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小狗包弟》为我们理解“良心”提供了～个很好的途径。《小狗包弟》叙述了一只讨人喜爱的狗，在“文革”棍棒的恐吓下，被主人送给医院做解剖实验用品的故事。这篇散文中有一句话：“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具有多重意蕴，值得每一位读者分析体味。
　　一、外部环境的胁迫
　　“我”是“人”，而“包弟”只是个“动物”。“人”怎么会变成“动物”？
　　为了梳理出“我”被“动物化”的进程，首先要了解“我”所生活的空间。巴金没有直接为读者展露那个时代，而是用一位艺术家的遭遇拉开悲剧序幕：“专政队”试图将他屈打成招，“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在他头破血流，断了一条腿的情况下，还“拖”着他“游街示众”。和艺术家认识的人呢？“掉开头”走。他们不外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没有援手的资格；第二，一旦以卵击石后果不堪设想。但一只小狗却从人群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故事里出现“专政队”“认识的人”和“狗”几种具有生命意识的对象，艺术家的狗是极具人情味的典型，在众人表现出暴力、冷漠和疯狂的时候，狗却显示了人性所匮乏的忠诚。这种人兽反差、善恶对照，足以洞见那个社会已经被“文革”改造得何等的“非人间”！
　　包弟在灾难降临之前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性情，那么它为什么要被送走？文中这样说：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
　　抄“四旧”，源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红卫兵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名，对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进行了颠覆性的扫荡。巴金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当时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在那种情境下，如果成为红卫兵的靶子，就难免被人借“抄四旧”施以灭顶之手。那个时候，住在巴金隔壁的一个年老的工商业者也被抄了家，四邻的许多狗都被小孩子强行抓走杀害，包弟的叫声很可能唤来红卫兵，要是红卫兵闯进家门，就不仅仅是狗的罹难，人也必将面临侮辱和损害。
　　巴金无力与那个强大的、畸变的社会抗衡，恰如包弟不能左右自己的生死。人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已经陷入与动物相仿的处境。
　　二、内在价值的失衡
　　包弟是被动的受害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未尝不能理解为是默默的牺牲者——为了主人的安宁，牺牲自己。巴金的所做所为，也不过是“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为了保全家人，他逆来顺受，接受荒诞历史的摆布，供奉本性。
　　他是怎样走上“供奉”之路的？巴金对包弟的态度是考察的关键点。包弟的原名是“斯包弟”，巴金选取了“包弟”二字作为新名。从中国文字的蕴含看来，小狗对他的家而言，虽无血缘之亲，却有骨肉之情。他们全家都很爱包弟，同吃同住，彼此需要。而“文革”劫难来临，包弟在巴金心里一下子变为“包袱”。本来送包弟到医院做教学实验的解剖对象，巴金是经过一番思忖的，因为和被人活活打死，或者被百般戏弄、凌辱致死相比，非暴力死亡从道义上来讲，无疑要稍微保有尊严。可这不过是巴金的一厢情愿，包弟貌似体面的献身，没能换来主人的安心。它对人亲热，给人作揖，它的善良和可爱没能让它躲过劫难，它的付出和所得无疑是一个反讽。巴金委曲求全，牺牲了包弟这个心爱的家庭成员，却在1968年8月被监禁，9月被抄家、挨批斗，妻子萧珊也离开人世。事实上，包弟的牺牲没有换来巴金的平安，巴金的牺牲也没有换来家庭的完整。
　　三、“解剖”隐喻的同质
　　倘若不能从象征的意味上理解“解剖”的同质性，就还不算真正明白“我”如何变成“包弟”。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
　　被解剖的包弟就是“我”的另一个在场。包弟被人类的非人道观念解剖。“我”一次次自我解剖。“我”以为卸下包弟这个“包袱”能躲开政治灾难，预想的心理减压却丝毫未能得到缓解。“包袱”在文本的修辞语境由政治层面向道德层面逼近，荒唐而残酷的年代让包弟不能通过自我向善获得生命，甚至决定它存活与否的人也经历着与狗相似的命运。主观上，道德的约束和本性的慈悲，使“我”对包弟有爱与责任；客观上，包弟的主人变成谋害包弟的刽子手。
　　巴金自言“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而且“这样的煎熬是不会有终结的”，无疑是将自己的罪过折换成了相应的惩戒。这种认知从包弟被利刃肢解开始，衍化为巴金从形式到精神上的反思：
　　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文革”结束后，一切好像都恢复了平静，“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那曾经在院子里与“我”共同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回忆的人和动物都不存在了。以前邻居的院子和巴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如今，“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一场浩劫之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早已不是那曾经很柔软的小篱笆了。“文革”对人类心灵的戕害与扭曲，不知道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消弭。巴金深究的除了自己是否在祸乱中伤害过他人，更是凝视着人的无辜负罪对于将有生活的影响。
　　解剖越深刻，“我”看到的非人道主义的形态就越多，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地变为包弟，真相告诉读者的是，当人的邪恶、丑陋真正暴露出来以后，人的世界、人性的每个角落都令人无法直面。为了警惕这种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的人祸，作者担负着精神炼狱的沉重，但并非绝望情绪的宣泄，他用坦诚与勇气忏悔：
　　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歉意不仅仅指向包弟，这表达暗含了作者对人性世界的希望——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升华，对苦难的担当与无恶的悲悯才是超越苦难拯救人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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