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道主》是加缪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独立王国》中的一篇。法国有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传统、习语和话语战略。加缪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发展。这种继承与发展在《东道主》中都有所体现，包括：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地理优先权，法国殖民成就以及法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兄弟情谊”。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现实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加缪似乎认为殖民事业是可以挽救的，所以他把殖民主义困境作了适应宗主国的美化。可是比较他的描述与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己关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历史的叙述，就可以发现加缪的作品中对法国殖民主义的美化是将阿尔及利亚法国化并将这种法国化保持下去的历史发明。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法国话语体系殖民统治优先权殖民成就文化入侵
　　
　　《东道主》是加缪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独立王国》中的一篇。故事描述的是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时期，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小学教师达鲁接收了一个阿拉伯犯人。达鲁并没有像对待犯人那样对待他，而是尽可能热情地招待了他。留他住了一夜之后，达鲁给了这个阿拉伯人足够的食物和钱，让他自己选择是投案还是逃跑。可是最后他悲哀地发现，那个阿拉伯人选择了通往监狱的道路。
　　爱德华·萨义德（Ｅ． Ｓａｉｄ）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称帝国主义用文化入侵东方，揭示了西方文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其中包括欧洲人是如何通过这些文学叙事来建立其作为“他者”的殖民地的文化经验。在这部著作中，萨义德在对加缪的作品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加缪的作品在历史上是与法国殖民事业本身和完全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相关联的。在《东道主》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所体现的那种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话语体系。甚至在许多方面，加缪都是依赖于这个话语体系的。而这个话语体系又是以法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与地理为参照物。在后殖民时期，加缪虽然意识到了殖民主义所面临的危机，但他似乎认为殖民事业是可以挽救的，所以他把殖民主义困境作了适应宗主国的美化。
　　
　　一、法国殖民主义话语体系
　　
　　从一八三?年起，法国一直持续着向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夺取阿尔及利亚主权的活动。这场夺取主权的斗争中心是军事。法国军事政策的中心是突袭，即对阿尔及利亚村庄的讨伐，讨伐的对象包括阿尔及利亚人的家，收获和妇孺。于是，从一八三?年到一九六二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了长达一百三十二年的殖民统治。加缪的许多小说，无论长篇与短篇，都是以处于法国殖民统治后期的阿尔及利亚为地理背景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加缪对一百多年来法国向阿尔及利亚夺取主权的活动既没有予以驳斥，也没有表示异议。相反，他继承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些法国关于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并把它们当作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作品中具有悠久传统的正常规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法国关于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
　　在法国，一八七?年的普法战争以后，地理知识和地理开拓与帝国的话语联系了起来，指导法国帝国战略的学说是古斯塔夫·勒·朋（Ｃｏｎｓｔａｖｅ ｌｅ Ｂｏｎ）的原始、次等、中等和高等的种族理论；厄奈斯·塞利埃（Ｅｒｎｅｓｔ Ｓｅｉｌｌèｒｅ）的纯粹力量哲学；爱尔伯特·萨劳（Ａｌｂｅｒｔ Ｓａｒｒａｕｔ）和保罗·勒洛伊?鄄布留（Ｐａｕｌ Ｌｅｏｒｏｙ?鄄Ｂｅａｕｌｉｅｕ）的殖民实践之系统学和儒尔斯·哈曼德（Ｊｕｌｅｓ Ｈａｒｍａｎｄ）的统治原则。
　　在这些学说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土著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在殖民者眼中属于他者，不能为殖民者所了解，是一种劣等民族。土著与他们的土地不应被当作实体来对待，而应被当作财产。他们不可变的劣等民族特征决定了他们要被隔离、要臣服于发达的帝国，虽然这并不排除使之文明化。
　　英国和法国将自己称为“西方”，并用这一称呼将自己与不发达的非西方世界划分开来，利用西方殖民主义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主从的、高贵和低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一些人认为欧洲文化的进步需要通过严厉地对待穆斯林土著来加以实现。在弗伊雷（Ｌｕｃｉｅｎ Ｆｅｖｒｅ）、克罗兹（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 Ｃｒｏｃｅ）和纪朗的影响下，这样的思想变成了一种语言，并且在帝国领域内部变成与科学极端类似的一种实践，一种统治劣等民族的科学。这些劣等人的资源、土地和命运应理所当然地掌握在法国手中。
