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富国强民的“焦虑”总迫使“小我”融入“大我”的需要之中，个体生命的价值很少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尊重，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急功近利曾使人长期忽略了鲁迅曾经蕴含在阿Q身上的温情。种种历史条件的局限，使得五四以来的历次启蒙运动必不可免地产生出盲点和副产品，生产出新的“偏至”和“遮蔽”。事实证明许多打着“启蒙”旗号进行的运动恰恰与启蒙的本义相违背，有些甚至就是在以一种新的愚昧代替旧的愚昧。在以往表现土改的文学创作中，延续的是延安以来的文学传统，将土改革命视为一种崭新的启蒙运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还一度被当做土改工作手册来阅读，即便有些创作针对土改运动中发生的某些偏颇作了反思，也只是将发生的过错归罪于个人身上，却鲜有作家对那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狂暴进行深入思索，对战时文化心理给文学创作话语自身带来的狭隘局限更少有人涉及。尤凤伟的小说新作《小灯》因此也就显得尤为特出，在叙述由庙堂进入民间的过程中，从人性深处的实利主义倾向和恶魔性因素的角度，对革命启蒙神话作了全新书写。从创作的意图来看，尤凤伟的创作还是对某种“遮蔽”的“去蔽化”。与华丽的辞藻和奇变怪异的叙事相比，尤凤伟显然更乐意沉浸于思想探索的“发现”。在《关于〈小灯〉》中，尤凤伟说，“时代进步了，当代作家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一种可能。”1“重新审视”的可能在尤凤伟那里绝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几年前的旧作《合欢》，虽然使了障眼法，用凄婉的爱情故事作了主线，但独特视角已经显示了《小灯》雏形的孕育。
　　在《小灯》里，前来领导小村土改的杨队长，其话语代表的是来自庙堂的意识，小村的民众则是被庙堂意识所关注的民间。杨队长的到来意味着两个世界的碰撞，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也就开始走上了被改造的历程。小说以土改动员大会开篇，杨队长发动村民批斗地主恶霸时的对话，最明显不过地体现了两种文化意识的对立。“有地有房有牲口就是反动派吗?”针对小村人的疑问，杨队长斩钉截铁地回答，“那当然了，那都是剥削来的呀，剥削就是罪恶呀，就是反动呀。”杨队长的话由一连串简短的判断句组成，断然而不容置疑，在“财产”、“剥削”、“罪恶”与“反动”之间遽然划上的等号，造成了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向人逼压而来，根本就不给人以任何独立思索的余地。富有霸气的线性思维，正是杨队长代表的革命启蒙话语的特色。问到地主是否有血债时，强调“压榨就是欺负”；针对胡发“那不是抢么”的疑问，启发他说，“不是抢，是剥夺，土地本来是人民的，被他们强占了去。现在我们闹土改，就是土地还家。”以“压榨”代替“欺负”，以“剥夺”代替“抢”，词语的置换与其说是革命启蒙的标志，不如说是使人性恶俗欲望的爆发获得了合法性的外衣。
　　杨队长代表的话语根基于阶级差别和仇恨的先验设定，他来到小村中进行的“革命启蒙”活动，自命为贫苦受难民众的代言人，做的却是先验设想的实验，或者说是为达到“革命”的目的而采取了与最初的人文设想根本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方式。于是土改大会发动的失败，杨队长启发诱导也就具有了双重的象征意义。第一次的会议是杨队长一个人的独白，高高在上的庙堂意识将其他可能的声音挤压掉了；只有当杨队长来到村民家中，试图让村民表达他们自身的愿望时，在他的话语之外才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同时也就出现了两种话语的交锋。胡发认为自己的“穷”是“因为残废不能劳动”，杨队长却硬要引导他将贫困归因于阶级差别。“穷是因为受到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呀，封建制度和反动派是罪魁祸首。”话语的错位向来被放置在先进与愚昧落后的层次上理解，却从没有人质疑其合法性。杨队长的话语或许显示出某种教条气，但这并非小说关注的中心，村民思想表达方式的被改换突显出来的是教条化的革命话语之于人性变化的意义。但村民并不因接触了几个新词汇就改变了既定思维模式。胡发穷得叮当响，是小村最穷的人，可他并不因“不是抢，是剥夺”的教育而认同新的生存方式。“俺不要不义之财。”胡发的话彻底击碎了杨队长的期待。民间的话语在“义”与“不义”的层面上判断自身的合法性，而杨队长代表的话语力量却是在“本来”的意义上进行启蒙，二者之间的错位使得庙堂意识在第一个回合中丝毫没能渗透到民间社会中去。与以往此类题材的创作不同，《小灯》以底层民众自身话语，表达出了与主流意识不同的意念。
　　小村里虽然存在阶层的差别，人际关系却并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胡有言打过人，只是打他自己的老婆；长工胡起宝在斗争会上被点名上台揭发胡有言时，借助胡顺旁观者的视角，道出胡起宝懒得很，“鸡叫三遍都不起来，后来胡有言不想要他了，他又央求留下。”胡顺充当了故事内全知叙事者的角色，胡起宝对胡有言没有仇恨在胡顺那里以知根知底的身份叙述出来，自然更让人可信，同时又与台上批斗形成了张力，使之成了强权压力下进行的表演。胡起宝指控胡有言的两桩罪行：不给吃好的和曾经打了他一耳光，根本构不成阶级仇恨和斗争的条件。小说同样借助胡顺这样一个知情人，说明胡有言平时过日子最“抠门”，“净吃粗粮，菜里也没肉”，用胡顺的话说就是“不吃不喝，攒钱买地”。自己也是如此过活，长工的只吃粗粮自然也算不得什么大罪过。胡顺揭发胡有德的罪过更轻微，只因其没有借护耳给他戴。借助在杨队长眼里是没有开展起来的失败的批斗会，作家在读者面前描述了小村独特的社会环境，并以此将革命启蒙话语自以为是的偏颇给予了充分的揭示。
　　作家继承了鲁迅以来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优良传统，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尤其是像胡顺那样的底层农民，身上都带着阿Q的身影。听到土改可以分东西时，胡顺想的就是要弄回一只猪杀了全部自己吃，赶在分浮财前从各地主家里“借”来了皮袄和帽子，想着靠革命发财。胡起宝在批斗大会上，并不按照人们期待的去批斗胡有言，而是径直走到村里的外姓人面前数落他的“罪恶”，表露了村民欺软怕硬和狡黠的个性特征。胡顺之所以率先揭发胡有德，纯粹是为了报答被杨队长看重的“恩情”，要“对得起”人家。正是这种心情使他在“借”了地主家的衣物后，始终惦记着如何兑现替他们“说话”的应承。由于没向胡有德“借”过财物，不存在是否“对得起”的问题，胡顺在批斗会上就指责了他。会后小灯在街头将一副很好的“护耳”交给胡顺，让他想起平日里小灯的好处，还有与胡有德没有什么过节的事实，增添了原有的负疚心，促使报恩思想本来很重的胡顺在小村就要像河口村那样变成革命狂欢的祭台时，打开了囚禁“敌人”的房门。于是也就出现了“土改运动当中的一个例外，人性之光在瞬间微弱的一闪”2。国民劣根性并非作家的目的所在，与社会问题小说相比较，尤凤伟独特的手法是将国民的劣根性做了还原，不再剥离出来单独给予批判。二元对立的战时思维向来将人的“先进性”与所谓“落后”的“封建”的特性分割得一清二楚，这也是土改或革命文学创作固有的思维定式。在《小灯》中，尤凤伟却打破了这一分界，将“人性微弱的闪光”还原到民间的原生态中去。回到民间，在民间的立场上重新进入曾经的历史，这是近来一段时期文学创作中愈来愈活跃的审美倾向，自然也是《小灯》最为迷人的特色。民间意识的审美特征，就是自由自在和混沌不可分，人性的美好与国民的劣根性或污秽杂糅并存，这一点在胡顺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回到民间，立身底层意识，并不意味着认同，而是换种视角，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反思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人情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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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话语的角度进行“启蒙”遭遇的失败，使杨队长决意带领村人到邻村取经。叙述河口村学习经过时，作家有意采取双轨并行的策略，使文本自身产生了内在的对话效果。被村民用棒打死的李福违背自己的意愿，将一个硬要到敌人的碉堡里搞情报的人送了去，结果那人却被敌人发觉并处死，这就成了李福通敌出卖革命的罪恶。让胡顺感到震撼的也许还不是事实如何，而是没有人追问事情的真相，一旦认定有罪，成为被革命斗争的对象，为自己辩解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胡顺的姥爷给他讲述的真实情况，在小说文本中对小村其他人的经验行为构成了消解。这种消解在文本的叙述行为中才在读者的面前呈现出来，而在被叙述的文本故事中，胡顺这个“例外”被安排成为得窥事实真相的聚焦人物。两种经验的内在对话，对话的作用不仅在于将革命话语与实际行动的脱节，或者说人文话语被在非人文的层次上实践的情况给予了微妙的表现，也将遮蔽历史原生态的帷幕撕开了裂缝，将历史的本真面目或者说让人无法回避的“例外”呈现在读者面前。
