油漆木棒。艳蓝的制服扎腰带，把人扎得更干瘪。他的站立以及周围背景明显地缺了点什么，显得有点奇特有点突然。很快到平壤，又看见女交警，才发觉朝鲜没红绿灯，没岗亭，没安全岛，没太阳伞，警察举着根指挥棒，挺宽的路中间画了一个白圈，她就站在圈中心。路上空荡荡，只有我们这一辆车。
　　依然是右侧通行，我被那似乎还留有遥远记忆的一根油漆木棒指引着，进入了另一些人和他们的世界。
　　
　　2.特殊的行进
　　
　　火车进入朝鲜的腹地，几乎没见车，乡间有牛车，很大的木轮。朝鲜人多数在步行。
　　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特殊行走，怪异又陌生。这感觉在进入首都平壤后更强烈，我仔细仔细地想，究竟是哪儿不对?只能隔着车窗玻璃看到的那些矮瘦的朝鲜人，他们的走究竟有什么不同?
　　那是他们全民特有的行进姿态和节奏。绝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前呼后应，没有左顾右盼，没有嬉笑玩闹，每个人都是完全孤立严肃的，正是由这些单个个人的东西南北行，构成了无限庞大的一个行进集体。
　　人人向上扬着几乎没有表情的，农民般褐红的脸。不是散步又绝不是奔跑，只是朝着他的正前方，急促，一往无前。他们把四肢摆动得相当明显，步伐大，特别是双臂，看上去有点夸张地大幅度用力，像双桨深陷泥沼以后，急于划水求生一样。我从来没见过平民有这种走法，而且举国上下人人如此。好像无论谁无论往那个方向，目的地必然是同一个，它相当远相当神圣，必须以这个走法才可能勉强接近。衬托和夸张了这种行走的还有太空旷的街道，灰色高层建筑，极少街树，没有广告，没有低层民宅。没有一间街头售货亭，没有人间琐碎生活的气息。他们好像在灰颜料画出来的单调楼房间不太真实地走。
　　平壤城里少数人提着黑包，几乎人人的包都相同，包也随人摆动，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除黑包以外，再没见人提任何东西，更多的人完全空摆着他的双手。从乡间到城市，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在路上，必然以这种奇怪的姿势向前。
　　中国人也有了穿红戴绿的这一天，坐着崭新得还来不及上牌的空调旅游车，散漫随意，见到什么都新奇，见到什么都拍照。朝鲜人保持着应有的距离，不关注甚至不望我们一眼，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远方。
　　新开通的朝鲜旅游有一个必须参加的项目，在平壤的五一体育场，它据说是全亚洲最大，可以容纳十五万观众，游人必须去那里观看大型团体操《阿里郎》，在出团前就要交相当于三十美元的门票费用，拒交者将不能成行。有人怀疑这是中方强加的收费项目，直到看了演出，或者在朝鲜停留两天以上，才不再简单地以商品社会的角度去想问题。不要忘记得太快了，这世上还有重要过金钱的事情。
　　演出的确宏大，参加演出者十万人，据说排练了一年的时间，将连续演出六十天。被引导到正面看台的都是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两侧看台上整齐的平壤观众情绪明显与我们不同，一直不停地双手举过头顶呼喊鼓掌，我试着靠拢他们，隔着警察，看见那些新鲜泥土一样的脸上，让人惊异的亢奋和自豪。朝鲜导游说，这团体操是世界上没有的，中国二OO八年奥运会开幕式，已经邀请它的创作人员参与设计，他的话我并不确信，因为我本人在一九七三年的长春市就参加过类似的演出，规模不可比，但性质相同。当年，中国人曾经很会干这个。
　　演出结束是夜里九点，到处是离场的人。被场内两小时强照明刺激过的眼睛一下进入黑暗。我们在完全无光亮的空地上走，突然有黑压压的人群接近，这是我们在朝鲜国土上和大批民众最近的接触。黑影迎面带来强烈的热气，长时间积累的汗渍味，劳动加泥土味。在朝鲜，凡接近人群，一定有这种特定的气味。几百人的整齐队伍斜着插过来，带着热的气浪擦身而去，一队过去又有一队。在黑暗里，只感到无数衔枚噤声疾走的人发出远比我们急促的嚓嚓脚步声。猛然出现一辆离开体育场的小汽车，极刺眼的灯光，首先照亮了七八个驱开人流的警察。赶紧闪避汽车的队伍突然暴露在强光里，是无数少年的脸。我越看他们，他们越不看我，更急着保持队形向前走。
