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传统评论界对伍尔夫的小说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拒绝”把伍尔夫的叙述艺术与她的女性主义理论思想相联系，笔者认为，伍尔夫小说形式的创新实验与其女性主义的思想主张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领域的存在；相反，它们是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的，伍尔夫在其小说中大量实验的许多反传统的话语方式皆隐含了一种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内隐的叙述者意识流隐喻转喻女性主义
　　
　　作为二十世纪最卓越最具有创新能力的意识流小说家之一，伍尔夫留给后世的财富是极为丰富的。她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其惊人的对人的飘忽幽微的意识活动的把握力上，而且也体现在她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和表现形式的大胆开拓上。在伍尔夫的文学生涯中，对形式因素的创新性追求是她不断超越旧我并实现自身突破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虽然对传统文学的叙述模式的突破是与伍尔夫同时代的众多现代派作家的共同追求，但与许多男性作家不同的是，伍尔夫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使得她在进行文学形式的创新时，常常是有意识地从一种女性主义的立场来表达其对文学创作的现代性关怀的。
　　伍尔夫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方新旧妇女运动的转型期，她既继承了第一次妇女运动（法国大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肯定了妇女在工作权利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平等性追求，同时她又开启了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新立场，着重于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反拨父权制的文化霸权。具体到文学创作中来说，伍尔夫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寻求和营建与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相吻合的文学话语方式。作为一个具有明确的女性意识追求的现代作家，伍尔夫对在西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文学的男性性别存在给女性作家所造成的戕害与约束是极为敏感的，她认为传统小说中的语言是男性的语言，小说的传统形式也是由男性根据自己的需要指定的，并不适合女性的使用，“男人思想的分量、速度和步伐，和女人的大不相同，因此她难以成功地从他那儿挖掘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或许她所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她的笔尖触及稿纸之时，没有现成的普通句子可以供她使用。”^①正是这种与传统小说中语言和意识上的男性沙文主义相抗争的决心，使得伍尔夫在自己的创作中总是有意识地寻求并营建着一种新的文学标准，以求能更准确有效、更生动自由地表达文学中本应包含着的女性身份特色，而这也使得伍尔夫的现代叙述艺术常常会在不经意间透露着一种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内隐的叙述者：对女性叙事权威的设置
　　
　　叙事学家查特曼根据作品中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曾把叙述者分为两大类：公显的叙述者和内隐的叙述者^②。一般说来，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与叙述者对文本的介入程度是成正比的。叙述者越容易被感觉得到意味着叙述者介入的程度越深，相反叙述者越不容易被感觉得到，则表明叙述者介入的程度越浅。传统小说中最经常采用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是公显的叙述者的一种最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因为在这种小说中，文本的声音主体和聚焦主体往往都统一于叙述者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说”和“看”这两个动作通常都是由（处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一个人来承担的。叙述者无论是在叙述眼光还是在叙述声音方面都拥有一种上帝般的权威和力量。他不仅可以肆意地探知和展示人物世界的最隐秘的秘密，而且还可以无所顾忌地“闯入”故事，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公开的评点与指责。与传统的第三人称小说相比，伍尔夫的小说则明显地体现出了一种内隐的叙述者的特点。伍尔夫的小说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用第三人称写成，但她在叙述聚焦和叙述声音的设置上都有意识地与传统小说叙述者的权威形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抗。
　　伍尔夫在她的小说中总是极力避免使用单一人物聚焦，对多人物不定式内聚焦的灵活运用可谓是伍尔夫在现代派小说家中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如《达洛卫夫人》中，叙述事件就是分别通过克拉丽莎·达洛卫、达洛卫先生、彼得·沃尔斯、塞普蒂默斯、雷奇亚·史密斯以及其他许多内在的聚焦者的眼光表现出来的。不仅如此，这部小说中不同人物之间的聚焦转换常常没有任何提示或说明，但依然十分自然，如天机云锦，隐然无痕。
　　另外在小说的声音层，伍尔夫对人物的思想意识的表述最常用的话语形式是自由间接引语，也就是说小说中人物的人称虽然是以叙述者为基准建立起来的，但人物话语的表述时空仍然是以人物的意识为基准的，即叙述者很少对人物的意识活动进行一种公开的归纳或概括。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一段话来把握一下伍尔夫小说的这一特点。
　　
　　她的眼里星光闪烁，头发上笼着面纱，胸前捧着樱草花和紫罗兰——他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她至少五十岁了；她已经有了八个儿女。她从万花丛中轻盈走来，怀里抱着凋谢的花蕾和坠落的羔羊；她的眼里星光闪烁，她的卷发在风中飘拂——他接过了她的手提包。