　　村民的斗争激情很快在河口村人的榜样下沸腾起来，真正的动力却并非是来自仇恨，而是人性原始欲望复活，或者说是被以杨队长代表的力量有意识地煽动起来。“特别是看到人家在斗争胜利之后得到的胜利果实，观摩了河口村之后就耐不住热血奔腾了。”既然民间不能乖乖听命于庙堂意志，他就转而以激发人的原始欲望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并且将土改斗争直接与个体利益挂钩。“咱们的政策是谁斗谁分，不斗争的什么也得不到，土地、房屋、牲口、浮财，啥也别想得到。”为了使批斗大会按照被设定的程序进行，杨队长还特别寻找来一些嗜杀的屠户。权力与人性原始欲望的逐步结合，从河口村回来的小村人也就营造出了宣泄人身上隐藏着的恶魔性因素的温床。所谓恶魔性因素，“它是指一种宣泄人类原始生命蛮力的现象，以创造性的因素与毁灭性的因素同时俱在的狂暴形态出现，为正常理性所不能控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理性的增长，它往往被压抑，转化为无意识形态。在人的理性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天才的艺术创作过程，某种体育竞技比赛活动，各种犯罪欲望或者性欲冲动时等等，它都可能出现。它也会外化为客观的社会运动，在各种战争或者反社会体制、反社会秩序以及革命中，有时也会表现出来”3。民间本来就是理性比较薄弱，而生命原始欲望占据主要地位的生存区域，在没有外界力量渗透的情况下，其调节系统可以实现自身的平衡，一旦有了庙堂这样强有力的对象以诱导的方式介入，其被诱发方面的力量就会呈现出畸形的爆发。原有的愚昧与新的偏执汇合在一起，在完成历史大改造的过程中“非理性”的生命蛮力也就实现了毁灭与新生的狂暴转变。注意人性之光照耀下显露出来的，使人性日益走向狭隘和偏执的阴影，这才是作家描写“微弱的人性闪光”的真正意义所在。
　　
　　12尤凤伟：《关于〈小灯〉》[J]，《中篇小说选刊》2003年第4期。
　　3杨宏芹：《试论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恶魔性的意义》[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附：
　　小灯
　　□尤凤伟
　　
　　杨队长说：“现在开会。来的人都是工作队和贫农团依靠的骨干分子，今后胡庄的土改运动搞得好与不好，就看大家的了。”
　　胡顺向四下看，看到的都是村里最穷的人。有的在抽烟，有的在掏耳窝，还有的不住地咳、吐痰。满屋子都是烟，烟味儿刺鼻，连抽烟的人都受不了，跟着一起咳。咳完了接着再抽。
　　杨队长也咳了几声，止住后又说下去：“现在全国的解放区都在搞土改，搞清算，这是革命，是穷人革富人的命。在战场上，穿国民党军装的是敌人，在农村富人就是敌人。我们的子弟兵在前方消灭敌人，我们在后方消灭敌人。都是革命，都是打仗，仗能不能打好，能不能取得胜利，关键看我们的觉悟高不高，斗争性强不强。这个道理大家懂不懂啊?”
　　“懂。”胡顺顺口一喊，喊完才发现声音孤零零的，他缩了缩脖子。
　　“你叫什么名字?”杨队长眼光对上了他，问。
　　“胡顺。”
　　“是贫农还是雇农?”杨队长问。
　　“雇农。”
　　“好，好，还是雇农群众的觉悟高啊。”杨队长赞扬说，又问，“胡顺同志是民兵么?”
　　“不是。”
　　杨队长转向身旁的民兵队长胡起玉说：“胡起玉同志，为什么不吸收胡顺同志这样苦大仇深革命热情高涨的人加入民兵队伍呢?”
　　胡起玉一时答不上来，伸手摸了摸脖子，后自言自语说：“是呀，咋就把他给忘了呢?”
　　屋里一阵哄堂大笑。
　　“好了，大伙严肃点。”杨队长制止说，“现在我宣布，吸收胡顺同志为胡庄民兵营的民兵。”
　　笑声又起，不过这次是稀稀落落的。
　　胡顺没想到头一回开会就给工作队留下了好印象，还立马当上了民兵。他想等散了会就让胡起玉给他发枪。有了枪就不一样了，不仅威风，还能偷偷到山上打兔子、打山鸡，过年就有肉吃了。
　　杨队长又说：“现在，我们进行土改的第一步工作，排查村里的斗争对象。划清阶级阵线。大家都是本村的人，谁是富户，谁是恶霸都心中有数。”
　　“要排出多少人呢?”有人问
　　“有多少就排出多少来。”杨队长回答说。
　　“富户的标准是啥呢?”又有人问。
　　“这个嘛……”杨队长被问住了，样子有些恼，抬高声音说，“这没有定规，各地有各地的情况，比比看嘛。比方一群猪，哪几头个大哪几头个小不是一眼就分出来了吗?”
　　“杨队长说得对，一个村的人，谁家有谁家没有，都摆在那儿。我看先拣最大最肥的，一路往下挑。”说话的是贫农会会长胡起生。
　　胡顺心想自己被杨队长看重，又让当了民兵，得对得住人家，表现积极点，他打头炮，说：“我提一户，胡有德家。”
　　“嗯，好。”杨队长赞许地朝胡顺点点头，问：“他家里有多少地呢?”
　　“八十多亩。”有人替胡顺回答。
　　“雇工么?”杨队长问。
　　“那还用说，长年雇两个伙计，农忙时再雇帮工。”
　　“有几头大牲口?”
　　“两头骡子，一头驴。”
　　“房子呢?”
　　“十几间大瓦房。”
　　“足够足够了。真正的‘大肚子’啊。”杨队长边说边搓手，有点摩拳擦掌的模样，又说，“胡有德就是反动派，是敌人。是我们的斗争对象。”
　　“有地有房有牲口就是反动派吗?”
　　“当然了，那都是剥削得来的呀，剥削就是罪恶呀，就是反动呀，对了，胡有德身上有血债没有?”
　　“血债?”
　　“他杀没杀过人。”杨队长问，“他杀过人没有?”
　　“没听说他把谁杀了。”
　　“没杀过人，那么逼没逼死过人?比方谁借了他家的钱粮，他逼人家还，把人逼死了。这类事。”
　　“也没听说有这类事。”
　　“大伙一块想。这样的事，不要漏过去。”杨队长说。没人吱声，一片吧嗒吧嗒的抽烟声。
　　“胡有德放高利债么?”杨队长又问。
　　“放。”胡起玉回答，“富户个顶个放债。”
　　“几分的利?”
　　“不一定，三分是它，四分是它，五分也是它。”
　　“你们都借过他的钱吗?”杨队长眼向四下转转。
　　“……”没人应声。
　　“不要害怕，都是老皇历了，不做数了。”杨队长说。
　　“借了。”
　　“借了。”
　　“借了。”
　　“这么高的利也敢借呀?”杨队长摇摇头。
　　“遇上过不去的事，不借咋办哩。”
　　“可借了咋还呢?”杨队长问。
　　“还上就还上，还不上呗，有啥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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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主要是逼债呢?”
　　“逼?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有人说。
　　又是一阵大笑。
　　静默了一会儿。
　　“好了，胡有德，定了。下面再提。”杨队长说。不知怎么，胡顺提了胡有德后有些后悔。自己一张口，胡有德就成了反动派，要被斗争清算。他闭了口，不想再提别人了。
　　可他开了头，后面就提开了。他低着头听。
　　“我提胡有言。”
　　“他家有多少地?”
　　“六十多亩。”
　　“房呢?”
　　“四合院六间大瓦房。”
　　“牲口呢?”
　　“一头骡子，一头牛。”
　　“放高利债么?”
　　“放。”
　　“有血债吗?”
　　“没听说过。”
　　“他压榨人么?”
　　“啥叫压榨?”
　　“压榨就是欺负，他打过人没有?”
　　“打过。”
　　“打过谁?”
　　“打他老婆。”
　　哈哈哈……
　　“不许笑，不许笑，这么严肃的阶级斗争，咋能笑得出来?!”杨队长的脸变了颜色。后来被烟呛咳了，咳了好长时间才止住，他向农会会长胡起生使个眼色。胡起生便站起来代他主持会议。
　　“再往下提吧。”他开门见山说。
　　
　　“我提胡建全。”
　　“中。”胡起生点点头。他自是知情的，用不着像外乡人杨队长那样地多少、房多少一一问了。
　　“我提胡树召。”
　　“中。”
　　“我提胡起成。”
　　“中。”
　　“我提毕子通。”
　　“中。”
　　“我提胡安福。”
　　“中。”
　　“……”
　　提来提去，总共提出十一户人家作为清算对象。这是胡顺扒拉着指头数出来的。
　　吃了早饭——地瓜干、咸菜、凉水，胡顺妈说：“顺子，今个是召村集，去卖筐白菜吧。”
　　“不去。”胡顺说。
　　“快过年了，卖点钱也好买年货呵。”胡顺妈说。
　　“今年不用买，有送上门的货。”胡顺说。
　　“有送上门的货?”胡顺妈问。
　　“肯定。”胡顺说。
　　“谁给送?”胡顺妈问。
　　“地主老财。”胡顺说。
　　“说疯话。”胡顺妈说。
　　“不是疯话，过两天就天下大变，斗地主老财，分东西，他们家的猪、羊、鸡、鸭也一起分。”胡顺说，口气像工作队队长或贫农会主席。
　　“能这样?”胡顺妈将信将疑。
　　“肯定，被斗户已经定下了，我提了胡有德。”胡顺说。
　　“能分胡有德?他可是咱村头号‘大肚子’啊。”胡顺妈问。
　　“肯定。”
　　“你提了胡有德，能多分他家东西?”
