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界经过几年的躁动，现在应当是平心静气地说说语文的时候了。
　　其实，现代语文教育并不年轻。它独立设科，自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算起，已走过百年历程。但不幸的是，对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没有取得共识。
　　1.什么是语文？建国前后，叶圣陶等前辈认为：语文，说出来是“语”，写下来是“文”；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项。此前它曾经叫国语、国文。现在，香港还叫国语，台湾还叫国文（香港称国语，指普通话，是相对粤语说的）。语文一词比国语、国文表意好一些，它把“语”和“文”结合起来考虑，是一大进步。大家都还记得，从前汉语语法叫文法，英语语法也叫文法，说明没有把口语交际纳入研究范围。现在都叫语法了，虽然一字之差，却说明我们学习汉语、英语，比较重视口语交际了。现在的问题是，对“语文”的内涵解读有分歧。“语”大家都有共识，指语言。“文”指什么，长期有争论，现在有人认为指文字，有人认为指文章，有人认为指文学。还有人认为应该包括文化乃至文明。
　　其实文字也罢，文章也罢，文学也罢，文化文明也罢，应该没有多大矛盾。有人批评主张文字的人，把文章文学排斥在外了。那么文章、文学不是文字组成的吗？有人批评主张文章的人，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排斥在外了。其实不然，这里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文章，应该包括文学乃至学问。古人就说过这类的话，曹丕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韩愈也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句。还有，我国传统习惯用道德文章评价知识分子，由此看来，文化也好，文明也好，学问也好，都在其中了。所以说，文，当指文章为是、为好。
　　开设语文课程的目的，概括来讲，是培养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那么说通俗一点，简化一下，就是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因为学生生活在母语环境中，就不用花很大力气去教他们听话、说话了。当然不同的学习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幼儿园阶段，听故事讲故事就很重要。小学阶段，让学生说一段完整的话，再写下来，就是语言训练，说明听说还是很重要的。初中高中阶段要求就得高一点了。要求听一段话要抓住中心，说一段话要有条理，突出中心，还能发一点议论，表述自己的主张。高中阶段还应当开辩论会，要求就更高了。归纳起来说，低年级用于听、说教学的时间多一些，要求低一点，高年级用的时间少一些，要求高一点。
　　毛泽东说过，“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知识，通过实践获得，一种是间接知识，从书本获得”。那么可以这样讲，学生进学校读书，主要从书本获得知识。当然这些书本知识，也是来自前人的实践经验。我们学习语言，一要向大众学，二要向书本学，第三要向外民族学。这三方面都重要，但向大众学是基础，是学习最鲜活的生活语言；向书本学，向名家名著学，是学习最精粹的语言；向外民族学，这是一种辅助补充的手段。那么学生进学校学语文，主要向名家名篇学书面语言。如果拆开来讲，一学书面语言，二学文学语言，三学点儿古代语言。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学得”，是学生课堂学习语言的主渠道。还有个渠道，叫“习得”，通过课外读书看报、看影视、网上交流，以及日常的人际交往，都可以习得语言。所以“学得”，是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得到的，“习得”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爱好，自然学习得到的，是不受限制的。
　　2.这里牵涉到语文的性质。建国初期，没有教学大纲，只好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编写教材，旨在清除旧中国在学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内容，因此语文教材的政治性比较强，体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制，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思想，但不大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后，学习苏联，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文学》按文学史从古到今编排，《汉语》则系统学习汉语语法。这套书没有实行到底，就不了了之。现在学过这套课本的人，比较怀念文学教材，认为编得比较系统，选文注意选名家名篇，但有个缺点，按文学史顺序编排，违背了从易到难的原则，低年级教学比较吃力。语法部分太沉重，不适合教学。到1958年大跃进时代，课本政治色彩很浓，大量的社论、大跃进民歌被选入，地方编写了乡土教材。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对语文教学是一种破坏。１９６１年，人们已经看出了“大跃进”的弊端，上海《文汇报》开展了对语文教学的讨论，讨论结果一致认为，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前者是针对汉语文学分科就文学课本说的，后者是针对大跃进的语文教材说的，认为语文课应该培养学生应付生活工作的基本能力。一个是“不要”，一个是“反对”，分寸感很清楚，态度很鲜明。经过大跃进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人们的心态平静了一些，能实事求是考虑问题了。