　　
　　这段话主要是拉姆齐夫人家的客人塔斯莱的一段内心独白。塔斯莱原本是一个十分孤僻、乏味、甚至是有点刻薄，很不讨人喜欢的人。他一向受人冷落，但这次拉姆齐夫人能主动提出要与他一起去城里办事，并在路上对他说了许多鼓励和安慰的话，他为此深感受宠若惊，并在心里对拉姆齐夫人涌起了一种圣母般的崇拜之情，他认为她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并决定在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替她拿包。上文内容就是对塔斯莱的内心活动及他接过拉姆齐夫人的手提包时的动作的“记载”。其中文本对塔斯莱的“他”的人称定位显然是采用了以叙述者为基准的人称称呼，但这里叙述者却有意识地省略了“他想”或“他心里说”之类的引述语，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对人物的意识活动进行了展示。该段文字真实地“保存”下了当时塔斯莱内心意识活动的原生态面目：塔斯莱即使是在发自肺腑地赞美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对这种赞美进行保留——“他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她至少五十岁了；她已经有了八个儿女”。这里无须叙述者的公开评点，人物自身的意识活动便已对其自身性格的刻薄性进行了生动的揭示。
　　伍尔夫在叙述聚焦和叙述声音方面所营建的“内隐的叙述者”的叙述效果，与传统小说中叙述者公开的、上帝式的叙述权威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作者对传统的男性叙事手法的一种叛逆性策略，毕竟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在伍尔夫的潜意识中，传统文学的写作模式与男性的社会性别权威是紧密相关的，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一种隐喻式表现。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到的是，伍尔夫在对叙述者的公开的、上帝式的权威进行反抗的同时，她并无意要真正地对叙述者的权威功能场进行一种彻底的清除。这一点在伍尔夫的叙述艺术中也有着的明显的体现。正如格雷厄姆指出的那样，“伍尔夫根本不在乎区别说话人各自的话语风格”^③。伍尔夫的小说叙述者在对人物的意识话语进行转述的时候常常并不会因为人物性格、年龄或身份等的不同而在话语风格上进行一种刻意的区别和变化。相反叙述者对不同人物意识的陈述往往都保留有作者一贯的流畅的抒情式特色。对此戴维·洛奇也曾指出，如果把伍尔夫小说中由叙述者转述出来的人物意识改回到第一人称的话，那这些话语“就会显得太有文采、太审慎，根本不像是对某人自由思想的记述”^④。这意味着伍尔夫在自己的创作中，她在有意识地消泯叙述者的男性化的公开式权威的同时，却又通过极为隐蔽的方式对自己的女性作家的主体性进行了一种内隐的建构。伍尔夫的这一做法可谓是用心良苦，但这也的确是一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合理的选择。毕竟二十世纪初女性运动的基本现实仍属于为妇女争取与男性同等权利的阶段，这一时期女性要想为自己的存在提供恰切的合理性证明，“能为自己被否定的地方正名”^{⑤，仍是当时的女性所要重点完成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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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意识流：让意识展示女性
　　
　　伍尔夫生前曾多次感叹文学史上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书写的偏误，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形象地描述了女性在男性作家笔下的存在形态，“小说戏剧里的女人性质都是特别的，不是美到极点，就是丑得要命，不是好到无以复加，就是堕落不堪”⑥，对于这种不是“妖魔”就是“天使”的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塑造方法，伍尔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实质性的面貌：女性的主体性从来就没有在男性作家那里获得应有的尊重，她们只具有“镜子式”的工具性质，这面镜子“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能够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⑦。作为一名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追求的女性作家，伍尔夫实际上是非常希望能通过对女人自身的性别特征与存在状态的真实考察来获得一种新的书写女性的方法的。
　　伍尔夫一生共创作了九部长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女性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的。伍尔夫笔下的几位最动人的女性形象如达洛卫夫人、拉姆齐太太、莉莉等无一不出现在她用意识流手法写成的作品中；而另一方面意识流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的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地得益于伍尔夫用这一手法对那几位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上。在《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作品中，作家虽没有刻意于离奇的故事营构，曲折的情节编织，以及众多重大事件的罗列，但这几部作品中的几位女性主人公却并没有因为那些外在“支架”的缺乏而干瘪、黯淡，相反她们无一不栩栩如生，宛如真人一样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几部意识流作品中，作家一直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几位主要人物的潜意识的边缘，通过对她们意识深处的每一丝细微感触的捕捉，通过对她们永无休止的感觉、思想、记忆、联想和回忆的记载，既串起了她们一生的故事，又对她们平淡无奇的生存状态进行了不矫情不虚饰的真实刻画。其中既完整地保存下了这几位女性瞬时间的扑朔迷离的思维形态的横截面，同时也对她们的价值取向、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种纵向的历史梳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事实上正是意识流手法真正地赋予了伍尔夫笔下的这几位女性形象以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因此用意识流的手法来进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可谓是伍尔夫为自己所找到的一个极为成功的女性形象塑造方法。