　　“肯定。”
　　“咱要他家的骡子，那样耕地、驮庄稼、拉磨都不用愁了。”胡顺妈说。想想又说：“要了骡子还能不能要别的呢?”
　　“肯定。”
　　“那就再要一头肥猪，过年杀了，卖一爿，吃一爿。加上下水，年就好过了。”胡顺妈昏花的老眼闪出亮光来。
　　“卖啥哩。不卖，全留着自己吃。这遭不把肉吃够了不算完。”胡顺说着咂了咂嘴好像香喷喷的猪肉已吃在嘴里。
　　“败家子，哈。”胡顺妈咧嘴笑了。
　　正说着分东西的事，院门被人推开，胡顺看见的是工作队杨队长和队员小陈。便赶紧迎上前去。
　　小陈说：“胡顺同志，杨队长要在村里访贫问苦，他不要别人带路就要你。”
　　“中，中，中。”胡顺满口应承，杨队长这么看重，叫他受宠若惊，心怦怦跳。
　　“去谁家呢?”胡顺问。
　　“去最穷最苦的人家。”杨队长说。
　　“中，中，中。”
　　一个村里，谁富谁穷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连想也不用想胡顺便把杨队长和小陈领到村边的一个场院屋。这是瘸子胡发的家。一进门先看见的是炕上几个挤在一起取暖的小孩子。别看胡发是残废，可生孩子有本事。只是有本事生没本事养，大冬天孩子穿不上棉袄，单衣也破破烂烂的，煨在炕中间，像一窝小猪。
　　除了这群孩子，还有同样穿单衣蓬头垢面的胡发两口子。
　　屋里连条坐人的凳子都没有，惟一能坐人的地方是炕，而炕已被那群孩子占得满满的。
　　胡顺抱歉地朝杨队长望望，又转向胡发说：“你俩不出门不晓得，这是工作队的杨队长和小陈，来你家访贫问苦。”他用上刚学到的时髦词。
　　杨队长开始工作，问：“胡发同志，家里有几亩地呀?”
　　胡发摇摇头。
　　杨队长问：“不种地靠什么生活呢?”
　　胡发说：“搓草绳。”
　　杨队长注意地往地下一看，看见满地都是稻草秸。
　　小陈问：“胡发同志，你家里生活就靠搓草绳?”
　　胡发说：“她，她隔三差五去要饭。”
　　杨队长神色凝重，问：“这么冷的天出门要饭能受得了吗?”
　　胡发说：“她要出门就把我的衣裳也穿上。”
　　杨队长问：“那你咋办哩?”
　　胡发说：“到炕上叫孩子围着，挺暖和。”
　　“封建制度害死人!”杨队长凝重地说，又转向小陈说：“你记住，分浮财的时候，一定让胡发同志挑一件皮袄。”
　　小陈点点头，说：“好，穿上皮袄要饭就不怕冷了。”
　　杨队长不满地瞅了小陈一眼说：“斗倒了地主还要啥饭哩?!”
　　“对，对。”小陈赶紧承认错误。
　　杨队长环顾一下草屋，见一处屋角还露着天，叹了口气，停停转向胡发问：“胡发同志，你知道你为什么受穷么?”
　　“知道。”胡发说。
　　“说说。”
　　“因为残废不能劳动。”胡发说。
　　杨队长怔了一怔，接着摇起头，说：“不对呀，胡发同志，你穷是因为受到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呀，封建制度和反动派是罪魁祸首啊。”
　　“胡发，咱们受穷是因为受富人的剥削呀。”胡顺说，说完又看了杨队长一眼，杨队长和小陈轻轻点了点头。
　　“富人剥削俺们穷人?”胡发疑惑地问，“他们咋剥削?”
　　“他们把土地租给穷人，让穷人拿地租，还有，雇农民给他耕种这就是剥削呀。”杨队长说。
　　“要是地主不租地给穷人，穷人没地种，那咋办哩?”胡发问。
　　“不租他的地，分他的地。”小陈说。
　　“分地?那不是抢么?”胡发问。
　　“不是抢，是剥夺，土地本来是人民的，被他们强占了去。”杨队长开导说，“现在我们闹土改，就是土地还家。”
　　“地是人家花钱买的，有地契……”胡发还是不太清楚土改的做法。
　　“地契算个啥，是一张纸，烧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小陈说。声音里透出不满，他是恨铁不成钢。
　　“胡发，你想不想分地呀!”胡顺质问说。
　　“分了地我也没办法种呀。”胡发说，“分了地能不能卖呢?”
　　“不成。”小陈回答说。
　　“那我就不要。”胡发说。
　　“那你想要啥呢?”胡顺问。
　　胡发想了半天，后摇了摇头，说句：“俺不要不义之财。”
　　出了门，杨队长的脸色很难看，胡顺心里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件对不住杨队长的事，本来想把杨队长领到最穷的人家，却没料到碰上胡发这么个不知好歹的犟孙头，惹得杨队长不高兴。
　　“还……”胡顺小心翼翼地问。
　　杨队长点点头转向小陈说：“胡发同志的糊涂观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对发动土改斗争非常不利，必须加强引导教育，让他们明白一个根本问题：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
　　小陈使劲点着头。
　　胡顺又带杨队长和小陈去了三户人家。而后松了口气，因为这三家除了一家有胡发那样的糊涂观念外，其余两家都赞成对地主进行清算斗争，那个叫胡义的还有点等不及，说要清算就得尽早，最好赶在年前，因为这样就能过一个富余年了。
　　见杨队长脸上露出喜色，胡顺那颗提起来的心也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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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民兵的胡顺自然要尽职尽责喽，那就是夜里在村街上巡逻，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开始他很有一种威风感，将发给他的那杆三八大盖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提着，看见街上流窜的猫狗便端起枪瞄准，随后嘴里发出“叭”的一响，然后咧嘴一笑。他觉得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舒心过。当然了，也有不受用的方面，那就是冷。已进到腊月里，天寒地冻，加上身上衣裳单薄，肚里饭食欠缺，更是难以忍受，实在难捱就在街上跑步起来，嘴里默念着出操步点：一二一、一二一……
　　跑动中他忽然心里一念，与其这么活受罪，不如想点办法。他想起那句叫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话，既然很快要把富户的财产没收分给穷人，那么自己为啥不能先拿来享用一番?他想起杨队长那天说的分一件皮袄给胡发老婆的话。胡发老婆穿得，自己也穿得嘛。
　　想定，就来到财主胡有言家门前，这时天已擦黑，模模糊糊能看见紧闭的两扇大门上贴着的对联，他知道这是去年过年贴上去的。他推了推门，没推开，就用枪托子击了几下。
　　“谁呀?”他听出是胡有言本人。
　　“胡顺——民兵。”他压低声音说。
　　门开了。胡有言立刻点头哈腰起来，细声细气说：“是胡顺兄弟呀，有事么?”