　　冲进黑暗里的这辆小汽车，车牌号我记住了，前面一颗五角星，后面的数字是六六四。这是我在朝鲜期间看到仅有的带五角星的车牌。
　　汽车消失，黑暗又回来了。更多的队伍热腾腾地过去。我问朝鲜导游，参加演出的这些孩子要去哪。他说坐车回家。这么晚了，还有什么车?他说有地铁。可后来，同是这个导游，带领我们参观地铁站不成的解释是，平壤地铁只在每周四周日运行，而团体操演出在两个月中，将一日不停，这说明团体操的表演者在多数日子里必须步行回家。
　　乘车经过乡村，偶然遇到几个静止不动的人，他们一定向我们的车辆招手，看来亲善朴实，无论大人孩子都有节奏地伸出浅色的掌心来，经过训练一样，让人想起当年的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可是，只要车门打开，我们下车，他们迅速无声无息地散开，根本看不到他们是怎么遣散的。总之，附近百米内只剩下我们自己。似乎刚刚被他们欢迎的不是车中的人，而是那辆快速行驶的旅游车本身。
　　刚到平壤下火车，中国游客被领向平壤站前右侧小广场，远看那里有几条无靠背的简易水泥长凳，本来悠闲地坐了人的，我急走，想走近了拍照。中国游客接近那广场，不过两分钟时间，长凳全空了。原来的人全部消失，又快又鸦雀无声，完全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向远处的街道看，只有昂着头空着手的赶路人。超过三十岁的中国人该了解这种快速的退避。但是，到了今天，连超过四十的我们也变得不习惯了。
　　现在的中国人到一旅游地，拍照，问价，探路，好奇，擅自离队，任什么都想摸摸看看的特点，到了朝鲜自然感到不自由，除了几座高大建筑物，再没什么可以接近的。朝鲜人在朝鲜人的世界里坚定地走着，和其他完全无关。频道不同，层面不同，他们离得远又消失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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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看见的朝鲜人面目表情少于其他民族，不能武断地说他们缺少了随意欢快，只能说多了单纯严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究竟好还是不好。
　　
　　3.单纯的人和复杂的人
　　
　　跟随我们这辆车二十几个中国人的朝鲜导游有两个。一个读过三年吉林大学，算我的校友，叫洪昌建，可以勉强讲中文，发音七扭八歪的，他说他当年汉语学得不错，几年不用，忘了。另一个人面孔极像韩国围棋国手李昌镐，我们一家人都叫他石佛。我只听他讲过有限的几个汉语词：不行!到时间了!走吧!他像带领小学生春游的少先队辅导员，而且，是超级严厉紧张不苟言笑的那种辅导员。无论你想干什么，石佛靠过来了，绝对是个坏消息，他一定说属于他的那几句中国话，然后用相当于专业九段的眼神盯住了你，直到你扫兴放弃，走回那辆随时要开跑的旅行车。石佛永远镇后，紧跟着。石佛了不得。
　　越过国境，我见到的第一个朝鲜女人，她远远地正随着队伍向一座高大铜像走，在和中国丹东接壤的城市新义州。当时的太阳那么好，它本身正向大地投下金属丝。那女人穿民族服装，背对我们，距离很远，所以，我感觉她那条朝鲜裙子，像正迎着光膨胀起来的粉红色降落伞。她隆重地拖带着艳丽夸张的巨伞，向着高处更耀眼的金属人像走。
　　我不知道相当于中国海关联检大楼里的朝鲜女职员穿的什么制服，灰的，让人马上想到长征路上那种纯洁发白的灰，有点伤感的灰。制服配简朴的裙子，经过我面前的一个职员礼貌地笑，她化了可爱的妆，地道的白粉腮红。我禁不住说，她多好看!我儿子不想我这么直接地议论人，但是，我没忍住，过一会，又说另一个朝鲜女人好看。