　　二十世纪初当意识流以一种极具有挑战性的先锋派艺术手法在西方文坛上初露端倪的时候，伍尔夫便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艺术手法所潜蕴的巨大的艺术生命力，她不仅较早地把这一艺术手法引进到了自己的创作中来，而且还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了建构自己的艺术殿堂的重要的基石。虽然伍尔夫生前并未对意识流手法与女性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过确凿的学理性论证，但是目前西方已有学者对这种联系进行了明确的肯定：“小说中最初形成的‘意识流’实际上明显是女性和女性主义的。”⑧“整个所谓意识流运动就是从经过夸张的男性文学向某种女性文学的复归。”⑨翻检伍尔夫生前有关于意识流以及女性文学的相关评论，我们不难发现她对意识流的理解与她对女性的社会身份及女性的思维特点的理解之间的确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相通性联系的。
　　伍尔夫认为相对于男性可以用战绩、功勋、职位等可见可观的有形物质来标志的一生来说，女性的人生具有一种典型的无名氏的特征。女人每天的活动常常都不会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痕迹：烹制好的食品被吃掉；洗干净的衣服又被穿脏；养育大了的子女离开家走进了世界。为此伍尔夫曾形象地把传统女性的世界比喻成了是一个“黑暗中的国度”，她认为在这里，女性是以“一种无可名状的波动而模糊”⑩的状态存在着的。伍尔夫对女性的生存特征的概括，无疑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潜意识的描述，而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意识流也恰恰正是描述和展示人的潜意识层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另外在谈到女性的思维特点时，伍尔夫也指出由于法律与习俗的约束，女性的社会生活空间要明显地小于男性，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多的不是靠四处的历练而主要是靠一种内在的自我感知来完成的，这一点既构成了女性的一个短处但也成了她们的一个长处，这使她们更易于凭直觉和感知就能剥去生活的外皮，发现并捕捉到生活的内在的真实。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等论文中谈到意识流手法的时候，也把它的特点主要归纳为是通过直觉感知的方式来展现生活的“内在真实”的一个极为有效的途径：“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在公认为重大的事情中比通常以为渺小的事情中包含有更为丰富充实的生活。”(11)这里伍尔夫对意识流手法的简要概括也恰恰与女性的感知特点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应和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带有明显的女性身份特征的女性话语的普遍寻求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主张，（为此法国女作家西格苏斯甚至提出了“身体写作”的口号），追溯这一主张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实际上已深深地包含了伍尔夫在当代的深远的影响。
　　
　　三、隐喻与转喻：小说的诗化写作
　　
　　著名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曾把文体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指出诗歌与散文在语言运用上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前者考虑的主要是语言的相似性，而后者看重的则是语言的相近性，因此它们在语言的思维本质上一个是隐喻性的，一个是转喻性的。不仅如此雅各布森还进一步提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主要是用散文化的语言写成的，因此其在本质上也是转喻性的。与雅各布森相类似，伍尔夫也非常热衷于从语言的角度来把握文体的审美特征，她指出在传统的小说文体中，语言的设置主要是适应于男性的思维习惯而建构起来的，如在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等男性作家那里极为流畅、自然的语言运用模式，如果换作勃朗特、乔治·爱略特等女性作家使用，则常常显得过为臃肿、笨重和粗劣不堪。这意味着在伍尔夫看来，小说这一文体类型实际上应该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审美机制，即男性化的和女性化的语言审美机制。伍尔夫对小说语言的这两种审美分类，与雅各布森的理论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雅各布森看来主要是转喻性的传统小说语言，在伍尔夫这里则主要是一种男性化的语言操作模式，而为传统小说所排斥，但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歌那里获得大力发展的隐喻性语言则主要是一种女性化的语言，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女性化的审美思维机制。伍尔夫的小说创作明显地表现出了隐喻性的语言思维特点。《海浪》是伍尔夫的诗化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作品无论是从整体背景的设置还是到具体意象的描写无不富有诗歌的象征寓意。该作品共分九章，每章前面都有一个抒情性的引子，它们分别介绍了大海从日出到日升、日中、日斜、日落时的景色变化，但是这些本应集中在一天内的景色变化又是与大自然的四季变换结合在一起的，这使海景的描写既具有了一种瞬时性的时间意义，同时又具有了一种超越了具体时空限制的永恒意味。作品开头处这些富含寓意的海景描写为小说人物的生存时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性框架，它们既隐射了作品中具体人物从童年到暮年的岁月变换，同时也象征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过程。