　　虽然法国与英国同样在实施殖民主义，同样认为处于非西方世界中的人属于劣等民族，但是法国一直称自己与英国殖民主义的目的不同。英国殖民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资本掠夺，法国是为了“荣誉”，为了进步。而且，法国声称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没有英国人所特有的偏见和种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这个论调被不停地反复强调着。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印度支那的关系充其量是“分等级的伙伴”的联合，如瑞内·毛尼尔（Ｒｅｎè Ｍａｕｎｉｅｒ）在他的《殖民地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初的地理与表现殖民主义的书籍中进一步发现，法国话语结构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它经常地得到补充而且相当统一和制度化。阿尔伯特·萨劳的《论殖民主义的崇高》（Ｇｒａｎｄｅｕｒ ｅｒ 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ｓ?熏 Ｐａｒｉｓ?押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Ｓａｇｉｔｔａｉｒｅ?熏 １９３１）表明，殖民主义的目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类在生物意义上的统一，要使不能利用自己资源的劣等民族回到人类大家庭中来。乔治·哈代（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ｒｄｙ）在他的经典著作《１９及２０世纪殖民主义政治与土地的分配》（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ｅｔ ｌｅ Ｐａｒｔａｇｅ ｄｕ Ｔｅｒｒｅ ａｕｘ ＸＩＸｅ ｅｔ ＸＸｅ Ｓｉｅｃｌｅｓ?熏 Ｐａｒｉｓ?押 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熏 １９３７）中试图辩称，殖民地激发了法国的灵感，不仅导致了许多殖民主义小说的出现，也使人认识到道德与精神形式的多样性，鼓励了作家采用新的心理探寻模式。
　　玛努拉·赛米蒂（Ｍａｎｕｅｌａ Ｓｅｍｉｄｅｉ）对一战至二战刚结束时的法国教科书作了一次调查。在这一调查中，有关于大多数法国人对法国殖民地的共同看法的统计。这一统计显示：在一战后，法国的殖民角色稳步攀升，作为世界“强权”在历史中成就了“光荣业绩”，以及对法国殖民成就的描述。这些作品大都赞美了法国建立的和平与繁荣，以及开办了有利于土著的各种学校与医院等机构的崇高行为。这样，即使在它的殖民地纷纷脱离它之后，它们之间还保持着一种“兄弟的情谊”。从来没有人认为殖民地可能独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仅仅是“困境”，而不是严峻的挑战。
　　在教科书中一系列关于法国殖民主义的论述里，北非的形象非常突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已经变成一个“新法国”：社会繁荣，有许多极好的学校、医院和公路。所以，法国具有对阿尔及利亚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性的优先权。
　　至此，我们可以对法国关于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概括如下：
　　１?郾殖民主义是要通过对劣等民族的统治来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
　　２?郾法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没有英国人所持有的偏见和种族主义。
　　３?郾法国具有对阿尔及利亚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性的优先权。
　　
　　二、体现在《东道主》中的法国殖民主义话语体系
　　
　　１?郾法国具有对阿尔及利亚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性的优先权
　　阿尔及利亚与法国隔海相望，是与法国相隔最近的非洲国家。所以，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在非洲征服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块殖民地。法国刚一征服阿尔及利亚，便把它作为自己进一步向非洲扩展的基地。阿尔及利亚对于法国建立以及维护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在一八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对阿尔及利亚长期的殖民统治期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花了很大的力量去经营，建立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从政府到民间的紧密的联系。这样，许多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点：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加缪也持有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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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缪说过：“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民族独立只是一个被热情驱动的方案。从来没有阿尔及利亚民族。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或柏柏尔人都有可能有资格争取这个潜在的民族的领导权。就目前情况看，阿尔及利亚并非完全由阿拉伯人组成。尤其是法国殖民地的规模与持久性足以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在‘土著’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也是土著。此外，一个纯粹的阿拉伯人的阿尔及利亚不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的政治独立只是一种幻想，无论法国人的作为多么不对，其规模之大使得今天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会同意接受承担这个责任。” （加缪《论文集》，第２０３９页）加缪认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从来未存在过的说法正是因为他相信了法国政策破坏了而且已经完全消灭了该民族。他的叙述对阿尔及利亚的地理提出了严肃的、带根本性的优先要求。