　　“看看。”胡顺说着踏进门槛。
　　进了院子，跟进来的胡有言又问句：“兄弟有事只管说。”
　　“进屋里说。”胡顺说。
　　“进屋进屋。”胡有言赶紧把胡顺让进屋里。
　　进屋胡顺头一个感觉是暖和了，再就是闻到一股香喷喷的饭菜味儿。他看见，胡有言一家子围着一张饭桌在炕上吃饭。有胡有言的白发苍苍的老娘，他老婆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看见他，所有人都停下咀嚼，瞪大了眼盯着胡顺背在肩上的枪。
　　胡顺注意的是饭桌上一筐白面馍和一盆大白菜猪肉粉条，都冒着热腾腾白气，胡顺不由咽了一下口水，肚子跟着叫起来，全村都知道胡有言过日子最最“抠门”，除了过年过节，平常一直吃粗粮，菜都很少吃。他想胡有言开始不过日子了，一准是清楚很快便要被清算，于是就胡吃海吃了。
　　“大兄弟，你吃饭了吗?”胡有言老婆问。
　　“这么早就吃饭吗?”他这么说的意思自然是没吃，事实上他已经吃过了，还是不变样的地瓜、咸菜、凉水。
　　“上炕一块儿吃吧。”胡有言老婆说。
　　胡顺看看四周，从肩上取下长枪立在墙角，做出一副客随主便准备开吃的架势。他认为摆在眼前的好饭食不能不吃。理由是他太想吃了。他自己拉不动自己。
　　胡有言老婆赶紧吆喝几个孩子往后退，给胡顺腾出地方。
　　胡顺坐下了。他在心里安慰自己：以前来他家从来不嚷嚷叫他吃饭，如今叫他吃，还这么客气，还不是因为要土改了，穷人变香了。土改早就该来了呀，干嘛要等到今天呐。
　　“胡顺兄弟，喝盅酒?”胡有言还是细声细气的。
　　胡顺这才看见饭桌上摆着一个酒壶还有一个酒盅，不用说胡有言在享受。
　　“中。”他说。
　　胡有言老婆拿来一个酒盅，胡有言给斟上酒。
　　“干了这一盅。”胡有言举起杯在眼前晃晃，喝了。
　　胡顺也喝了，一喝便觉出是好酒。
　　“吃菜吃菜。”胡有言让道。
　　胡顺从菜盆里拣一块大白肉，送进嘴里，嚼得满嘴是油，香得浑身打颤，连气都喘不匀了。
　　尔后他就不用胡有言让了，自斟自饮一盅酒一口肉地吃喝起来，似入无人之境。风卷残云般将满桌的饭菜一扫而光。最后打了一个饱嗝，可谓酒足饭饱矣。身子热烘烘的，像披了一件羊皮大衣。
　　“要土改了，知道不?”胡顺蹦出这么一句话来。
　　“知道。”胡有言闷声说。
　　“你怕不怕?”胡顺问，瞅瞅立在墙角上的那杆枪。好像那就是土改。
　　“咋不怕?”胡有言也随着胡顺的眼光瞅瞅那杆枪。
　　“你后悔不后悔?”胡顺又问。
　　“后悔?”胡有言不解，收回眼光看着胡顺的脸。
　　“后悔以前那么过日子，不吃不喝，攒钱买地呀。”胡顺又打了一个饱嗝。
　　见胡有言不吱声，胡顺叹口气说：“后悔也晚了。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顺子，帮帮俺吧，帮帮俺吧。”坐在炕角上的胡有言的老娘哀求说。一副要哭的样子。
　　“兄弟，你是工作队的积极分子，你说话管用呵。”胡有言说。
　　胡顺心想：胡有言也知道我是土改积极分子，看来全村都知道了。他挺高兴，满口应承说：“中，中，中，到时候我在杨队长面前说说你家的好话。叫他相信你是好人。斗争时留点情面。”
　　“谢谢你了顺子。”
　　“谢谢你大兄弟。”
　　“兄弟谢谢你啦。”
　　全家恨不得给胡顺磕头作揖。
　　胡顺醉醺醺的，可头脑还算清醒，他记起自己担负的职责，便起身从墙角捡起枪，提溜着摇摇晃晃地往外走。走到院子，一阵夹雪的冷风迎面扑来，使他打个寒颤，这时他才恍然想起自己来胡有言家的目的，他停下脚步，转身对送他的胡有言两口说：“这样的天气站岗冻死人呵，借，借我件衣裳穿。”
　　胡有言两口像没听见，眼对着眼看。
　　“家里有皮袄么?”胡顺开门见山，“借我穿穿。”
　　“呵，有，有。”胡有言说，说毕冲老婆说：“快回去拿来。快回去拿。”
　　等胡有言老婆的时候，胡顺安慰胡有言说：“反正你家的东西早晚都要充公，给谁还不是给。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说的是，说的是，给大兄弟最好。”胡有言忙不迭地说。
　　胡有言老婆抱出一件皮袄，递给胡有言，胡有言又递给胡顺，说：“天可真冷，快穿上吧。”
　　胡顺把枪用两腿夹住，穿上厚重的皮袄。
　　出了门。
　　走在街上，胡顺不由在心里念叨着：土改好啊，土改好啊，可没过多久他就警醒起来，要是让人看见他穿了皮袄，准会起疑心的。他胡顺能有这么好的衣裳，谁会相信呵!那就露马脚了。杨队长在会上说过积极分子要和地富划清界限，不能贪财贪色，被人家拉下水。想到这儿，他的心怦怦跳起来。
　　还给胡有言吧。他转过身，一步一步朝胡有言家走去。
　　又停下来，没别的，他太舍不得这件皮袄了。有了它，就不知冷是啥滋味儿啦。多好啊。
　　他重新起步，朝自己家门口走去。
　　再出门的时候，皮袄就不在身上了。已经消了酒，比原先更觉冷了。
　　“他妈妈的。”他骂了一声，想，“闹革命这么受罪，可是不对头的。”
　　也是急中生智，胡顺心中又生出主意：皮袄太显眼，穿不出去，那就要棉袄、棉裤，穿在破衣裳里面，谁也看不见的。
　　对头。
　　他走到胡树召家门口，敲了门。
　　也是适得其时，就在胡顺把自己“武装”起来不久——从胡树召家“借”了棉衣，从胡起成家“借”了一双大头鞋，从毕子通家“借”了一顶狼皮帽——村里的清查斗争便开始了，就是说赶在分“果实”之前，胡顺已提前“借”到手了。他自是晓得这是有借无还的。他心里很是得意。
　　“开会啦，开会啦，斗争地主富农大会，大伙都得去，大伙都得去……”街上几个背枪的民兵用手做个喇叭不住口地吆。其中有新民兵胡顺。
　　会场在十字街口。临时搭起一个台子。往年过年的时候也在这里搭台子，唱大戏。
　　开会。真是希罕事，从古至今好像没人召集全村人在一起开过会。这新鲜事使全村人都轰动起来，好像捅了马蜂窝，到处都议论纷纷。不一会儿，差不多所有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从家里出来，走到街上，互相打着招呼向村中间走去。
　　台子前早集聚了一堆人，是先到的男人们，穿着清一色的黑衣，抽着清一色的短竹管烟袋。他们一边谈话，一边咳嗽、吐痰，抽完一袋，接着又小心地从挂在腰间的小皮荷包里掏出一小撮烟末，把它装进黄铜烟锅里，然后用火镰在火石上敲出火星，把燃着的火绒按在烟锅上，有滋有味地抽起来。要是谁带来的是上品的烟叶，他的烟袋就会在人中间传来传去，每个人都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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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在男人后面的是女人们，女人永远顾惜时间，开会也从家里带来针线活，有的拿着小木块捻麻线，有的用已经捻好的麻线纳鞋底，居然还从外村赶来些小商贩，在人群后面叫卖干枣、麻糖、花生米之类的东西。孩子们眼巴巴地围着，馋得不行的样子，可没几个人肯出钱去买。
　　吆喝完了人，胡顺和其他几个民兵一起站在人群后面，任务是放哨，防止有人破坏斗争清算大会。胡顺看见工作队杨队长，民兵队长胡起玉，农会会长胡起生，他们站在台子上说话，像在商量事情。会场嘈杂，听不见他们说的是什么，但肯定是与斗争会有关，村人都知道，眼下的胡庄，这三人掌管着生杀大权。
　　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四下观望，很快便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民兵将斗争对象押解到会场上了。他们像演戏的角色一样，从后台上去，又从出台口出来，然后被民兵扒拉着在台上站成一排。都是一个村里的人，平日抬头不见低头见，都认得。胡顺端量一下，就是那次开会积极分子提出的那些人。当然也有他提的胡有德。也许觉得与他有瓜葛的缘故，他的眼光先盯着胡有德。胡有德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平日的体面样子也不知到哪去了。低着头，弯着腰，不住地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鼻涕。接着胡顺把眼光又投向胡有言，胡有言个子很矮，站在胡有德旁边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显得可怜兮兮的。他自然而然想起那天在他家吃饭时胡有言央求关照他的话。当时他应承了，是从心里应承的，现在胡有言站在台上等着挨斗，胡顺心里还想着自己的应承，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从老辈起就有那句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话。可他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帮他。他觉得不仅对胡有言对站在台上的另外一些人也都应该相帮，前几天他去他们家“借”东西，个顶个都是爽爽快快的。没人说个“不”字。有的，比如胡起成，“借”他的棉鞋他还问问要不要袜子，边问边往他手里塞。他觉得他们都挺可怜的，能帮则帮吧。
　　正式开会后场子静下来，先是杨队长讲话，他代表人民政府做动员，内容与胡顺在积极分子会上听到的差不多，土地呀、雇工呀、高利贷呀，九九归一，农民所以受穷受苦全是因为受了财主们的残酷剥削。因此，现在由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替穷苦百姓做主，向地主老财这些罪人进行清算，进行控诉，把心中的苦水倒出来，彻底翻身。
　　杨队长动员完毕，农会会长胡起生宣布控诉开始。
　　会场又一次鸦雀无声，人们大眼瞪小眼，没一个站起来控诉。
　　胡起生有些焦急，眼光向台下四扫，不住声地吆：“谁打头炮，谁打头炮!”
　　“大伙不要有顾虑，有杨队长和工作队撑腰，啥也不要怕的。”胡起生说。
　　还是没人上台。
　　“不要等了，不要等了，大家要积极投入斗争，不要等了，不要等了。”胡起生急得都不知该怎么说了。
　　有一个人走到台前。是民兵队长胡起玉，他本来就在台上的，杨队长讲话时他和胡起生坐在后面的板凳上，见群众不响应，他就自告奋勇站起来救场了。
　　胡起玉向前斜背着一支带皮套的短枪，他把手按在枪上，显得既威武又潇洒。他开始讲话：“乡亲们，我们的时机到了，大伙想想我们是怎样受欺负的，地主富农们抢走了我们的土地，打我们、踢我们，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我们有政府和工作队做靠山，大伙把苦水倒出来呀!血债要用血来还。”
　　大伙本来以为胡起玉站出来要控诉，没料到还是在做动员，大伙恍然大悟了，胡起玉并不了解村里的多少情况，因为他小时候一直住姥娘家，后来又在外村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前几年老婆跟一个卖布的贩子跑了，他才回了村。他能知道个啥哩。
　　胡起玉见还是没人上来，又接着说下去：“早先地主老财看不起咱们，把我们当成牲口，当成猪狗，只有今天我们才能站起来说话，大伙瞧瞧吧，这村子现在是我们的了。”他把手一挥，在眼前划了一个很大的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打倒了财主我们就能富裕起来，有土地、房子和牲口，当家做主能过上好日子。”
　　他说得朴实而且明白，也都是事实，没半句是谎言，外村土改的情况早已传到村里，都清楚土改怎么搞法，许多地主被打死了，土地房屋及家具、家财都分给了穷人。胡庄肯定也要这样的。
　　可还是没人动，没人说话。
　　“说吧，谁来揭发这些家伙犯下的罪?”