除了这种统贯全局的时间象征外，作品中每一个人物也都象征着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有类型，他们六种不同的人生叙述展示了作家对宇宙人生的六个层面的多维立体把握。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不但能感受到作家对高密度的心灵瞬间印象的灵敏捕捉，同时也能看到作家心灵世界的玲珑剔透、五彩缤纷和深邃迷乱，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种情境、每一件日常琐事，无不流淌着诗歌的韵律、变幻着图画的色彩，同时又都富于象征寓意。这些诗性技巧充分地展现了伍尔夫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所独有的精神能量和才能。“在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这样用细微的诗性瞬间来把握生活的作家，也许只有伍尔夫一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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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现代女性叙事主义家苏珊·Ｓ·兰瑟在谈到乔伊斯的创作时曾肯定地指出《尤利西斯》的叙事艺术中也包含着大量的女性主义气质(13)，戴维·洛奇也认为，对隐喻性语言思维的运用在现代小说家这里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而非仅集中在个别作家身上的一种个别性现象(14)，但是对比乔伊斯与伍尔夫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乔伊斯的小说虽然并不乏隐喻式手法的使用，但是其语言的组合却明显地缺乏一种叙述的连接性和逻辑性，这使其小说在阅读时常有一种不忍卒读的感觉。追究其中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乃在于乔伊斯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熏不但将转喻式手法与隐喻式手法尖锐对立，而且还对转喻式手法进行了一种彻底的排挤和颠覆，而与此相比，伍尔夫在明显地凸现小说的隐喻化创作特征的同时，又较好地实现了转喻式手法和隐喻式手法的融合，这使其小说的语言叙述常常如莺鸣啼转，婉约秀丽，由此更彰显出了一种诗歌的流畅性和抒情性特征。这同时意味着伍尔夫的美学理想的建构，虽然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女性式（隐喻）思维与男性式（转喻）思维的对照，但她并无意于要以女性化的隐喻思维来彻底地清除或淹没男性化的转喻式思维，从而再次把文学变为一种单一性别的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其美学理想的开放性和辩证性。
　　综上所述，伍尔夫小说形式的创新实验与其女性主义的思想主张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领域的存在；相反，它们是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的，其中后者主导着前者的叙述立场和话语策略，而前者则表征了后者的文化精神。因此，当代学者对伍尔夫的小说研究，惟有把这两个方面进行密切的结合，才能完整地把握处于真实的历史语境中的伍尔夫与其小说作品的意义。
　　
　　①(11)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５页，第９页。
　　②参见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２页。
　　③Ｊ．Ｗ．ｇｒａｈａｍ，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ｓ：Ｓｏｍ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ｉｎ Ｅｌａｉｎｅ Ｋ．Ｇｉｎｓ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Ｍｏｓｓ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ｅｄ．，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 Ｔｒｏ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ｈｉｔｓ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３，Ｐ９８．
　　④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９页。
　　⑤Ｓａｌｌｙ ＭｃＣｏｒｎｅｌｌ－Ｇｉｎｅｔ ＆ Ｒｕｔｈ Ｂｏｒｋｅｒ ｅｄ．，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８６，Ｐ６５．
　　⑥⑦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１页，第４２页。
　　⑧(13)苏珊·Ｓ·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０页，第１２２页。
　　⑨ＬｅｓｌｉｅＦｉｅｄｌｅｒ，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Ｃａｅｓａｒ Ｒ．Ｂｌａｋｅ，Ｄｏｒ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ｘ．
　　⑩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全集》，王义国、黄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３３页。
　　(12)武跃速：《宇宙人生的诉说：解读伍尔夫的诗小说》，国外文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７３页。
　　(14)参见戴维·洛奇：《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该文收录于王潮主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６页。}

• 李红梅： 伍尔夫叙事艺术中的女性意识设置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5年第11期
• 李红梅： 在模糊与复杂中诉说真情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7期
• 李红梅： 一枝一叶皆文章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