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诗人总喜欢打破常规，使普通语言向诗化语言转化。语言的非常规性是使诗歌永远鲜活、耐人咀嚼的关键。因此，语言的非常规性应是诗歌教学关注的节点。当今中学语文教材入选的古今中外经典诗篇中，不乏语言非常规化的例子。教师在教学这些诗篇时，应注意引导学生欣赏和品味语言的非常规化手法，从而提高其鉴赏能力，获得审美享受。那么诗歌语言的非常规性表现在哪里呢?
　　 一、词性的非常规化
　　 诗歌中为表情达意的需要而临时改变词性是很常见的现象。余光中的《碧潭》写道：“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如果舴艋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句中的“玻璃”、“舴艋”本为名词，在这里，余先生用作动词，其用语新奇，意蕴丰厚。“玻璃”透明， “舴艋”小巧，诗句蕴含着在清澈透明的水中泛舟，思念的忧伤己使小船承载不起。余光中先生在这里，活用词类，新颖别致，引人联想。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中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其中的表颜色的形容词“红”和“绿”在诗中都活用作动词，将无形的不可捉摸的意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事物，生动形象，深受后人喜爱。
　　 二、搭配的非常规化
　　 是指两个词突破规范而在一起使用，以形成一种陌生化的新奇语言效果，使之萌生出新的意蕴，增加诗的美感。如徐志摩的《沙杨娜拉》中的“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原本忧愁和甜蜜是毫不相干的，但这种反常搭配用在诗中，则表达了诗人与日本女郎临别时内心复杂的情感，“甜蜜”是在回忆往昔相处的甜蜜，“忧愁”是因为离别在即，“甜蜜的忧愁”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两种对立情绪的搭配，起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审美艺术效果。再如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武陵春》词云：“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词人想借泛舟双溪排遣凄楚心情，却又恐怕她的哀愁太深太重，一只形似蚱蜢的小舟无以承载，由此可见词人的哀愁何其多何其深，舴艋舟又轻又小，哀愁又多又重，在愁重舟轻的鲜明对比中，大大增强了抒情的力度与深度。
　　 三、修辞的非常规化
　　 比喻、双关、指代、夸张、用典、互文、避复、连及、列锦等是诗歌中广泛运用的修辞手法，它不仅能造成语言的陌生化，同时也能实现诗歌的最佳隐喻效果。富有新意的修辞手法不但能恰当地描摹情状、抒发情感，而且其非常规性会给人一种语言的冲击力，甚至形成独特的“张力”。勇于创新的诗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六月，我们看海去》里就有一些非常规性的反复：“六月是我们的季节很久我们就期待我们期待了很久/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此诗除了题目有一标点，全诗没有其他标点，造成整体上的陌生化效果，同时诗歌也用“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进行首尾反复。这个句子里作者还很冒险地使用了非常简洁、直白的句内反复，充分表达出青春少年出门远行的迫切愿望，其语气、语味非常符合青春少年风风火火、欢欢乐乐、匆匆忙忙的年龄特点。再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全句以名词或名词短语组成，里面没有一个动词或形容词谓语，完全不符合我们日常的表述习惯，但写景抒情、叙事述怀却异常突出，这正是运用了列锦的修辞法。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谈到，此二句“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像俱足，始为难得。”
　　 四、语序的非常规化
　　 就是诗人有意突破惯常的语法规范，在语言的组合次序上造成一种新奇感，从而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诗中语序的颠倒，主要包括句中词序的颠倒和篇中句序的颠倒两种情况。