　　好看的究竟是什么?是那张不复杂的脸加上廉价白粉。高档的化妆往往不自然，油亮亮的。但是朝鲜女人的妆刚好相反，厚脂粉像白粉笔的细尘，我的感觉这是朝鲜式的纯洁。从小学女生到城里的中年妇女，几乎人人面白唇红。她们走近了，没有现代女人的人造香气，她们无一例外地有一种陈年木箱里久放着的米糠味道。离开平壤前，我们把从丹东带来的铅笔之类礼物送给宾馆女服务员，她们也回送了礼物，在小纸盒里。经我的校友洪导游翻译，是靠近三八线的城市开城出产的高丽参雪花膏，打开来闻，确实有小时候的雪花膏味道。我喜欢这些擦胭抹粉的女人，把脸涂白把嘴点红，然后出门，直直地站到人前。好像活着不能比这个更简单了。
　　我们住的宾馆在门前搭建了临时售货亭，向游客卖高丽参一类特产，有三个年轻的女售货员。中国人说，他们也想方设法要赚我们的外汇了。太阳直射，她们中有一个取出柜台里摆卖的羽毛扇挡住脸。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恶作剧，故作严肃过去，又说话又打着手势，他的意思是：太阳!就是领袖，像你胸前佩戴的领袖像章，你拿这把扇子遮挡了领袖的光芒，这个不行!女售货员马上懂了，羞愧地放下扇子，粉白的脸完全暴露在太阳里，一直一直，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动，在同一颗太阳下，她们招手，我们回中国。
　　后来，回到丹东，一个看守停车场的男人直问我从哪里来。我随口说，长春。他说，不远，想不想带走一个朝鲜小保姆，绝对不出门不会打电话，绝对老实听话能干活还不收工钱，只管吃饱饭。他这么说。
　　洪导游总是满足不了中国游客的要求，只好拿他的家事来调节气氛，他说中国女人太厉害，他的女人不那样，如果他回到家女人还没下班，他就去睡觉，决不做饭，朝鲜女人的责任就是伺候好男人和孩子。他向全车人说这话，努力向后梗着他挺男人的脖子。
　　我们住的宾馆里公开出售翻成中文的朝鲜书籍，我买了几本，其中一本有这样一段：总书记说：我们的人民的确是很好的人民。像我国人民这样好的人民在世界任何地方是找不到的。正如他所说，主席逝世后十二天内，共和国五百万青年当中相当于三分之一的一百六十七万多人誓死保卫金日成总书记，志愿参加朝鲜人民军或归队，将近三万工厂企业工人和高等中学应届毕业生报名下乡到渗有金日成主席领导业绩的合作农场去。
　　这段话从宏大的角度解释了朝鲜的男人，解释了为什么在朝鲜经常能看到军人和类似军人的严谨市民。
　　在北纬三十八度，简称三八线，朝鲜与韩国的军事分界线，我们直接接触了朝鲜士兵。他们大概是这世界上最不苟言笑的士兵。负责解说的军人兼有接待游客的职责，但是，他只陪三伙游客拍照，好像这是一道禁令，第四次再有人来约他，哪怕是个中国小女孩，哪怕相机已经在按快门了，他也要面色恼怒断然拒绝。他有意快步走远了，一个人去靠近修剪如仙的松树站着，好像那样才安全。
　　像三八线这种直接对峙的军事禁地，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仅存的了，刚听说以色列要花费巨资建筑类似的隔离墙。就在去年的八月，我和徐敬亚在柏林，整整一天都在一间展览馆看“墙展”，它存在时候的惨烈，人类向往自由的代价，一夜间轰然倒塌后的空旷，都还历历在目。
　　表面上看，朝鲜和韩国南北对峙的板门店，不过两公里长的铁丝网，几排简易房。站岗的朝鲜士兵绝对纹丝不动。好像要有意造成反差，韩国兵在属于他们的不大空间里肆意洒脱地游走，墨镜高靴钢盔。盔顶是雪白的，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韩国兵明显高大过朝鲜兵，钢盔更夸张了身高，起码高三十公分。从和平中来的人参观三八线这地方，更像观看两个饰演仇敌的角色在一块舞台上像模像样的入戏。韩国一侧有飞檐的凉亭上，和我们一样站了旅游者，双方无声地互相对望。朝鲜导游专门叮嘱过，向对面招手可能引致开枪。谁想听枪响中子弹?这时候想想在巴黎游塞纳河，游船交错间互相的招手呼喊绝对是另一个世界的行为。
　　突然一只夸大了的手挡在我的镜头前面，我用眼睛瞄到石佛。
　　我真生气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不行!我说，既然不行，为什么不早说!
