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徒子好色赋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1：“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2。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3，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4。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历齿5，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6，谁为好色者矣。”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7。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
　　王曰：“试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8。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9。’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10，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11}。’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12}，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注】1短：诋毁。2东家之子：东邻之女。3翠羽：翡翠鸟的羽毛。4阳城、下蔡：均为当时楚国贵族的封邑。5挛耳：耳朵卷曲。?(yàn)唇：嘴唇遮不住牙齿。历齿：牙齿疏落。6孰：熟，仔细。7愚乱之邪臣：指登徒子。守德：注意品德。谓不如彼矣：现在看来是不及他(指宋玉)了。8郑卫：春秋战国时的两个国家。溱、洧是郑国的两条河。《诗·郑风·溱洧》写溱水、洧水边男女同游的风俗。9“遵大路兮”句：《诗·郑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这是一首写男女相悦的诗，故章华大夫以之挑逗采桑女子。10意密体疏：心意亲密，但身体保持距离。异观：眼神和表情不同。{11}洁斋俟兮惠音声：整洁庄重地等待你赠我好音。赠我如此：以《遵大路》诗赠我。不如无生：不如死去。{12}终不过差：始终没有越轨之举。
　　这篇赋表面上的中心是：到底是宋玉好色还是登徒子好色?但它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关于女性美的一些想法。
　　登徒子的妻子当然是不美的。蓬头发，蜷耳朵，遮不住牙齿的嘴唇，稀稀疏疏的牙齿，走起路来弯弯曲曲，还驼着背，长着疥疮和痔疮。这样一个女人，没有魅力是在意料之中的。
　　宋玉的东邻女子如何呢?她的身材好，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她的皮肤好，傅粉则太白，抹胭脂则太红；她的眉毛如翡翠鸟的青黑色羽毛，腰像束绢一样柔细，牙齿洁白整齐……她嫣然一笑，能迷住所有的王孙公子。但在宋玉看来，她并不是太有魅力。原因在于，她虽然容貌美丽，但性格轻浮，竟攀上墙头向异性张望。秦国的章华大夫鄙之为“南楚穷巷之妾”，并不过分。
　　郑、卫郊野上的那位采桑女才是值得称道的。春末夏初的绿色的原野，是她活动的背景。她肤色光洁，容貌美丽，再配上那和暖的阳光和悦耳的鸟声，更显得别具丰采。然而更令人心仪的是她的性情。章华大夫向她表示爱慕之情，她虽然心旌摇摇，流目含情，但心里总记得礼义之防，始终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一种心灵上的相互眷恋，一种精神上的相互亲近，这才是宋玉所认可的。毕竟，人生需要有较高的格调和情调。
　　
　　附记：
　　
　　写这篇赏析时，手头正好有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新一版《中华活叶文选》合订本(一)。读了其中《登徒子好色赋》的“说明”，不禁哑然失笑。谨抄录在这里以飨读者：
　　这篇赋相传是宋玉作的，但也有人认为不可靠。内容是写宋玉在楚王面前为自己辩护，因为登徒子攻击他好色。在这次争辩里，出场的有楚王、宋玉和章华大夫，登徒子没有出场，所以宋玉得以利用机会进行诡辩和反攻，又得到了章华大夫的帮忙，因而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宋玉自夸他如何贞洁，显然只是一面之辞；而他攻击登徒子的理由，又显然是颠倒黑白。可是章华大夫却首先被宋玉的美妙言词所迷惑，认为自愧不如；接着，楚王也盲目地加以同意，使这个登徒子(虚构的人物)蒙了两千多年的不白之冤。这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方法，如果主观片面，看问题如果不从实质出发，就容易被那些“攻其一点或数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邪说谬论所迷惑利用，这是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得到启发的。至于赋中对美女的描写，非常细致生动，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是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硕人》的手法，并对以后曹植的名篇《洛神赋》等作品起着很大影响。
　　
　　闲情赋1
　　□陶渊明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2，检逸辞而宗澹泊3，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4。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5，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调将半，景落西轩6。悲商叩林7，白云依山。仰睇天路8，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9，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10；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11}；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12}，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阴，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13}，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余阴；傥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想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惨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飘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于时毕昴盈轩{14}，北风凄凄，??