　　还是无声。
　　“胡起宝，你上来说。”胡起玉用手往台下一指。
　　“胡起宝你不是给胡有言当过好几年长工么?你不是老是在人前抱怨他吗?你上来控诉他。”
　　“我……”胡起宝犹犹豫豫地站起来，用手摸头上的破帽子，身子没动。
　　“上来!上来呀!”
　　“胡起宝同志，大胆一些嘛，我们工作队给你撑腰!”杨队长站起来向他招着手。
　　胡起宝从人堆里走出来，耷拉着头向台前走去，看那神情，好像挨斗的不是胡有言，而是他。胡起玉从台上伸手把他拉上去。
　　胡顺看呆了，他不晓得胡起宝会怎样来控诉胡有言。按辈分胡起宝该叫胡有言叔，还没出五服。胡起宝给他扛过活不假，可胡起宝懒得很，鸡叫三遍都不起来，后来胡有言不想要他了，他又央求留下。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胡起宝不揭发胡有言，而是冲着毕子通，他指着毕子通大声嚷嚷：“毕子通你知道你犯了啥罪么?你说你说!”
　　毕子通满脸惶惑。
　　“你不说我告诉你。”胡起宝把手往下一挥，“你个外姓人，死皮白赖地搬到俺们胡庄，为啥呢?为的是来剥削俺们，卖烧肉赚钱你就卖烧肉，卖瓦盆赚钱你就卖瓦盆，卖鱼虾赚钱你就卖鱼虾，你他妈的心眼鬼着哩，变着法儿赚俺们的钱。赚了钱就一亩一亩地买地，一头一头地买牲口，还给儿子一房一房地娶老婆，好事都叫你得着了，你说你的罪过大不大呀!”
　　“罪过大，罪过大。”台下有人回应。却是稀稀落落的，又惹得人们一阵笑。
　　杨队长皱起了眉头。
　　“起宝，你揭发胡有言吧。你了解他。”胡起生引导说。
　　“中，我揭发。”胡起宝将身子侧向胡有言，说：“叔，你听着，我给你扛活，累死累活，可你总是不满意，逼我干这干那，一点不爱惜我的身子，饭食也不好，家里有那么多麦子，不吃，都拿到集上卖，净吃些粗粮，菜里也没有肉。弄得我肚子整天咕咕地叫，像里面装了一窝蛤蟆。”
　　“哈哈哈!”全场哄然大笑。
　　“在一次，你还抬手打我耳光!有没有这么回事，你说!”胡起宝质问。
　　“有。”胡有言承认。声很细小。
　　“大声点说。”胡起生朝他厉声吆。
　　“有。”胡有言抬高声音答。
　　“胡起宝，揍他!扇他耳光!”下面有人喊。像故意起哄。
　　胡起宝大步跨到胡有言身前，把手掌高高举起，刚要往下落，又缓缓放下，说：“不行，不行，脸太瘦，到处露骨头，会硌痛我的手。”
　　下面又是一片笑。
　　有人说：“胡起宝，你他妈的是想等着他把脸吃胖了再打吗?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有人说：“胡有言那‘狗食’的，到死也不会把脸吃胖呀。”
　　有人出主意：“打他的腚巴子，腚巴子不硌手。”
　　胡起宝装没听见，对胡有言晃晃拳头，说：“早晚我会收拾你的。”说完跳下台子。
　　又惹得一片笑。
　　“严肃点!严肃点!”胡起玉看看铁青着脸的杨队长，又转向大家喊，“下面谁再控诉。”
　　“……”
　　“你，胡学本，你上来!”胡起玉往台下一指。
　　“我，等等。”
　　“你，胡学全，你上来!”胡起玉把还没放下的手向旁边一移。
　　“我，也等等。”
　　“等等，等等，分胜利果实的时候也等等么?那会分不到的。”胡起玉气愤地说，“咱们的政策是谁斗谁分，不斗争的什么也得不到，土地、房屋、牲口、浮财，啥也别想得到。”
　　 [##]
　　“嗡”的一声，下面议论纷纷。
　　杨队长站起来走到台前，两眼扫扫台下，说：“胡连长说得很对，上级有指示，谁斗谁分。这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不劳动者不得食。”
　　“我揭发!”人堆里有一个汉子站起来，大步走到台前，跳上去。
　　胡顺认得，他是杀巴子胡有增。
　　胡有增是冲着胡起成去的，他先打了胡起成一记耳光。打得并不重，声音像拍了一下手掌。胡起成蹲下了，用手抱住脸。
　　“站起来，站起来。”胡起玉大声命令。
　　胡起成站起来，眼里注满泪水，骇怕地望着胡有增。
　　“你说，”胡有增指着胡起成的鼻子，揭发说，“那年拔完麦子，我捡麦穗捡到你家地里，叫你看见了，非没收不可，你这么贪心，自己吃肉，连骨头也不许别人啃，你说你狠不狠?”
　　“我不对，有增兄弟。”胡起成赶紧认错，抱拳朝胡有增作揖。
　　“你现在知道不对了，知道给穷人作揖了，那时候呢?你眼珠子瞪得有鸡蛋大吓死个人哩。”胡有增说。
　　“我混蛋，我混蛋。”胡起成连连告罪说。
　　“你的罪过不小哩。那年我向你借了两块大洋，刚过一个月，你就要我还，我说还不上，你叫我先还利息。我说利息也还不上，你让我给你一挂猪小肠，我杀一口猪才赚一挂猪小肠，给你我咋办?你说有没有这码事?!”胡有增控诉说。
　　“我不对，我财迷心窍。兄弟，那钱我不要了，不用还了。”胡起成说。
　　“还?美的你，从借那天我就没打谱还，你剥削人，能让你得逞了!”胡有增说，“还有……还有……算了，你的罪过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先说这些，等想起来再说。”
　　胡有增说完从台上跳下来，回到了人堆。
　　胡顺看见台上的杨队长不住地摇着头。
　　胡顺的心噗地一跳，他发现杨队长和自己对上了眼光。果然，杨队长朝他招招手，说：“胡顺同志，你上台来揭发控诉，你行，我知道你行，来呀!”
　　胡顺本来没打算揭发，不仅没这个意思，心里仍想着胡有言让他关照这码事。现在听杨队长点他的将，他知道不行动是不成的。分不到胜利果实不说，还会改变原先留给杨队长的好印象。那就糟了。不成。这么想着他就硬着头皮走到台前，像胡有增那般跳上去。
　　他先控诉胡有德。胡有德是他提名的，且自己没去他家“借”过东西。揭发他是应该的。
　　胡有德是个大个子，挺威风，穿戴也很讲究，像个城里的买卖人。
　　胡顺望了他一眼，心里不免有些打怵。
　　他说：“胡有德你凭着有钱有势，眼睛望天，摆臭架子，不和凡人搭腔。你剥削穷人，自己吃好的穿好的，享受荣华富贵，不管穷人挨饿挨冻。有一年冬天我在街上碰见你，你穿着皮袄，戴着皮帽，保暖得很哩，连耳朵上还戴着兔毛护耳。我觉得新鲜问你兔毛护耳暖和不暖和，你抢白说：‘不暖和戴它干啥?!’我说你摘下来我戴戴试试。我只是想试试暖和不暖和，没别的意思，可你连理都不理，撂腿走了。你说你横不横啊。”
　　“有这码事?我忘了。”胡有德说。
　　“你忘了，我可没忘。”胡顺说。
　　“对不起，可能当时我没当回事。对不起。”胡有德说。
　　“说句对不起就行了，这么轻巧?就凭这一件事，我就不能原谅你。”胡顺说完跳下台。
　　下来后他觉得自己砸锅了，不应该只揭发这么一件兔毛护耳的事就完了。还应该揭发点别的，可自己竟然下来了。杨队长肯定是不会满意的，自己咋这么不争气啊!
　　他脑袋嗡嗡地响，再就啥也听不清了，直到散会。
　　胡庄的清算斗争吃了夹生饭，陷入僵局。情况传到县里，引起县土改工作团高度重视。为尽快使胡庄打开局面，走上正常轨道，工作团指示胡庄的清算暂停几天，立刻由工作队带领积极分子到土改工作先进村庄去现场观摩、取经。接到指示后，村工作队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取经队伍。杨队长亲自带队。
　　胡顺在其中。
　　要去取经的村子叫河口，是胡顺的姥爷家，在胡庄正北八里。汉河连接着两个村子，河堤是天成的道路。
　　队伍列队在堤坝上行进。河水已经结冰，像一块长条白布落在河沙上，蜿蜒向前。雪停了，风很大，顺着河床刮来，扑在人们身上，都冻得瑟瑟缩缩。胡顺倒没觉得怎样，他贴身穿着“借”来的棉袄棉裤。冷风吹不透。惟一冷的地方是头部，他没敢戴那顶从毕家“借”来的狼皮帽，那样太显眼。这帽子毕子通常戴，很轻易就被人认出来，那就麻烦了。违犯纪律会被开除出民兵队伍。他不想这样。
　　因为是顶风行进，速度很慢，一行人好像粘在河堤上。待到河口村前，日头已升上半天了。风送过来一阵阵高昂口号声。这是斗争会已经开始的标志。
　　
　　走下桥头，看见河坝下面有几个人在扬锨挥镢，干得很欢，已挖出一个好大的土坑，有人问挖坑做什么。回答说埋人。又问咋不埋进坟茔里去?人家反问：啥样人都能进祖宗坟茔?