　　石佛定力好，不气不急，也许他不会其他中国话，又去遮挡别人的镜头了。
　　刚进入平壤，我们就被告知，乘车行进中不可以拍照，停车到了指定景点才可以。在离开中国前，也早被告知，傻瓜相机可以带，专业机长镜头必须留在丹东，不要找麻烦。可是在三八线，我这一队人并没听到不可以拍照的提示。讨厌一只不明之手跑到我的镜头前面，我虽然听到其他团队的导游说，到二楼上允许拍照三分钟，但是我不想拍了，我保留我不拍的这点自由。
　　回国后，偶尔看到一篇关于韩国旅游的文章，作者这样形容北纬三十八度线：我们在导游的带领和几名美国大兵的保护下，乘车穿过一条反坦克壕、铁丝网、地雷区和安装着爆破装置的桥梁关卡组成的狭长军事通道，终于进入板门店的核心地带。导游要求大家不要随意走动，不要指手画脚，不要随意拍照，更不能离开队伍擅自行动，几个高大魁梧的韩国宪兵叉着双腿握着拳头，蜡像般站在谈判桌前，从这里向北看，朝鲜的军事建筑遥遥相对，戴着大盖帽的朝鲜军人依稀可见。
　　这段完全来自对面一方的文字印证了三八线的紧张绝非夸张。可惜没人给我们详细讲解，地雷区坦克壕等等全不知何在，只知道汽车穿过了很长一段铁丝网。
　　三八线引起人们的战争记忆，回平壤的路上，有人问洪导游，知道谁是黄继光吗?对方摇头。再问邱少云，还是摇头。几个中国游客同时说，是中国人，志愿军，抗美援朝打美国。四十岁年纪的朝鲜导游洪昌建连连摇头。有人叹气，然后全车人无言开始睡觉，朦朦地进入了据说当年承受了美军一千四百三十一次轰炸，接收了四十二万多颗炸弹，曾经完全变为废墟的平壤城。
　　紧临三八线的土地就是普通农田。中国东北土地里的玉米苗已经快有十公分长了，板门店一带更靠近南方更温暖，但是还没见到土地里的玉米发芽。有农民在田里牵牛，那牛很瘦，松脱的皮下鼓起着运动中的牛肋骨。田地中间竖有木桩，向不同方向挂着几只大高音喇叭。按我们的推理，朝鲜人不可以城乡间自由流动，农民必须几十人一个编组留在集体的田里，但是，田地里的农事并不精细，田埂荒萋，田畦不平整，远山光秃发黄，几乎不见乔木。中国游客对中国游客说，为什么不种树?回国以后听说，板门店一带农田以下遍布了军事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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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的农民并不匆忙地弯腰在田里做事。零星也见到人在没翻耕的稻田里挖野生的植物，好像挖野菜。在乡间道路上的走路人同样挺胸扬臂，不左右四顾。我想，朝鲜人没有中国东北农民形容的闲着卖呆儿吗?进入朝鲜第四天，我才在一个小火车站密闭的玻璃窗后面发现了拥挤在一起的面孔，很明显，他们在自以为安全隐蔽的地方，正带着极大的好奇在观察我们这些坐进口空调车一掠而过的外国人。自从这个发现以后，再去注意朝鲜的玻璃窗后面经常贴着黝黑的脸，他们在张望。这样才正常，像二十年前的中国。
　　还有一些人，我说不清他的身份，在几个允许我们停留的广场边缘游动，一律拿一本书，但是眼睛不在书上。
　　朝鲜的孩子们，他们除读书以外，都在什么地方逗留，以什么方式玩，像我们这种旅游法儿，没可能知道。平壤的傍晚，大约一小时内有匆匆赶路回家的行人，很快，它静得不像一座城市，只有太宽的街面空空荡荡袒露着。洪导游说，他的国家实行全民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中国人马上问，大学的学费由谁出。回答是国家。中国人顿时感慨，要供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人民币!洪导游说，他在中国读书，正是朝鲜最艰难的三年，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大灾荒，他说自己很没良心，当了逃兵，没和他遭遇困境的国家在一起，所以他现在要好好干。他的好好干，目前就是突击讲好中国话。导游的大女儿在平壤第二少年宫，在带我们参观平壤第一少年宫的时候，他不断重复这话，让我们联想到少年宫不是容易进入的圣地。他还强调，一个国家必须重视知识分子：没有知识人，不行!我感觉他在暗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暗示他的国家比中国进步开明。
　　在中国，我没见过这么富丽堂皇的少年宫，它更像一个对外接待景点，不是给孩子们的活动场所。和过去中国的少年宫一样，佩戴红领巾的孩子在这里画画跳舞练琴，有一间电脑房，都是男孩，我儿子进去看了几分钟，出来对我摇头。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没说。我们把从丹东带来的一包铅笔给了一个画石膏像的男孩，因为他画出了那个苍白人脸透露出的并不明显的忧郁。男孩接过礼物的动作有点不自然，好像那些笔是凭空落在他的手心里，他直接把它接住塞在画板下面，整个动作之小，只有他和我们能察觉，然后他继续他的临摹，没有抬头，没说谢谢。
