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六国论》文风沉稳遒劲，笔法辛辣，说理严谨缜密。作者为达到借评论六国破灭的史实来警策北宋统治者，要他们汲取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的政治目的，立论时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精辟地提出“弊在赂秦”的观点。文章写得尖锐峭拔，机锋雄辩，但因作者是针对北宋王朝赂敌求和的现状而写，文中观点亦不乏偏颇之处。
　　《六国论》开篇即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单刀直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见解精辟，振聋发聩。为论证观点分两个分论点来阐述：一为“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一为“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第二个分论点是对中心论点的补充论证，论证思路细针密缝，无懈可击。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把六国灭亡归结为“赂秦”不无偏颇之处。“赂秦”只是导致六国灭亡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而不是秦灭六国的根本原因。秦国能够灭掉六国是秦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因而其凭借强大的实力将疆域不断东扩；加之秦国君臣同心，广纳人才，并且能够实施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对六国形成了攻城掠地、日削月割的进攻态势。当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民由于长期饱受战乱之苦，渴望统一，因而秦国统一天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只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的军事实力，恰逢其时秦王赢政又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不论六国是否割地赂秦，秦统一六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另外，文章的第一个分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也有偏颇之处。因为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所以作者只作了笼统论证。其实这只是六国战略上的失误，而不能归结为因割地赂秦而导致六国力量削弱、秦国实力增强。因为当时各国都因畏惧有“虎狼”之称的秦国而力求自保，并不知秦国当时正在实施连横策略、远交近攻扫除六国的计划。苏洵的儿子苏辙在他的《六国论》中明确提出“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因此，六国的正确策略应当是“厚韩亲魏以摈秦”，而苏洵说的“弊在赂秦”主要也是针对韩魏说的(这两国以地事秦最为突出)。韩魏之所以“赂秦”，是因为与秦接壤，“为秦人积威之所劫”，还因为其他诸侯国不帮助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彼此团结才导致了六国的灭亡，而不是割地赂秦。
　　文章在论述了“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一分论点之后，随即用第二个分论点进行补充论证。作者为了证明战而能存、不战而亡的观点，举了“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的例子，这也是有偏颇的。燕是在韩、赵、魏、楚之后第五个被灭亡的，但不能说这是它的“用兵之效”。事实上，这是由于秦国昭襄王采纳了范睢“远交近攻”的建议，而且以后的孝文王、庄襄王、秦始皇都执行了这一策略。六国中燕、齐离秦最远，按照秦的国策，秦只能在灭亡了魏、赵等国后才进兵灭燕。由此可见，这只是由秦灭六国的日程安排所决定的，作者战而能存，不赂而后亡的观点是有偏颇的。
　　至于“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秦自孝公以来，就不断扩张领土，到秦王赢政时早已确定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国策。秦对燕国也是这样，兼并虽势在必行，但又不能违背远交近攻的国策。因此，荆轲行刺秦王之后，秦王虽对燕用兵，却并没有因为此事而改变其灭亡六国的先后次序。照苏洵的说法，如果太子丹不派荆轲去行刺秦王，秦就不会灭燕了。这可能吗?齐国没有派刺客，秦王也没有放过它，只不过由于齐距秦最远，秦将其放在最后消灭而已。
　　然而，文章合为时而著，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苛求古人。如果我们了解了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针砭时弊的写作目的，也就不难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了。
　　北宋中期，国势衰微，民族矛盾十分突出，西夏、契丹的侵略气焰日益嚣张。为求苟安，宋朝每年都得向契丹、西夏纳币输帛，结果极大地削弱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针对这种情况，苏洵在这篇文章里借六国破灭的教训，讽谏北宋朝廷抛弃投降主义的外交政策，积极谋求“不赂而胜之”之道。苏洵写《六国论》的目的在“论”不在“史”，他是借史论政。正如清代朱川评论此文时说：“借六国赂秦而灭，以暗刺宋事，其言痛切悲愤，可谓深谋先见之智。”因此，该文的立论虽有偏颇之处，但仍不失为一篇警世之佳作。
　　
　　(作者单位：滨海中学)

• 孙亮： 《六国论》立论的偏颇之处　/　语文教学之友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