　　胡起玉吆喝起来。人们便不再多问，走下河坝，向村子走去。不用人带路，也不用寻找，口号声把胡庄人引到清算大会会场。同样在十字路口，同样是搭起来的台子。不同的是村大人多，会场一片黑鸦鸦的人群，群情激昂，不停地朝着台子上一拉溜低头弯腰的斗争对象喊叫挥拳。
　　与同来的人相比，胡顺的心情是异样的，因为他对这个村子十分熟悉，每年都来走几趟亲戚，还一度在姥姥家住过两年。对村里大部分人都认识，无论台下斗人的还是台上被斗的。
　　会场的气氛火药味浓烈，民兵的步枪上了刺刀，干部的手枪持在手里，显得杀气腾腾的。
　　胡顺认出，站在台前正被斗着的人是地主李福大。李福大身后是长长的一排。河口村的富户很多，原因是这一带土地肥沃，交通方便，又临海，海产品交易兴隆。胡顺不晓得李福大算不算上村里的首富，只晓得这个人在村里名声不好，他曾多次听姥爷背地里咒骂，说他是个恶霸。胡顺下意识四下瞅瞅，想看看姥爷来没来会场，没有看见。他觉得姥爷是应该来的，因为他恨李福大。
　　此时台上的李福大就像一出戏里的主角，被好几个衣裳单薄破旧的汉子围着，怒不可遏地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斥责。因为风大，话声被风吹向一边，胡顺听不见，他想知道李福大到底有多大罪恶，便向下风头走过去，走到台子侧面的一棵槐树下，他能听见了，听了一会儿晓得李福大正被指控曾犯下的一桩命案：在给小鼻子当伪村长的时候，李福大将一个偷偷跑回家的八路捆起来，送到敌人的炮楼里，结果被小鼻子用刺刀穿了胸膛。控诉他的是被害人的大哥，叫李承宽。住在村子的东头。离台子近了，能看清李承宽痛哭流涕的样子。胡顺想起自己村一个有血债的汉奸，小鼻子投降那年就给抓起来镇压了，可为啥同样有血债的李福大就没遭清算活到今天呢?他很有些不解，便侧了耳朵，仔细听李福大为自己辩解。因他低着头，嗓门又沙哑，听起来很费力，断断续续的。听到最后胡顺才听出个大概。李福大说李承起(那个被日本鬼杀害的人)回来对他说他不想回队伍了，想到炮楼里给日本人做饭。他开始不同意，说危险。李承起说不怕，鬼子不晓他的底细。就这么他就把李承起送到炮楼里。后来他才听说李承起自告奋勇去炮楼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深入敌巢搜集情报。暴露后被小鼻子杀死了。他说他没有责任，鬼子投降后上级找他调查他就是这么说的。但是李福大为自己的辩解是无力的，也没人肯相信他。都相信李承宽说的是事实。认为李福大应该为李承起的死负责。口号一阵响过一阵。李承宽愤怒了，动手揍李福大，开始打他耳光，后来把手握成拳，没头没脸地打。打得李福大趔趔趄趄。不久，其他人也参与了对李福大的袭击，拳头和脚雨点般落到李福大身上，边打边骂。李福大努力不使自己倒下，好像清楚一倒下就没命了。他就像一头被围打的驴子一般又蹦又跳，嗷嗷直叫。台下出现了新的严厉口号：打死他!镇压他!血债要用血来还!好像是个口令。胡顺看见站在李福大身后的一个壮汉扬起一根木棒子，泰山压顶般朝李福大的脑袋劈下，随着一声闷响(不晓是击声还是吆声)李福大直挺挺倒在地上。倒下后完全没有声响，血和脑浆流了出来。
　　 [##]
　　死了。
　　胡顺的喉咙里一阵发咸，生出要呕吐的感觉。这一刻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爷爷，爷爷中年时得了痨病，一直病恹恹地活着，活到七十岁那年不行了。棺材做好了，寿衣放在炕边，就这么还活了大半年。可眼前看见的李福大的死，是那么简单利落，和杀头活猪也差不多。胡顺觉得身上一阵阵地发冷，尽管破衣裳里面有新棉花做成的棉衣，他还是冷得牙齿打颤。他退了出来，离开会场，朝姥爷家走去，他想去那里躲一会儿。
　　只有姥爷在家，姥爷没去参加斗争大会是因为病了，躺在炕上。胡顺告诉姥爷他是来参加斗争会的，来学习。姥爷好像没弄明白，直盯着他看。他又说刚才斗了李福大，把他打死了。姥爷说活该。停停又说，他早就该死了。他想看来李福大不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仇恨他，平时没法子治他，一有了机会就不饶。不过他的思想还集中在那一点：李福大到底有没有血债，那个叫李承起的人的死与他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真是他告的密，那偿命没的说。从老辈子起就有杀人偿命的铁律。
　　他问姥爷：“李福大有人命案吗?”
　　姥爷说：“有，他害了李承起，一个八路。咱村的。”
　　他说：“可李福大不承认啊，说不是他干的，赌咒发誓，嘣嘣的。”
　　姥爷说：“那没有用，人没有承认自己是坏人的，都说是个善人。”
　　他想想又问：“除了这一项，别的呢?”
　　姥爷问：“啥别的?”
　　他说：“就是待人咋样，恶不恶?”
　　姥爷说：“咋不恶。不恶咋全村没一个喜见他的?租地、借钱，租息比别人都高，谁还不上就到人家里去牵驴赶猪、挖粮食，六亲不认的。”
　　他问：“姥爷你借过他的钱吗?”
　　姥爷说：“借过。到期了他叫还。我说还不上，宽限几天吧。连听都不听吩咐伙计把刚下完猪仔的老母猪赶走了。眼见小猪要饿死，没法赶紧凑钱去把老母猪赎了回来。你说他恶不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这不时候到了就有了报应。真是活该。”
　　胡顺不再说什么了。刚才打死李福大带给他的恐惧，也慢慢消退了。
　　和姥爷又说了会话，他觉得该回会场了，要让人看见不在那儿可不好，会批评他对“斗争”缺乏认识。刚要起身，听街门“哐”地一响，表弟一股风进了屋，进屋便吆：“打死人了!”
　　胡顺姥爷说句：“知道，不就是李福大那鸟玩意儿?”
　　表弟分辩说：“还有还有，不光是李福大，刚才又打死了李福星和李承吉。”
　　胡顺一怔，张张嘴没出声，心里喊：天老爷!一会儿工夫又打死两个人。
　　他看看姥爷，姥爷点了烟锅吧嗒吧嗒地抽。
　　姥爷从嘴上抽出烟袋嘴，问表弟：“咋打死的?”
　　表弟说：“一样，棒子。”
　　姥爷问：“照头?”
　　表弟说：“照头。”姥爷又抽了几口烟后慢吞吞说：“打错地方了。”表弟问：“咋?”姥爷说：“不该当打头。”表弟问：“该当打哪儿?”姥爷说：“打腿。留命不留腿。”表弟说：“把腿打折了?”姥爷说：“按罪过轻重，李福星断两条腿，李承吉断一条腿。”
　　胡顺听了十分惊讶，姥爷咋像个法官似的，判谁咋样的罪，心里像有一杆秤。
　　表弟说：“爷，你是说李福星和李承吉都不当该死?”
　　姥爷说：“咱这是在家里说说，出了门可不能这么说。千万千万。”
　　表弟说：“下面轮到李福有和李福斗了，爷，你说他俩该啥样?”