　　少年宫是石头建筑，徐敬亚走到哪儿都反复说，朝鲜啊，太缺乏新型建筑材料了，只有使用石材。徐敬亚观察朝鲜和我不同，他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插队，有另一种感情。石头显出凉爽但是沉重压抑，就在石头屋子里孩子们让琴声不断。
　　朝鲜的大部分山光秃荒芜，但是河水清，流过平壤的河叫大同江。早晨，我们坚持要去百货商店看，但是，导游以商店没到营业时间为由，把车停在江边，宣布自由活动。江水满盈，沿着堤岸，过来两个男孩，我们想和他们拍合影，怕被拒绝，就有点强硬，直接过去揽孩子的瘦肩膀，他们想挣脱，能感到暗中的用力和害怕。徐敬亚把口袋里的橡皮钥匙链指甲刀气球皮全塞到他们手里。我说，这是胁迫。孩子照过合影马上跑，跑了很远再回头看我们，又看手里多出来的东西。
　　记得，有一个外国人说，他欣赏中国人“前消费时代的古朴的脸”，现在，这略带青铜色的形容必须让位给鸭绿江另一边的朝鲜人了。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们，女人男人孩子，他们的内心里都存放着什么。
　　
　　4.越困难越乐观的人们
　　
　　在有着二千四百万人口的朝鲜境内，作为中国旅游者停留了四天，我没见到一个拿一根小葱的路人，好像朝鲜人活着并不食人间烟火。
　　去平壤的火车上，穿一身灰制服的男列车员手里一直握着个白炽灯泡，四个小时，无论走路扫地开关车门都不放下。为什么要始终拿着它?或者把它拧好，或者干脆扔掉。后来，我发现全朝鲜，除我们住的宾馆里，再没见过垃圾箱，没有这种装置。因为朝鲜不产生垃圾，没有纸巾没有罐装饮料没有塑料瓶没有纸袋塑胶袋。洪导游蹲在路边抽过烟，四处望望，小心地把烟头塞进路边下水井的铁篦。平壤也因此极其洁净，除风掀起的尘土外，可以说一尘不染。下午，成队的小学生蹲在人行道上，手拿小木棍清除路面砖缝里的泥土。红领巾飘飘。
　　进入朝鲜，我们用上了外汇兑换券，一定的人民币换回几张印制并不精致的纸片。据说是极不公平的汇率：四朝元等于一元人民币。买一束又少又蔫的鲜花，放到金日成铜像前，要付出五十元人民币。
　　我想到两年前在西安，又矮又丑的出租车司机对我嘲笑美国游客愚蠢，会拿出一把美元任你自取。我们在朝鲜就充当了那种美国人，手里的兑换券扑克牌一样送出去，随朝鲜的女售货员挑拣，没人会怀疑她们对金钱存有杂念。
　　引用朝鲜书籍里的语言：朝鲜人民越困难越乐观地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是亲朝的日本人，署名为田隆司，书名为《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书后标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印制，二OOO年出版的中文版本正式出版物。它详细讲述了朝鲜几年前的情况：“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金日成主席突然逝世，那天深夜，国家的各个地区突然倾盆大雨，雷电交加。人民都把它同主席逝世联系起来谈论，感到惊讶和悲痛，全世界都沉浸在悲哀之中……但雪上加霜，共和国连续四年遭到自然灾害，灾情是极其严重的，具体数字表明了这一点。一九九四年冰雹灾害，一九九五年洪水灾害，一九九六年洪水灾害，一九九七年高温灾害旱灾和海啸灾害”，下面，他引用了一系列数字，简要累计了三年中朝鲜的受灾人口，被他称为“难民”的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万人，他说“这个时期遭到破坏的耕地，到现在也还没有恢复地力”。他在书中还专题探讨化肥问题，朝鲜不能自己生产钾肥磷肥，一直依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的进口”，他责怪由于这个市场的解体，有些国家向朝鲜提出用外汇结算，使他们面临严重的化肥短缺，同时发生了能源危机，仅有的农机不能利用。我们在旅途中经常见到草棚下停放着陈旧的拖拉机。
　　朝鲜的五月，刚绿的土地上只有零星散漫的劳动者和几面褪色的旗帜。一个丹东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朝鲜每人每天配给粮食定量曾经是一百克。二两啊，一小捏啊，他说。
　　到朝鲜的第二天，我们要求看看商店，努力了再努力，最后被带去了没有一个顾客的外汇商店。看来，我们学会自己识别市区内的商店了，门上有朝文，有大橱窗，有一两个女售货员，没有顾客，是朝鲜商店的特征。
　　洪导游在埋怨，你们的要求太多了，什么都要看，没什么可看的!宾馆的商店不是每天让你们看?