　　在《东道主》的叙述中，也处处可见他对这种优先权的表述。达鲁任教的地方，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人迹稀少、偏僻的小山村。虽然深深地体会到了那里的荒凉，达鲁却不准备离去，他觉得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若移居别处，便有离土离根之感”。这便是一个长期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感受，他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故乡，而非异国。把地点设置在这里并不单纯因为加缪自己是生长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更是为了通过这样的表述来显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的持久性来体现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所具有的殖民统治优先权。
　　加缪还通过表现法国殖民的“光荣业绩” 来提出对殖民统治优先权的要求。达鲁正是在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学校里任教。在下雪后学生们不来上学的时候，他承担了替当局给灾民发放粮食的任务。在小说里对当地恶劣地理自然环境的描写似乎也在暗示着这种地方几乎没有经济独立的可能。“十月中旬忽然飘起飞雪，此前是接连八个月的大旱，其间又不曾下雨缓解旱情。”那里是“仅有石块的不毛之地，若在这里耕作，收获的只有石子。城镇也曾兴起，繁荣一阵后便告消失”。“一群衣衫褴褛的穷汉在烈日下游荡，高原的石灰化日益严重，土地渐渐萎缩，真像是在被烘烤，脚下每块石头一踩就成灰。成百上千的山羊倒毙，饿死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于是法国的殖民行为在这里便显得是那么的必要。“他尚有足够的储备应付紧急情况，小屋里堆满了一袋袋小麦，学校当局让他保存，以便接济家中遭了旱灾的学生。实际上家家受灾情影响，因为都是贫困户。达鲁每天都给孩子们分口粮。他了解，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粮食短缺，也许今晚有学生家长或长兄前来领取粮食。要保证在下一季收获之前不断粮，这便是目标。现在从法国驶来几艘运小麦的货轮，最艰难的时节已过。”加缪认为，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阿尔及利亚根本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阿尔及利亚人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依靠法国的支持和援助。他想用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成就来证明它在那里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性优先权。
　　２?郾对阿尔及利亚的文化入侵
　　如果说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那么，后殖民主义理论则集中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上的关系。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特别强调文化问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状况的一种理论概括。
　　小说的开头有一段关于黑板的描写：“黑板上用四色粉笔画了法国的四条大河，分别流向各自的河口，这地图已在黑板上滞留了四天。”这明显说明了在这里，阿尔及利亚的儿童接受的是法国的教育。在殖民统治下，这些孩子们终日在学习殖民者的地理、文化以及政治体系。可是对于他们生息的阿尔及利亚本土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他们则知之甚少。除非他们将来到法国去，否则他们在学校中所学的一切将毫无意义。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教育，意义何在？无非就是让殖民地的人民忘记自己的身份罢了。这种文化上的入侵只不过是抽取了行为掠夺的殖民侵略罢了。
　　在达鲁见到阿拉伯犯人时，他问巴尔杜奇这个人犯了什么法，巴尔杜奇回答：“他们村发生了叛乱，要抢回他。”“我想是因为家庭纠纷，似乎对方欠他的粮食，不太清楚。反正他一镰刀就解决了表兄。”这些表述模糊的话语反映了他们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漠视与不屑。他们没有去详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既然他们村要抢回他，就说明法国的法律在这里并不适用于这件事情。他们本民族有自己的解决此类争端的办法。由于不了解阿尔及利亚民族，达鲁自己无法判断这个阿拉伯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清白。这样就把他自己置于了困境中：“这家伙犯下愚不可赦的罪行，此事已属可恶，但交人又违背良心。每想至此，都觉可悲可叹。”
　　这种殖民地的教育以及对被殖民民族的否定导致在独立后的原殖民地国家，殖民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与价值等级却常常被维持下来。这种知识与价值的等级强化了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可怕的从属性”（ｄｒｅａｄｆｕ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ｉｎｅｓｓ），历尽艰难、表面上鼓舞人心的民族独立却不能掩盖由殖民占领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上的灾难性后果。这表明，现代的殖民主义除要依赖于军事力量外，也通过设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主体与知识的永久等级秩序而实行另一种暴力──知识或文化的暴力。殖民者将被殖民者设定为对立的或消极的形象。为了把西方呈现为文明之地，被殖民的世界就必须被贬低为野蛮原始之域。南迪指出：“殖民主义除了统治躯体以外，还统治心灵，它在被殖民社会的内部释放力量以便一劳永逸地改变其文化。在此过程中，它把现代西方的概念从地理与时间的实体中普遍化为一种心理的范畴，现在，西方是无所不在的，既在西方的内部也在西方之外，既在结构中也在心灵中。”简单地说，殖民主义标志着西方尝试系统地取消或否定“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差异与价值的历史过程。
　　３?郾法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兄弟情谊”
　　法国所说的它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也正是加缪在《东道主》中想要表达的主题之一。