　　姥爷叹了口气，说：“问我，我能说算了吗?我是工作队的人，还是农会的人?……”
　　表弟说：“你要能说算，这两人该当咋处置啊。”
　　姥爷又吧嗒吧嗒抽起烟了。过后把烟锅往炕沿上一磕，说：这俩玩意儿嘛，给个三拳两脚 ，也就差不多了。
　　表弟要赶回会场看后面的结果。他就跟着一块出去了。
　　他吓了一跳，远远地看见有两个人被头朝下吊挂在大楝树上，头离地有一丈多高，身子被风刮得像钟摆一样地晃，表弟问他认识不认识这两个人。他摇摇头。表弟说你一准认识，只是因头朝下才认不出来。他问：“是谁呢?”表弟说：“就是我刚才在家里说的李福有和李福斗俩兄弟。”“哦。”他吆了一声，他岂止认识，还很熟呢。两兄弟合伙在前街开了一爿豆腐铺， 他常替姥爷家去买豆腐，逢上兄弟俩中的一个高兴，便会盛一碗豆腐脑给他喝。白喝不花钱。当然那时他还是个孩子。长大了人家就不给了。他问表弟：“要把他俩咋样呢?”表弟说：“不晓得。靠前看。”
　　靠近了果然就认出是卖豆腐的李福有和李福斗兄弟俩，因倒悬着脸红得像抹了一层猪血。眼珠子突得像要掉出来，嘴里冒着血沫儿。表弟向四周的人打听一下，才把这一幕弄明白：村里人认准李家俩兄弟是富户。可他们挣了钱不置地产，把钱弄到哪里去了?不用说是兑换了金条银元藏了起来，或者存在城里的银号里。斗他俩，也就是冲着这些钱财。可两人总共交出八十块银元就说没有了。谁也不肯相信，卖了这么多年豆腐就攒下八十块大洋?打，揍，还是说没有。本想打死了结，但有人不同意，说打死别人他们的地还在，要打死李福有、李福斗他们的钱财就“黄”了，再也得不到了。所以不能早死。所以就把他俩吊在树上，不交钱不行。
　　将李家二兄弟“挂”起来，又斗起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好像吓破了胆，跪在台上磕头作揖喊饶命，被民兵一脚踢倒。
　　出村后看见民兵往刚挖好的坑里埋刚刚被打死的李福大和其他几个人。杨队长不失时机地教育大家说：“瞧人家的工作做得多么细致呀，提前把埋人的事都想到了，咱们的工作与人家有很大差距，得好好向人家学习。迎头赶上啊!”这一刻，胡顺眼前浮现出另一些被打死的人，从血肉模糊的脸认出是胡有德、胡有言、胡树召、胡起成、毕子通……这些胡庄在册的人……
　　观摩了河口村第二天又观摩了界石村，按原计划还要再观摩一两个村子，可这时所有人都没有耐心了，无论是工作队、村干部还是积极分子都热血奔腾，摩拳擦掌了，就是说别村的斗争烈火，已经将胡庄熊熊燃烧起来。特别是看到人家在斗争胜利之后得到的胜利果实：土地划到名下、搬进地主的瓦屋、使上了财主的牲口、穿上了财主的衣帽，大伙觉得就像梦里的事情来到眼前，真有点迫不及待了。工作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趁热打铁，一举粉碎盘踞胡庄千百年的封建堡垒。
　　又开了积极分子动员会，杨队长首先通报了河口村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地主阶级不甘心灭亡，对抗群众的斗争，就在开过斗争会的那一晚，被处决的地富分子的子弟们纠合起来，救下了倒挂在树上的李福有、李福斗兄弟，逃出村去。去向不知。杨队长说为了防止河口村的变故在胡庄重演，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将胡庄的斗争对象和他们的家人抓起来集中看押，防止潜逃。另外，第二天的斗争大会要做好充分准备，埋人的坑，打人的棒子和吊人的绳子也都要准备好，免得临时抓瞎。杨队长又做了工作部署：民兵连负责抓人和看押，农会负责斗争大会事宜。最后杨队长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员那样抬腕看了看手表，说句：现在是上午十点三十分。战斗下午一点打响。
　　散会后胡顺没立即回家而向村边走去，他要去找胡发，他想和胡发好好谈谈，劝告他不要拒绝接受土地。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不要是犯傻。至于能不能耕种，那是以后的事。即使不能出卖又不能出租，也可以与别人搭伙耕种，胡庄是个缺地的村子，他算过，就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没收过来，全村一口人才分一亩多。不够种。他愿意和胡发搭伙。他要和他合计合计。
　　快到村口时，胡顺听到后面有人“顺子大哥，顺子大哥”地喊，转过身，见是胡有德的小闺女小灯。他心里嘀咕：小灯找他干啥呢?特别在这种时候。他转向四下观观，见没有人，便停下脚，等着小灯。小灯是胡有德前妻生的孩子，胡有德续弦后又得了一个儿子，但村里人都知道胡有德特别疼爱没了亲娘的小灯，当成掌上明珠。每回逢上，小灯都是“顺子大哥，顺子大哥”地叫，很是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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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子大哥，顺子大哥……”跑到跟前的小灯将手里的一件白绒绒的东西往他手里塞。
　　“是啥呢?”他戒备地问。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了。”小灯笑盈盈的，小脸蛋像个开花的红石榴。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来，展开。原来是一副兔毛护耳。
　　“这……”他哑声。回想起那天上台控诉胡有德。本来他没打算这么做，他平常和胡有德不怎么犯事，好赖都不大知道。杨队长临时点他的将，他不能不听，一时想不起控诉啥，无法就说了兔毛护耳的事。那码事胡有德不给他面子，他确实很生气。
　　“小，小灯，你也知道我……我说了护耳?……”他磕磕巴巴地说。
　　“知道，全村都知道的，全怪我爹，他不对，我和妈都说他了。”小灯说。又催促：“戴上吧!戴上吧。”
　　他想问是谁叫她送来的，她爹?她妈?还是小灯自己?可他没问。
　　“顺子大哥，你戴上，戴上。”
　　他把兔毛护耳还给小灯，说：“俺不要，留着吧。”
　　“不，不，给你，俺爹有围脖，俺和妈有围巾，你没有这些，天这么冷，耳朵露在外面，受不了。”小灯恳切地说。
　　他不知道怎样才好。
　　“你，你不肯原谅俺爹?是不是，顺子大哥?”小灯的笑脸变成哭脸。
　　“哦不，不是。”他说。
　　“不是你就戴上，戴上，试试暖和不暖和。”小灯又说。
　　他觉得鼻子酸酸的，想小灯这么亲和人，就戴上试试吧。都说在冬天一个半两重的护耳比一件三斤重的棉袄还管用。能是真的么?
　　他就把护耳戴到耳朵上。果然，立马就觉得很不一样，又软又暖，耳朵就像叫两只热乎乎的手给捂起来了。真是个好东西呀。
　　“顺子大哥，暖和不暖和呀?”小灯问。
　　“暖和哩。”他说。
　　小灯的小脸又笑成个红石榴。他摘下护耳，再次递给小灯。
　　小灯不接。
　　“送你哩，送你哩。”小灯转身跑 了，边跑边回头看，一副取得胜利的样子。
　　“这个小灯。”他望着跑走的小灯在心里说。
　　望不见小灯后他重新把护耳戴上，耳朵和心里都暖暖的，他朝胡发家走去，刚迈出几步又停下脚，他觉得不妥，便把兔毛护耳摘下装进口袋里。
　　下午，胡庄的穷爷们开始动真格的了，用民兵连长胡起玉的话说叫“战斗打响了”。但战斗并不激烈，因为敌人没有抵抗，乖乖地听任发落，不到半个时辰，被斗争户的人口全被民兵押解到村西头的小学堂里。关了起来。
　　这边关了人，那边开始查抄财产，土地是没法搬动的，还有房屋。其他，所有能搬走的活物(家畜家禽)死物(农具、家具、粮食、衣裳、被褥等等)一律被搬运出去，登记造册，集中在村中间的祠堂里，只等批斗大会过后便开始分配。
　　一时间村子鸡飞狗跳像翻了个个。穷爷们笑逐颜开像是提前过了年。
　　胡顺心里也是欢欢的，穷人谁愿意总受穷啊，谁不盼望有好日子过呀。可他心里又是怅怅的。他知道是为什么。自己答应了“借”东西给他的那几家富户，给他们些关照。可自己没能做到，人抓了、家财抄了。他从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也许正是这种心理作怪，在这次斗争行动中，他没有积极起来，没参与抓人，只是干些搬东西牵牲口的事。
　　日头靠山的时候，斗争暂告一段落。胡起玉向民兵宣布，可以回家歇息了。但黑下得轮班站岗，看守关在学堂里的人和装在祠堂里的财物。
　　往家里走的当儿胡顺冷丁想起小灯。不是关乎兔毛护耳，是他想起界石村斗争会，民兵正在台上殴打一个财主时，财主一个有七八岁的男孩冲上台，要救他爹，从民兵手里争夺木棒，惹得民兵发怒，一阵乱棒打下，将一老一小一并打死。由此他想起小灯，暗暗为她担心。他没执行抓人任务，不晓得小灯此刻是关进学堂，还是留在家里。他想把这事弄清楚。学堂是去不得的，会惹人怀疑。那就到她家里去看看。他拐了弯，来到小灯家所在的前街，又走到小灯家门口，只见两扇大门已贴上了封条。他晓得小灯跟她爹妈一块被“扫地出门”了。
　　“完了，没好果子吃了。”他眼前又跳出在界石村看到血肉横飞的一幕。心里一悸一悸的。
　　再往家走时，他碰上了杀巴子胡有增，他冷丁问句：“你，你杀猪惧不惧呢?”胡有增被这没头没脑的话问怔了。反问道：“咋叫惧不惧?”他说：“就是怕不怕。”胡有增一下笑了，说：“胡顺你是咋的了，问杀猪的杀猪怕不怕?怕就不杀了?靠杀猪养家过日子啊。”胡顺还问：“到底怕不怕呢?”
　　胡有增说：“那就告诉你，开初害怕，杀多了心就不怕了。”胡顺问：“要是杀人怕不怕?”
　　胡有增瞪他一眼：“我不杀人。”胡顺追根问底：“要是叫你杀呢，你怕不怕?”胡有增想想说：“八成和杀猪一个理儿吧，开初害怕，杀多了心就硬了，就不害怕了。”胡顺问：“明个开斗争大会，你动手杀吗?”
　　“我动手杀?”
　　“工作队不是叫你准备棒子吗?”
　　“你怎么知道的?”