　　没人再为难追问这个导游，哪个国家宾馆在商场里摆卖饭锅和煤气灶?
　　这个时时感到被刁难的朝鲜人连叫头痛，他想躲开中国人。但是，下一餐饭几点吃，人们总要问，而这类问题竟然不由导游或宾馆厨房说了算，导游说要请示科长的意见，他一个人站在宾馆大堂柜台前，焦躁不安等待科长的电话，有中国孩子过去拉他，你不会打手机吗?谁知道那科长是个什么人，总之，准时吃一餐饭不是件容易事。人们要求自己去外面吃，洪导游更紧张了，一口咬定出了门会走丢，他极力推荐去宾馆顶层吃夜宵。我们去了，上面没有第二伙客人，只一个女服务员，等了一小时，吃到了冷面，十五元人民币一碗。而几个沈阳游客锲而不舍，终于离开酒店，据说走出两公里，有专为外国游客搭建的临时小食摊，吃的也是冷面，不过，由洪导游全程陪同，他的要求是请他喝不低于五十度的烧酒。
　　在我们烦闷地等冷面的时间里，服务员一点不急，她十分投入地看小电视，居然是好莱坞的《狮子王》，听说朝鲜电视只有一个频道，到周末有三个频道。我们房间里的电视始终只有一个频道，两个晚上都播出会议，胸前带奖章的老人在台上发言，台下的听众在流眼泪，所有发言的人不断发出“斯密达”的感叹声。我问洪导游，他说斯密达的意思是“是的”，表示肯定。我问他，有“不斯密达”这词吗?他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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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否定，没有怀疑，只有斯密达。
　　宾馆里的电视讯号经常断掉，屏幕上马上跳出了“福如东海”四个中国汉字，原来这电视是中国产长虹牌，顺便再注意周围，香皂是中国水仙牌，电灯开关是朗力电器，卫生间洗面池是唐山陶瓷。新地毯下面铺的地板胶图案是中国小城镇上最常见的。
　　我们在南部城市开城吃的午餐算一顿盛宴，每人面前隆重地摆满铜制餐具，食物精致，主人拿出了最好的烹调技艺，三分之一个煮鸡蛋刻出尖齿，每人一片橙子，极薄，大约一只高尔夫球的十分之一，我儿子打开所有铜碗扣盖，小声说，不会是这么一点点吧!斯密达，就是这些了。
　　有人告诉我，朝鲜人的月工资大约一百至一百五十朝元，每月十五号，三十号分两次到有关机构领取配给的食品。以日本人的计算方式，朝鲜人每月工资只能购买一公斤苹果。近来有朝鲜将取消配给制的说法，不知道它怎么样实施。
　　开城是座古城，曾经在五百年间做过高丽国的都城，据介绍有许多古迹，而我们只看到了没有内容的高丽博物馆，还有比平壤更空疏简陋的街道楼房。
　　确切地说，我们参加的是四日朝鲜革命领袖游，从故居到铜像到展示各国首脑赠送礼品的纪念馆。
　　每个晚上都住平壤，路总是重复，总在它的最中心转。第一次看到那座突出于所有高楼的黑灰色的建筑，感觉它像欧洲城市的古老教堂，事实上，它是一座一直都未完工的尖三角形的宏伟建筑，裸露的水泥和一座高入云中静止不动的塔吊。据说是一座高一百零五层的酒店，名为柳京饭店。有人说，一九九五年印刷的平壤图片上它就是这个样子，已经原地静止了七年?斯密达呀斯密达。
