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究竟应多讲还是少讲？对这个问题，人们往往莫衷一是。
　　 一提到“多讲”，有人认为就是“满堂灌”，有悖“新课标”，其实不然。
　　 如同文学大师写文章有时“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一样，教师讲授有时也须使用“繁笔”。如教学《小石潭记》时，怎样理解作者触景生情，乐中隐悲？这就需要了解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而遭迫害，被贬永州，孤独寂寞悲苦不堪的背景。他忘情山水与鱼相乐是想排遣内心的抑郁，但小石潭太僻静太清澈，像一方洞察毫厘的明镜，既引发了作者的闲情逸致，又惹起了他的寒心愁肠，形成了一个难解难分的怪圈。于是柳宗元以情观景、借景抒情，文人骚客特有的魏晋遗风，向往山野形胜的心绪，就在这一刻投诸笔端，留下了他的千古酬唱——“凄神寒骨，悄怅幽邃”。作者在记潭后，终于把持不住，“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流露出了欲超脱幽寂、悲凉的心迹。这些内容只有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才会豁然开朗。
　　 优秀的语文教师使用“繁笔”，讲授有如下特点：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有具体的教学内容，有明晰的讲解顺序，有形象生动的语言，会使学生越听越有味，学生置身教室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他们的讲授并不停留在简单地向学生灌输一些书上现成的东西，而是荡开去，多角度地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并能十分明确地谈出自己的见解。可见教师的讲授，大有学问，大有艺术。
　　 语文教师的精彩讲授，有时的确是十分需要运用“繁笔”强调和润色的。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虎豹无文，则鞟同犬养（虎豹的皮如果没有毛色文彩，就与犬养的皮没有区别）；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犀兕的皮有用，但还要靠涂上红漆来显示色彩）”。教师的讲解如果不顾内容的丰富性和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一味“少讲”甚至采用“放羊式”，那就会使教学的内容简单化，就会使语言干瘪无味，就会使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学生的语文素养就无法提高。
　　 辩证法告诉我们，“多讲”和“少讲”是相对而言的，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有多就有少，有少就有多。一味多讲，便没有少讲的存在；全然少讲，必要的多讲也就失去了可能。多讲与少讲必须实事求是。这正是《庄子》所云：“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野鸭的腿虽然很短，给它接上一截它就要发愁；仙鹤的腿虽然很长，给它截去一段它就要悲伤）”联系我们所主张的“精讲”，同样有“多讲”与“少讲”的辩证关系。
　　 所谓“精讲”，就是讲授时不面面俱到，不到处点火，全面开花；而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教师对学生的不明处，要精讲，语言文字的奥妙处，要精讲。凡属精讲的，教师必须严格提炼选取。精讲，要围绕核心讲，要把难点讲准确，要点讲透彻，重点要讲精细。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少讲”所能做到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精讲又必须注意少讲。这“少讲”之“少”，就是多中求少，以少胜多。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讲授内容要高度提炼。它要求教师备课做到“由简而详，由薄到厚——由博到约，由厚到薄”；讲课做到“取宏用精，以约取博，厚积薄发”。就是“教师备有一桶水，才给学生一杯水。”二是讲授的语言要高度锤炼。我们在分析文章时常说某一个字是“一字千钧”，讲课语言也是这样。教师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从多篇资料、多次思考中浓缩出来的精粹。这就是教师“以少胜多”的语言艺术。以少胜多在于一个“胜”字。教师三句五句，看来是少，如果言之无物，则是多而空；出口千言，看来是多，如果内容丰富，则是少而精。所以说“少”和“精”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反对满堂灌，但又不能将讲授法与满堂灌机械等同。实际上，讲授法属于传统的教学方法之一，它是语文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教学中，它的重要作用仍然值得肯定，只不过是需要科学安排而已。讲授得当便优，讲授失当便劣。所以教师讲授并不都是满堂灌，对于它要进行具体分析。同样是讲授法，在注入式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教师视学生为容器，以讲解为专务，满堂灌输，强制注入，学生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但在启发式教学思想的指导下，教师循循善诱，学生致思明辨，教学效果则会十分明显。
　　 从当前语文教学的实际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教师的“讲”而忽视学生的“学”；另一方面，则又不能过分强调学生的“学”而忽视教师的“讲”。教师的“讲”应当是起主导作用的“讲”，而决不是满堂灌输；学生的“学”应当是在老师指导下的学而决不是撒手放羊。如果一味地从时间上来限制讲课，甚至格式化，那实际上就是没有掌握“多讲和少讲的辩证法”。
　　 顾炎武有云：“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教师的多讲与少讲，如同文章的繁笔与简笔，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作者单位：江苏省启东市长江中学（226200）

• 陈健： “多讲”与“少讲”的辩证法　/　语文天地·初中版 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