　　胡有增不吭声。
　　“你答应了?”
　　“没。我说我杀猪行杀人不行。”
　　“杨队长咋说?”
　　“他问谁行?我就胡说，我说杀牛的行，杀牛的能杀人。杨队长问我村里谁杀牛。我供出胡起超。”
　　“你干嘛挤兑胡起超。”
　　“他是个王八蛋。”
　　“杨队长咋说?”
　　“杨队长没再说啥，叫我替他找胡起超。”
　　“你找了?”
　　“嗯。杨队长这会儿正和那王八蛋谈哩。我就急急溜了。”
　　“……”胡顺不吱声了。
　　“咋问这个?是不是你想干?想多分东西?”胡有增问。
　　“……”
　　胡有增走了。胡顺没走。他在等胡起超。他想当面问问胡起超答没答应杨队长，要是答应了，就要求他对胡有言、胡有德、胡树召……这几个人手下留情，不要一棒子打死，留下条命。
　　天黑下了，还不见胡起超的影儿，他也冻得够受，就回家了。他想等明天一早去胡起超家说。
　　
　　“胡顺……”
　　砰砰!
　　“胡顺……”
　　砰砰!
　　吆喝加敲门，把胡顺从睡梦中惊醒，他吓了一跳，愣怔着。心噗噗直跳。
　　“胡顺……”
　　砰砰!
　　“换岗了!”
　　“胡顺……”
　　砰砰!
　　“换岗了!”
　　呵，胡顺醒悟过来：轮到他上岗了。大冷天离开热被窝，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也不能违拗，他起身穿衣。心里升起那句老话：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
　　妈也醒了。自从天冷，妈就把他从对面屋叫过来，图个热炕暖和。妈侧耳听听外面，风刮得劈里哗啦响，说：“顺子，把皮袄穿上吧，压风，皮帽、皮靴也都穿上。”
　　“不中，不中。”他这么说，心里却犹豫着。自从“借”来这些衣裳，他一直想穿上试试，看看到底暖和到哪里去。
　　“外面黝黑，谁也看不见，不怕，穿上。”妈是疼他。
　　他看看窗。不透亮。
　　“听妈的没错。”妈撺弄他。
　　其实他也在撺弄自己。穿上。穿上。
　　就穿上了。穿上后他感觉好像又回到了热被窝。
　　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啊。他想。
　　出了门，外面伸手不见五指，一个熊瞎子似的黑影站在门口。
　　“口令!”
　　“解放!”
　　“你是谁?”
　　“胡起超。”
　　胡起超?胡顺眼直盯着黑影，好像要辨认真假似的。白天找没找到，黑下倒排了一班岗。真是巧得不行，倒可以和他好好谈谈了。他想。
　　还让胡顺感到欣慰的是，面对着面胡起超也没看清他的穿戴与往常有什么不同。他挺得意。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学堂外面，与站上班岗的民兵交接。交换过口令后，那民兵将学堂的钥匙递给胡顺，说传给末班岗，到时好把人押到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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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胡顺才晓得，他站的是倒数二班岗。同时也晓得，胡起超是带班的，统管看守学堂的他和看守祠堂的另一个民兵。
　　学堂在村头，无遮无挡，寒风冲着吹，像无数把刀子刺过来。
　　“操他个妈妈的!”胡起超骂道。边骂边跺脚。见胡起超这副惨样子，胡顺颇有几分得意，觉得听妈的话是听对了。他不由想起那句一亩地有个场一百岁有个娘的话。可不，有娘真好。
　　他在想怎么和胡起超谈。能不能谈拢。
　　“里面咋一点动静也没有啊。”胡起超边跳脚边望着前面的学堂说。胡顺也望望，黑夜里学堂像一个更黑的巨物躺在那儿，无声无息。胡顺对学堂是熟悉的，他曾在这里念过四年书。在他记事的时候，学堂是一幢破草屋。后来是胡有德出面，发动地多的人家捐钱盖新屋。他还记得盖房时的热闹情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几天一拉溜新瓦房就落成了。第二年他就上学了。如今，当年出钱的主儿差不多全被关在里面了。真是人不长前后眼啊。要是那些人知道有今天，还会出钱么?世上的事真他妈胡乱八糟。
　　“这些主儿，死到临头了，还呼呼睡大觉呢。”胡起超说。又说：“牛，要杀它，头几天就不吃不喝不睡，哞哞地叫。人不及牛。”
　　“你说他们晓不晓得天亮了就要遭殃呢?”胡顺问。
　　“咋不晓得，四邻八疃，轮番的死人啊。”
　　胡顺眼前又现出他亲眼看见的恐怖场面。
　　“冻死人，冻死人。”胡起超嘟囔个不停。
　　“你你说，胡胡起超……”他牙齿打颤。
　　“啥个?”
　　“关关，起来这些人，够不够死……死罪呀。”他问。
　　“问这干啥?”
　　“我姥爷说他村的财主除了一个人其余都不够死罪。”他说。说过又后悔了，因为姥爷不让说出去。
　　“这咋说呢?说够就够说不够就不够。”
　　“这咋说?”
　　“就说牲畜，你说它们有没有罪?够不够死罪?可要杀就杀了。吃肉嘛。有罪就是肥。”
　　“没收了他们的地、房、牲口和财物，还不行?非得要人家的命。”
　　“你干嘛管这么多，也不是要你的命。”
　　“谁的命也是命。”
　　“别废话，我去礼堂那儿看看。你提高警惕，跑了人拿你是问。”胡起超说完要走。
　　“等等!”胡顺拦住。
　　“有啥事?”
　　“我听说工作队叫胡有增使棒子打人，他说他不行，说你行，你答应了没有?”
　　“你问这干啥?”胡起超反问道。
　　“想知道。”
　　“我答应了咋?”胡起超生硬地说。
　　“我，我是说……”胡顺一时真的不知该怎么说。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不吭声我就走了。”胡起超说着又跺起脚来。
　　“手……手，手下留情啊……”胡顺吞吞吐吐说。
　　“胡顺，你啥意思?说清楚。”胡起超警惕地问。
　　“我，我是说，别，别打死，留，留下条命，都上有老下有小……”
　　“关你屁事?他们是你的亲爹二大爷?”胡起超说。
　　“……”
　　“好好把守，我走了。”
　　“等等，你等等。”胡顺再次把他拦住。
　　“胡顺，你他妈的疯了是咋的?你说，到底要咋样?”胡起超火辣辣地。他不想在这多呆，想赶紧到祠堂那边去避风。
　　“他们，挺，挺可怜的……”胡顺说。
　　“你可怜他们，那好办，去打开锁，放他们跑，你想行善心，也就这么个办法了。”胡起超嘲讽地说。
　　“……”
　　胡起超赶紧开溜，怕胡顺继续缠磨他。
　　“狗日的胡起超，我，我操你八辈祖宗了!”胡顺在心里咒骂。
　　尔后胡顺就直挺挺地站着，脑袋木木的。
　　不知过了多久他觉得寒气往身上钻，特别是耳朵疼得厉害，刀割似的。他想起怀里揣着的那副兔毛护耳，赶紧摸出来戴上。心想，咋就把它忘了呢?
　　“顺子大哥——”
　　他吓了一跳，他听见有人在喊他。
　　“顺子大哥——”
　　呵，是小灯。他听出是小灯。他看看前面，没人，再转身看看后面，也没人。
　　他愣怔着。
　　“顺子大哥，救救俺呀!”他分明听到是小灯在向他呼救。
　　“……!”
　　小灯咋啦!咋啦，有人要害她啦!
　　他眼前兀地现出在界石村看到的情景，那倒在血泊里的爷俩摇身一变成了胡有德和她闺女小灯。
　　“小灯，小灯!”他喊。他慌神了，不管不顾地向学堂大门口奔过去。
　　他开了锁，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推开两扇重重的门。
　　“小灯……”他喊，使劲喊。一门心思救小灯。“小灯啊……”
　　天放亮时，来接班的民兵发现“炸狱”，大惊失色，学堂的门大敞，关着的人全部跑光。惊惶中看见在学堂后面的山坡上迎风站着一个穿皮袄戴皮帽威风十足的人，怀里抱着一杆枪，换班民兵是个很有战斗经验的人，他断定那人是逃犯中的一个，在那里为逃跑的人担当“断后”。
　　他想都没想，举枪搂了火。
　　尔后对死人“验明正身”，才认清是胡顺。
　　
　　尾声
　　
　　大约在开春的时候，一伙从敌占区城里窜出来的还乡团，直扑胡庄一带村庄进行复仇。只一个夜晚，便杀害了各村几十名土改工作队队员、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其状惨不忍睹。这就是当地有名的三二二惨案。幸免于难的只有一个村子，那就是胡庄。据后来抓到的还乡团分子交代：当时还乡团血洗了界石村欲直扑胡庄，这时胡有德、胡有言几个胡庄出去的人出面阻止了。就这样。
　　这一幕过去。后来的胡庄自是随着历史的河流不断地流淌，于漫长的岁月里虽经过了许许多多灾祸和劫难，但那里的人却始终睦邻友好，相安无事，没有凶险的事情发生，没有人“非正常死亡”。平平和和，说到这一点大家不约而同会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胡顺。
　　(原载《长城》2003年第3期)
　　

• 咸立强： 新启蒙小说的历史书写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