　　达鲁在大旱时节，“在贫困面前，他虽在这偏远的小学过着僧侣式的清贫生活，而且也自甘俭薄，但还是鹤立鸡群，不免心中有愧。”这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殖民者，而是想要成为与当地阿尔及利亚人一样的人，要与他们同甘共苦。还有一处细节的描写也表现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人道关怀。“这时巴尔杜奇让坐骑慢行，似乎不想弄伤那阿拉伯人”，而且他还跟达鲁诉苦说：“我虽然干了好多年，用绳子捆人还是不习惯，简直很不好意思。”虽然受到友好的对待，可起初那阿拉伯人似乎有些不领情。当他进屋后，达鲁看到他“整个面容的表情焦虑，充满反叛精神，给达鲁留下深刻印象”。他似乎对达鲁充满着敌意，“扭头向达鲁，逼视着达鲁的两眼”。这种状况在达鲁“将茶杯放在地上，跪在阿拉伯人身旁”替他解开绳索时有所好转。阿拉伯人用炽热的目光看他怎么做。这目光里虽然有疑惑，不过也一定有感激的成分在内。在达鲁招待阿拉伯人吃饭时，阿拉伯人对他俩同桌吃饭还感到困惑：“你为什么同我一起吃？” 显然他对他俩的政治身份，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非常敏感。而达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饿了呗。”达鲁的种种表现使阿拉伯人逐渐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在饭后阿拉伯人问达鲁是不是跟他一起走，还恳请他：“跟咱一起走吧。”通过这样的描述，加缪在说明其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可以和谐相处，但是在被殖民者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对殖民者产生敌意。可是当他们知道殖民者对他们并无歧视与敌对后，便会把他们当成是自己人。可是在最后，达鲁把选择权留给了阿拉伯人自己。达鲁认为，一个人的生活不应该为任何外界力量所左右，无论是友谊还是政治压力。所以他也拒绝去左右别人的生活选择。最终达鲁的决定表现了他对阿拉伯人自由意志的尊重。“笨拙的字迹在期间留下语句：‘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休想有好下场！’”这里加缪的语气似乎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在他看来，达鲁的举动要比这些人更像是那个阿拉伯人的一个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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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这些叙述，我们会认为殖民地的人们并未真正了解殖民者，当他们明白殖民者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而是兄弟般的情谊时，他们便会与殖民者和谐相处，殖民事业又可顺利进行了。这便是加缪所表达的他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事业可以顺利进行下去的坚定信心。《东道主》中一段关于景色的描写也暗示了他的这种信心：“冰雪融化之时，阳光必将再现辉煌，并将再次普照这片处处是石块的原野。”
　　
　　三、使阿尔及利亚法国化并将这种法国化保持下去的历史发明
　　
　　无论法国殖民者如何美化与掩盖他们的殖民主义真相，其掠夺、剥削、压迫、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殖民主义本质都不可能改变。而被压迫国家也从来没有因为这种美化而忘记他们自己的身份，也从没有放弃过与殖民主义斗争、取得独立的努力。
　　北非历史学家阿卜杜拉·拉诺依（ＬａｒｏｕｉＡｂｄｕｌｌａｈ）曾说：“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历史是由借口构成的：那些殖民领袖们据说想把阿尔及利亚人变成他们自己那样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惟一的愿望是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变成法国的土地。军人们应该尊重当地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惟一的兴趣是进行统治时尽可能地少用力气。”（阿卜杜拉·拉诺依，《马格里布的历史：解释性论文》）
　　可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者们始终很清楚：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的阿尔及利亚。不论从现实、历史、人民的旨意和民族的文化、命运以及共同的利益来看，都是如此。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是从革命开始才是阿拉伯人，他们很久以前就是了。他们起源于十四个多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这是一个客观的基本的论据，使得阿尔及利亚由于它的人民、它的地理和它的命运而属于非洲。它是非洲大陆不可分的一部分，如同它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一样，它不可能属于法国。
　　在阿尔及利亚，法国政府自从一八三?年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以后不断地变换或严厉或温和的政策，使阿尔及利亚法国化的进程一直都在无情地继续着。首先，土著的土地被抢走，他们的建筑物被占用；然后，法国殖民者控制了森林和矿藏。接着，他们把阿尔及利亚人赶走，让欧洲人住了进去。一八三?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掠夺资本” 在阿尔及利亚管理着经济，土著人口减少了，移民人群增加了，双重经济产生了：“欧洲人的经济大体上可以比作以公司为中心的资本经济，而阿尔及利亚经济可以比作类似集市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大卫·普罗其斯卡，《阿尔及利亚法国化：殖民主义诞生中》，１８７０－１９２０）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复制自己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却被推到边缘与贫困中去了。让我们看看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关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历史的叙述。一九四五年一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力量暂时联合在一起，法哈特·阿巴斯成为要求阿尔及利亚自治“统一战线”的临时领导人，但他们仍同意给予占少数的欧洲人在议会和内阁中占有一半席位。二月初，在许多城镇秘密地张贴了有下列内容的传单，号召新近获得选举权的穆斯林起来抵制即将举行的市议会选举：
　　
　　穆斯林弟兄们！