1963年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第一次把语文的工具性提出来，语文教学有所起色，初步走上了轨道。无奈好景不长，很快“四清”运动开始，接着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停课闹革命，取消了语文教学，有的学校用儿歌代替教学。同时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结合，搞大批判，荒废了学业，也荒废了语文。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拨乱反正阶段，学校恢复上课，开始制定各科教学大纲，包括语文教学大纲。当时在制定语文教学大纲过程中，有一场政治性与工具性的争论，各种语文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中国语文》等权威杂志。有人主张政治思想是第一位的，语文知识能力是第二位的，起码一半对一半；有人主张开设语文课，主要向学生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政治思想是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的。
　　１９８０年代初制定的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强化了语文的工具性。认为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基础工具，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学校学好语文，是学好其他各科的基础；二是学好语文，走出校门终身受用，是生活、工作的基础。根据这个教学大纲，人教社编写了语文教材，其他地区也编了几种教材，对整个语文教学拨乱反正，恢复语文的本来面目起了重大作用。强调语文是工具，这并不是等同一般的劳动生产工具，它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劳动生产工具，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物，语文这个工具，培养出来的产品是人。当人们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必然要受到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生活实践的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想感情、人生价值的教育，并不是外加的，而是运用这个工具的必然结果。
　　后来编写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时候，对语文的性质的表述有一些变化。提法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其实，说“最重要”的工具，跟基础工具是一个意思，无非是强调它的重要性。“基础”不是很重要吗？至于文化载体的表述就没有必要了，载体不是工具吗？工具不是载体吗？发射导弹，火箭是载体，它不也是工具吗？日常生活中，汽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它载人载物，它不就是载体吗？说到文化，事情就比较复杂了。目前对文化的研究，意见分歧比较大，它的定义就有百十种。从广义讲，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积淀下来就是文化，如烟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穿着文化、居所文化等等。古时秦淮河的笙歌金粉，而今就是文化了。狭义的文化，讲的就是意识形态、精神文明。人类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人类从事生产劳动，逐渐会说话，有了语言，就把自身和动物区别开来，文明就有了质的飞跃。以后有了文字，又是一个飞跃。再以后发明了印刷术，又是一个飞跃。今天的信息技术，更是一个飞跃，前途不可估量。这些飞跃，都跟语文息息相关。由此看来，语文本身就是文化，说它是文化载体是一种同义反复，可以不说的。
　　语文界经过几年的躁动，现在应当是平心静气地说说语文的时候了。
　　其实，现代语文教育并不年轻。它独立设科，自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算起，已走过百年历程。但不幸的是，对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没有取得共识。
　　1.什么是语文？建国前后，叶圣陶等前辈认为：语文，说出来是“语”，写下来是“文”；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项。此前它曾经叫国语、国文。现在，香港还叫国语，台湾还叫国文（香港称国语，指普通话，是相对粤语说的）。语文一词比国语、国文表意好一些，它把“语”和“文”结合起来考虑，是一大进步。大家都还记得，从前汉语语法叫文法，英语语法也叫文法，说明没有把口语交际纳入研究范围。现在都叫语法了，虽然一字之差，却说明我们学习汉语、英语，比较重视口语交际了。现在的问题是，对“语文”的内涵解读有分歧。“语”大家都有共识，指语言。“文”指什么，长期有争论，现在有人认为指文字，有人认为指文章，有人认为指文学。还有人认为应该包括文化乃至文明。
　　其实文字也罢，文章也罢，文学也罢，文化文明也罢，应该没有多大矛盾。有人批评主张文字的人，把文章文学排斥在外了。那么文章、文学不是文字组成的吗？有人批评主张文章的人，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排斥在外了。其实不然，这里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文章，应该包括文学乃至学问。古人就说过这类的话，曹丕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韩愈也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句。还有，我国传统习惯用道德文章评价知识分子，由此看来，文化也好，文明也好，学问也好，都在其中了。所以说，文，当指文章为是、为好。