　　 词序的颠倒。如我们熟悉的杜甫的名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两句诗的正常语序应该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但“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杜甫把语序颠倒过来，诗意却因此鲜明而且丰富了。周振甫分析说：“原来杜甫这诗是写回忆长安景物，他要强调京里景物的美好，说那里的香稻不是一般的稻，是鹦鹉啄余的稻；那里的碧梧不是一般的梧桐，是凤凰栖息的梧桐。所以这样造句，就是‘香稻——鹦鹉啄余粒，碧梧——凤凰栖老枝’，采用描写句，把重点放在香稻和碧梧上，是侧重的写法。要是改写为‘鹦鹉啄香稻余粒，凤凰栖碧梧老枝’，便成为叙述句，叙述鹦鹉凤凰的动作，重点完全不同了。再说，照原来的描写句，侧重点在香稻碧梧，那么所谓鹦鹉啄余、凤凰栖老都是虚的，只是说明香稻碧梧的不同寻常而已。要改成叙述句，好像真的有鹦鹉凤凰的啄和栖，反而显得拘泥了。”杜甫将句式切断和重组，使语序倒装，重点前置，不仅强调了重点，增强了视觉效果，而且还产生了富于弹性的美感效应，让读者在反复品味中获得多层次的意蕴和美感，因而使诗意增值。正如沈括所言：“语反而意宽。”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是典型的主谓倒装。设想一般性日常语言的表述：夏虫也为我沉默，今晚的康桥也为我沉默。多么沉闷乏味!但徐志摩作为语言的魔术师，通过句法变异，展示了语言艺术的魅力。“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首先是符合文体要求，“康桥”与“笙箫”押韵；其次运用了顶真的修辞手法，“沉默”蝉联而下，与“悄悄”相呼应，使外物与心境的静默更具有连贯性。
　　 句序的颠倒。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按通常句序应是：“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但这就成了平庸之笔。其所以把“明月几时有”提到句首，因为它是诗人突出的重心，同时也是格律的需要。句序颠倒之后，起势突兀，精力弥满，非常引人注目。再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小树颤抖着》第一节：“小树颤抖着，当小鸟在上面飞。我的心颤抖着，当我想到了你。”这是一首被翻译成六十多种外语的爱情小诗，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节诗先写结果，后写原因，颇耐人寻味。小树为什么颤抖着?原来是有小鸟在上面飞。我的心为什么颤抖着?因为我想到了你。前两行若按古代诗论的说法，是“起兴”；若按现代诗论的观点，则是一种隐喻。前后互相生发，注入了情趣，增浓了诗意。如果按正常语序。先说原因，后说结果。又将如何?当小鸟在上面飞，(所以)小树颤抖着；当我想到了你，(所以)我的心颤抖着。这就成为对二者因果关系的解释和说明，诗味荡然无存了。可见有时句序的颠倒确有造成悬念，刺激审美注意，增强情感张力的艺术效果。
　　 五、逻辑的非常规化
　　 诗歌创作中，常常有一些“无理”的、不合常规的表现。比如月亮多情、花朵含笑、丁香结愁……至于“泪眼问花”、“怨春不语”、“泪染霜林”，从逻辑的角度看是不合事理的，但用艺术的眼光看，却是情感真实的最高表现。唐代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是写女主人公盼望心上人，心情急切；喜鹊的几声鸣叫就把她引向了门前，终因未能如愿而迁怒于不谙人事的喜鹊；由于思念心上人竟然对啼叫的黄莺儿大动肝火，虽然“怒”得无理，怪得“奇怪”，但却合乎人情。正所谓“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我们再来看现代诗人顾城的《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里存在着有趣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演变：“你”与“我”的物理距离实际上很近，但“我”觉得“很远”；“你”与“云”的实际距离很远，而“我”却觉得“很近”。从现实生活的真实距离来看，这完全是悖理的，为何作者要违背常规颠倒远近呢?把它放在更深的语境，这是诗人的一种特定的心理，是诗人所感应的人际关系的缺憾和追求美的协调所致，是不正常的环境带来的人的隔膜使然。这种事理上、情感上的逻辑变异，反而使诗歌蕴涵了更深刻的含义，如果剥离了这种变异，诗歌反而索然无味。
　　 语言的非常规化是诗歌青春永驻的艺术秘诀，诗歌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探寻诗歌之奥妙，就必须解读语言的非常规化。中学诗歌教学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读读背背和对内容的浅层次解读上，而应上升到对诗歌语言进行理性的审美分析，进入到文艺欣赏和批评的层面上。
　　 作者单位：江苏省宝应县中学（225800）

• 严强： 诗歌教学应关注语言的非常规性　/　语文天地·初中版 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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