　　你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殖民化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组织起来，要毁灭我们。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罪过，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不能登上现代文明的阶梯；自从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以来，阿拉伯语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伊斯兰教一直受到侮辱，现在正由同政府意向相反的极大努力使它获得新生。
　　
　　通过考察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己对那段殖民历史的叙述，以及他们为摆脱殖民统治所作的斗争，我们就不难发现：对于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来说，一九六二年更可能被看作是以一八三○年法国人到来为标志的一个长长的、不幸历史的结束和一个新的胜利的开始。
　　现在，我们可以说，加缪的作品中对法国殖民主义的美化其实就是将阿尔及利亚法国化并将这种法国化保持下去的历史发明。
　　
　　四、结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首先否定殖民时代的结束即标志着殖民地国家的完全独立与世界的真正平等。这涉及对于殖民后果的认识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殖民时代的结束给原殖民地国家所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二战以后的一段日子里，纷纷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中曾洋溢着一种“再生”（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的喜悦。有人把这个时刻看作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时刻，他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欢欣与独立的喜悦中；但另一方面，殖民的后果（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一词兼有“后果”“再生草”的意思）也充满了对失败的焦虑与恐惧，独立的期望同时也是一种沉重的历史重负。人们既感受到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急迫任务，但是这一历史任务由于后殖民性（即无法真正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独立）的严酷现实而显得异常艰难。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延误与其创新的文化欲望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紧张与矛盾。
　　通过对《东道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加缪不加批判地继承了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传统、话语体系，并且对其予以发展的结论。加缪对一百多年来向阿拉伯穆斯林进行的争夺主权的活动既没有予以驳斥，也没有表示异议。他的作品体现了法国为了占领和拥有殖民地而进行的的政治和解释权的争论。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现实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他赋予了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传统、习语和话语战略以最精彩的表达，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感情结构。而这种情感结构却仅仅成为了将法国与殖民地联系在一起的仪式。可是当人们无意间回忆起历史上法国的暴行时，这种仪式就变得荒诞了。但是在发现其荒诞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由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殖民的严酷现实，创造全新世界的艰难程度。
　　
　　作者简介：王娜，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硕士研究生；郭海云，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1]《文化与帝国主义》：爱德华·萨义德（Ｅｄｗａｒｄ Ｗ．Ｓａｉｄ）著．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2]《后殖民主义》：陶东风著．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２０００．
　　[3]《西方文论思潮》：张玉能著．武汉：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９．
　　[4]《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熏１９９９．
　　[5]《光荣与梦想的实现?押法国百年强国历程》：傅小平、郑欢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6]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Ｗａｒ，１９５４－１９６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ｅｄｉｔｏｒｓ，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Ｊ．Ｆ．Ｖ． Ｋｅｉｇ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Ｏｒ．：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
　　[7] 《阿尔及利亚史．１８３０－９５７年》：［法］Ｇ．埃斯凯著．上海师范大学《阿尔及利亚史》翻译组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8] 《布迈丁言论选编》[阿尔及利亚]布迈丁著．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等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 王　娜　郭海云： 殖民主义的卫道者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