　　开设语文课程的目的，概括来讲，是培养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那么说通俗一点，简化一下，就是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因为学生生活在母语环境中，就不用花很大力气去教他们听话、说话了。当然不同的学习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幼儿园阶段，听故事讲故事就很重要。小学阶段，让学生说一段完整的话，再写下来，就是语言训练，说明听说还是很重要的。初中高中阶段要求就得高一点了。要求听一段话要抓住中心，说一段话要有条理，突出中心，还能发一点议论，表述自己的主张。高中阶段还应当开辩论会，要求就更高了。归纳起来说，低年级用于听、说教学的时间多一些，要求低一点，高年级用的时间少一些，要求高一点。
　　毛泽东说过，“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知识，通过实践获得，一种是间接知识，从书本获得”。那么可以这样讲，学生进学校读书，主要从书本获得知识。当然这些书本知识，也是来自前人的实践经验。我们学习语言，一要向大众学，二要向书本学，第三要向外民族学。这三方面都重要，但向大众学是基础，是学习最鲜活的生活语言；向书本学，向名家名著学，是学习最精粹的语言；向外民族学，这是一种辅助补充的手段。那么学生进学校学语文，主要向名家名篇学书面语言。如果拆开来讲，一学书面语言，二学文学语言，三学点儿古代语言。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学得”，是学生课堂学习语言的主渠道。还有个渠道，叫“习得”，通过课外读书看报、看影视、网上交流，以及日常的人际交往，都可以习得语言。所以“学得”，是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得到的，“习得”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爱好，自然学习得到的，是不受限制的。
　　2.这里牵涉到语文的性质。建国初期，没有教学大纲，只好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编写教材，旨在清除旧中国在学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内容，因此语文教材的政治性比较强，体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制，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思想，但不大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后，学习苏联，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文学》按文学史从古到今编排，《汉语》则系统学习汉语语法。这套书没有实行到底，就不了了之。现在学过这套课本的人，比较怀念文学教材，认为编得比较系统，选文注意选名家名篇，但有个缺点，按文学史顺序编排，违背了从易到难的原则，低年级教学比较吃力。语法部分太沉重，不适合教学。到1958年大跃进时代，课本政治色彩很浓，大量的社论、大跃进民歌被选入，地方编写了乡土教材。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对语文教学是一种破坏。１９６１年，人们已经看出了“大跃进”的弊端，上海《文汇报》开展了对语文教学的讨论，讨论结果一致认为，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前者是针对汉语文学分科就文学课本说的，后者是针对大跃进的语文教材说的，认为语文课应该培养学生应付生活工作的基本能力。一个是“不要”，一个是“反对”，分寸感很清楚，态度很鲜明。经过大跃进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人们的心态平静了一些，能实事求是考虑问题了。1963年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第一次把语文的工具性提出来，语文教学有所起色，初步走上了轨道。无奈好景不长，很快“四清”运动开始，接着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停课闹革命，取消了语文教学，有的学校用儿歌代替教学。同时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结合，搞大批判，荒废了学业，也荒废了语文。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拨乱反正阶段，学校恢复上课，开始制定各科教学大纲，包括语文教学大纲。当时在制定语文教学大纲过程中，有一场政治性与工具性的争论，各种语文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中国语文》等权威杂志。有人主张政治思想是第一位的，语文知识能力是第二位的，起码一半对一半；有人主张开设语文课，主要向学生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政治思想是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的。
　　１９８０年代初制定的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强化了语文的工具性。认为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基础工具，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学校学好语文，是学好其他各科的基础；二是学好语文，走出校门终身受用，是生活、工作的基础。根据这个教学大纲，人教社编写了语文教材，其他地区也编了几种教材，对整个语文教学拨乱反正，恢复语文的本来面目起了重大作用。强调语文是工具，这并不是等同一般的劳动生产工具，它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劳动生产工具，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物，语文这个工具，培养出来的产品是人。当人们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必然要受到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生活实践的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想感情、人生价值的教育，并不是外加的，而是运用这个工具的必然结果。