　　夜间穿过平壤有点奇异，天刚变色的时候，总感到有什么不对，渐渐发现由于所有楼房都是暗的，虽然都是统一的住宅楼，却没见和人的生活有关的一切，花草衣物晾衣杆，包括偶尔眺望夜色的人，什么都没有，干净单调到了让人怀疑这是一座空城。导游说，平壤居民只在房间里晾湿衣服，这是法律。天完全黑了，才发现其实有灯亮，一律是十五瓦的白炽灯，每一个窗口同一角度有一盏，绝无例外。除临街的一楼外，其他窗口一律不见窗帘，使那些楼房看上去像一些暗黄和漆黑相间的格子布，一张张整齐排列在前方。再晚一点，到处都黑了，出市中心广场，再没路灯，我们乘坐的车厢里倒通亮着，就这样穿过全黑的城市，完全是一种太空遨游的感觉。这会儿，轮到我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离开平壤的那个早上，迟迟不出发，听说洪导游前一晚喝了五十度的烧酒，睡不起来了。这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其他的旅游车也没动，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也许又在等候某一个科长的出发指令。在我前边不远，一辆车头前，一个中国人正紧挽住一个朝鲜人，两个人上身手臂扭在一起，中国人硬把什么东西塞给朝鲜人，后者坚决不收，我看见中国人手里拿的是一叠钱。后来，两个人分开了，都是中年人，都擦眼泪，不知道最后把钱留下的是谁。朝鲜人是个旅行车司机，我看见他擦过眼睛，在戴手套。
　　从各个方面得到的信息都说现在的朝鲜经济在好转，他们称前几年为“苦难行军”，现在改称“强行军”。在词汇变换以外，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否会好转。
　　
　　5.我的这篇文字结束了
　　
　　二OO二年五月的前几天，几万中国人跟随旅行团的三角彩旗，蜂拥一样过鸭绿江，住满了平壤的大小宾馆，千里马万寿台万景台用光了胶卷，再蜂拥一样回来。
　　二十一世纪仅存的一块飞地，回来以后，我想把我一路上看见的写下来。
　　这篇文字刚开了个头，世界杯就开始了，我把它放下，我说，头儿开的真不是时候，只能放放了。一个月过去，在韩国狂飚疯舞的火红看台上，我发现了和平壤体育场的大型团体操惊人一致的某些东西，跳进火海中烧灼的忘我和亢奋。就像一个中国电视记者在韩国球赛现场说：我感觉他们不是在喜欢足球，而是热衷于一种齐心协力。
　　六月的报纸上有一篇小消息被我注意到，朝鲜没有转播这届世界杯足球赛，他们的国民不能通过电视屏幕了解世界上有这个热血沸腾的赛事，但是，三八线上驻防的朝鲜军人听到来自韩国一方的欢呼，应当猜测到他们的族人胜利了，他们也随着呼喊，这时候的呼喊绝对是非军事行为。同在这一个月里，还发生了朝鲜人冲进外国驻中国使馆，朝韩双方海上军事冲突等等。随后，报上说，韩国农业部表示，在目前局势下，将不可能向朝鲜运送三十万吨剩余大米，信息和交通部推迟援助朝鲜建造移动电话网的谈判。我算了一下，三十万吨米，平均到每个朝鲜人，大约是十三公斤，可以维持最低生活一个月。而美国也收回了恢复双方高级别对话的建议。上面所有这些，好像和我所要写的并不直接关联。
　　还有，五月五日我们从平壤回中国，眼前这个丹东变得不适应了，人声车声霓虹灯上下跳窜，中国人又回到了一锅滚滚沸腾的火热八宝粥里。在丹东我们去了抗美援朝纪念馆，不止一次听到丹东人讲述鸭绿江上游叫“一步跳”那地方的耸人听闻的传言。
　　斯密达呀斯密达，连今天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亲眼见到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完全清楚，何况其他?
　　二OO二年七月四日
　　(原载《花城》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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