　　后来编写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时候，对语文的性质的表述有一些变化。提法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其实，说“最重要”的工具，跟基础工具是一个意思，无非是强调它的重要性。“基础”不是很重要吗？至于文化载体的表述就没有必要了，载体不是工具吗？工具不是载体吗？发射导弹，火箭是载体，它不也是工具吗？日常生活中，汽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它载人载物，它不就是载体吗？说到文化，事情就比较复杂了。目前对文化的研究，意见分歧比较大，它的定义就有百十种。从广义讲，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积淀下来就是文化，如烟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穿着文化、居所文化等等。古时秦淮河的笙歌金粉，而今就是文化了。狭义的文化，讲的就是意识形态、精神文明。人类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人类从事生产劳动，逐渐会说话，有了语言，就把自身和动物区别开来，文明就有了质的飞跃。以后有了文字，又是一个飞跃。再以后发明了印刷术，又是一个飞跃。今天的信息技术，更是一个飞跃，前途不可估量。这些飞跃，都跟语文息息相关。由此看来，语文本身就是文化，说它是文化载体是一种同义反复，可以不说的。
　　语文界经过几年的躁动，现在应当是平心静气地说说语文的时候了。
　　其实，现代语文教育并不年轻。它独立设科，自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算起，已走过百年历程。但不幸的是，对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没有取得共识。
　　1.什么是语文？建国前后，叶圣陶等前辈认为：语文，说出来是“语”，写下来是“文”；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项。此前它曾经叫国语、国文。现在，香港还叫国语，台湾还叫国文（香港称国语，指普通话，是相对粤语说的）。语文一词比国语、国文表意好一些，它把“语”和“文”结合起来考虑，是一大进步。大家都还记得，从前汉语语法叫文法，英语语法也叫文法，说明没有把口语交际纳入研究范围。现在都叫语法了，虽然一字之差，却说明我们学习汉语、英语，比较重视口语交际了。现在的问题是，对“语文”的内涵解读有分歧。“语”大家都有共识，指语言。“文”指什么，长期有争论，现在有人认为指文字，有人认为指文章，有人认为指文学。还有人认为应该包括文化乃至文明。
　　其实文字也罢，文章也罢，文学也罢，文化文明也罢，应该没有多大矛盾。有人批评主张文字的人，把文章文学排斥在外了。那么文章、文学不是文字组成的吗？有人批评主张文章的人，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排斥在外了。其实不然，这里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文章，应该包括文学乃至学问。古人就说过这类的话，曹丕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韩愈也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句。还有，我国传统习惯用道德文章评价知识分子，由此看来，文化也好，文明也好，学问也好，都在其中了。所以说，文，当指文章为是、为好。
　　开设语文课程的目的，概括来讲，是培养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那么说通俗一点，简化一下，就是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因为学生生活在母语环境中，就不用花很大力气去教他们听话、说话了。当然不同的学习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幼儿园阶段，听故事讲故事就很重要。小学阶段，让学生说一段完整的话，再写下来，就是语言训练，说明听说还是很重要的。初中高中阶段要求就得高一点了。要求听一段话要抓住中心，说一段话要有条理，突出中心，还能发一点议论，表述自己的主张。高中阶段还应当开辩论会，要求就更高了。归纳起来说，低年级用于听、说教学的时间多一些，要求低一点，高年级用的时间少一些，要求高一点。
　　毛泽东说过，“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知识，通过实践获得，一种是间接知识，从书本获得”。那么可以这样讲，学生进学校读书，主要从书本获得知识。当然这些书本知识，也是来自前人的实践经验。我们学习语言，一要向大众学，二要向书本学，第三要向外民族学。这三方面都重要，但向大众学是基础，是学习最鲜活的生活语言；向书本学，向名家名著学，是学习最精粹的语言；向外民族学，这是一种辅助补充的手段。那么学生进学校学语文，主要向名家名篇学书面语言。如果拆开来讲，一学书面语言，二学文学语言，三学点儿古代语言。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学得”，是学生课堂学习语言的主渠道。还有个渠道，叫“习得”，通过课外读书看报、看影视、网上交流，以及日常的人际交往，都可以习得语言。所以“学得”，是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得到的，“习得”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爱好，自然学习得到的，是不受限制的。
　　2.这里牵涉到语文的性质。建国初期，没有教学大纲，只好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编写教材，旨在清除旧中国在学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内容，因此语文教材的政治性比较强，体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制，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思想，但不大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后，学习苏联，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文学》按文学史从古到今编排，《汉语》则系统学习汉语语法。这套书没有实行到底，就不了了之。现在学过这套课本的人，比较怀念文学教材，认为编得比较系统，选文注意选名家名篇，但有个缺点，按文学史顺序编排，违背了从易到难的原则，低年级教学比较吃力。语法部分太沉重，不适合教学。到1958年大跃进时代，课本政治色彩很浓，大量的社论、大跃进民歌被选入，地方编写了乡土教材。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对语文教学是一种破坏。１９６１年，人们已经看出了“大跃进”的弊端，上海《文汇报》开展了对语文教学的讨论，讨论结果一致认为，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前者是针对汉语文学分科就文学课本说的，后者是针对大跃进的语文教材说的，认为语文课应该培养学生应付生活工作的基本能力。一个是“不要”，一个是“反对”，分寸感很清楚，态度很鲜明。经过大跃进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人们的心态平静了一些，能实事求是考虑问题了。1963年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第一次把语文的工具性提出来，语文教学有所起色，初步走上了轨道。无奈好景不长，很快“四清”运动开始，接着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停课闹革命，取消了语文教学，有的学校用儿歌代替教学。同时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结合，搞大批判，荒废了学业，也荒废了语文。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拨乱反正阶段，学校恢复上课，开始制定各科教学大纲，包括语文教学大纲。当时在制定语文教学大纲过程中，有一场政治性与工具性的争论，各种语文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中国语文》等权威杂志。有人主张政治思想是第一位的，语文知识能力是第二位的，起码一半对一半；有人主张开设语文课，主要向学生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政治思想是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的。
　　１９８０年代初制定的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强化了语文的工具性。认为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基础工具，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学校学好语文，是学好其他各科的基础；二是学好语文，走出校门终身受用，是生活、工作的基础。根据这个教学大纲，人教社编写了语文教材，其他地区也编了几种教材，对整个语文教学拨乱反正，恢复语文的本来面目起了重大作用。强调语文是工具，这并不是等同一般的劳动生产工具，它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劳动生产工具，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物，语文这个工具，培养出来的产品是人。当人们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必然要受到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生活实践的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想感情、人生价值的教育，并不是外加的，而是运用这个工具的必然结果。
　　后来编写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时候，对语文的性质的表述有一些变化。提法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其实，说“最重要”的工具，跟基础工具是一个意思，无非是强调它的重要性。“基础”不是很重要吗？至于文化载体的表述就没有必要了，载体不是工具吗？工具不是载体吗？发射导弹，火箭是载体，它不也是工具吗？日常生活中，汽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它载人载物，它不就是载体吗？说到文化，事情就比较复杂了。目前对文化的研究，意见分歧比较大，它的定义就有百十种。从广义讲，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积淀下来就是文化，如烟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穿着文化、居所文化等等。古时秦淮河的笙歌金粉，而今就是文化了。狭义的文化，讲的就是意识形态、精神文明。人类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人类从事生产劳动，逐渐会说话，有了语言，就把自身和动物区别开来，文明就有了质的飞跃。以后有了文字，又是一个飞跃。再以后发明了印刷术，又是一个飞跃。今天的信息技术，更是一个飞跃，前途不可估量。这些飞跃，都跟语文息息相关。由此看来，语文本身就是文化，说它是文化载体是一种同义反复，可以不说的。

• 张厚感　李　峰： 平心说语文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