不寐，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伺晨{15}，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16}；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17}；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注】1闲情：闲，防闲，杜绝。“闲情”即防备和禁阻男女之情。与“定情”、“静情”含义相近。2张衡、蔡邕均为汉代作家。3检逸辞：收敛放逸、淫乐之辞。4“佩鸣玉”四句：写美人品格不俗。5“悲晨曦”二句：感叹时光易逝，人生艰辛。6景落西轩：日落西窗。7悲商：秋风的声音。8仰睇：仰视。9“激清音”二句：写作者的心被美人清越的瑟声打动，希望能促膝交谈。10?：同“愆”，过错，指“冒礼”(冒犯礼教)。{11}华首：华美的发饰。{12}文茵之代御：被有文采的皮褥所代替。御：用。{13}扶桑之舒光：太阳出来。相传扶桑为日出之处。{14}毕昴盈轩：星光满窗。毕昴均为星名。{15} 伺晨：等候天亮。{16} “意夫人”二句：猜想美人在此，托行云传达我的心意。{17} 蔓草：《诗经·郑风》有《野有蔓草》篇，写男女“邂逅相遇”的事，诗序解释说：“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邵南：即《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之一。《毛诗序》谓：“《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余歌：遗诗。这两句说：不赞成《野有蔓草》中那种非礼的男女会合，而欣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篇。
　　将东晋的陶渊明与清代的袁枚相提并论，很有可能成为笑谈。但这篇《闲情赋》，却给我们提供了几分理由。
　　袁枚时常标榜的人格境界是“真”。他认为，“好色不必讳”，“古之圣人，不自讳其私”。自讳其私，或自讳好色者，不过是矫情邀誉、虚行盗名之辈，为袁枚所看不起。他的朋友程晋芳(号蕺园)，写信教他删掉集子中的写男女之情的艳情诗，袁枚在回信(《答程蕺园论诗书》)中寸步不让地说：“您的意思，是说我们读书人要有名望，定要像理学家那样循规蹈矩才行。然而我心中却认为，千百个假道学，不如一两个真正的白太傅、杜樊川。用价值千金的珍珠换鱼的一只眼珠，鱼不会愿意，为什么呢?因为鱼眼虽贱却是真的，珍珠虽贵却是假的。”“假令我集子中没有抒发男女之情的作品，尚且想设法编入几首来自招毁谤；幸好半辈子有小过失，情感表达在里面，怎么会忍心时过境迁就抹杀掉?我欺骗谁呢?欺骗自己吗?”“人能改正过错自然好，然而必须深刻认识他的错误，内心深处感到不安，然后才能听从别人的劝告，不能随声附和的。抒发男女之情的作品，即使有不对的地方，也不过是《诗经》中‘有个美人同车坐，跟她说笑又逗趣’那个样子。我自觉心安理得，就是圣人复活，也必然不会把已经安然自得的心重新折腾颠倒过来。”袁枚言行一致，所以他的同时代人赵翼说他是“风流班首”“名教罪人”。
　　陶渊明的《闲情赋》也是于名教有碍的一篇作品。“闲”是“防闲”的意思，并非“闲居为不善”的“闲”。为了取得防闲的效果，他先将种种不该做的事情铺陈了一番，然后曲终奏雅，点明自己的主旨。但正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作赋“劝百而讽一”一样，读者的感受，却是只见他津津有味地写那种种风情，讽谏之意则微乎其微，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萧统《陶渊明集序》说：“白璧微瑕，惟有《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乎?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司空图《白菊》诗第一首也说：“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因平仄关系，易“闲”为“定”)清末王?运《湘绮楼日记》宣统二年十二月五日更说：“《闲情赋》十愿，有伤大雅，不止‘微瑕’。”
　　《闲情赋》中的十愿，写来宛如后世的情诗。“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作为比较，我们引一首明代的时调《变好》：“变一双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的香茶，不离你樱桃小。”种种变化，也和陶渊明写的相同，只是心愿而已，无非是想和她亲近。
　　《闲情赋》曾引起鲁迅的注意。他在《题未定草六》中评论说：“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或许，陶渊明也有感情很热烈的时候?
　　萧统、鲁迅等都忽略了一点。陶渊明的十愿虽然很大胆，很热烈，却也很悲凉。他想亲自去见他所思慕的人，又怕有违礼义；想托媒人牵线，又怕别人抢在了前面。于是只能在想象中与她亲近。然而，即使他的愿望成为事实，仍难保长好常圆。比如，做她的衣领，而晚上睡觉，衣服是要脱下的；做她的衣带，衣带有许多条，总有被换下的时候；做她的蜡烛，大白天就用不上了……总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闲情赋》通篇弥漫着惆怅、感伤的情绪，非“热烈”二字所可概括。也许，在明确意识到结局不会太妙后，当事者有可能从迷途中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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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诫当阳公大心书1
　　□萧纲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面墙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注】1这是梁简文帝萧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向来为人所诟病。其实，“放荡”并不是就生活作风而言。而是指写文章不要拘谨、拘执、死板，而应随便些、自然些、活泼些。这个意思，后来清代的袁枚曾加以发挥。他在《随园诗话》卷十五中说：“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也。人学杜诗，不学其刚毅，而专学其木，则成不可雕之朽木矣。潘稼堂诗，不如黄?堂，以一木而一灵也。”所谓“木”，就是谨重；“灵”就是放荡。鲁迅《书苑折枝》一文有云：“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其实，后世也有不“小器”的“文人”。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还提出了“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的命题。有人问：“诗如何才能称为曲?”袁枚于是列举了若干例证来加以说明：
　　古诗中隐曲的作品数不胜数。即如今人王仔圆的《访友》诗云：“乱乌栖定三更夜，楼上银灯一点明。记得到门还不扣，花阴悄听读书声。”这就是曲。假如到门前便扣门，那便拙直无味了。方蒙章的《访友》诗云：“轻舟一路绕烟霞，更爱山前满涧花。不为寻君也留住，那知花里即君家。”这就是曲。假如说知道就是君家，那便拙直无味了。宋人的《咏梅》诗云：“绿柳解语应相笑，泄露春光恰是谁。”《咏红梅》诗云：“牧童睡起??眼，错认桃林欲放牛。”因咏梅而想到杨柳的情态，牧童的视觉，这就是曲。如专咏梅花，便是拙直了。
　　无论是“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还是“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或是“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它们都归结为一点，即：“立身之道，与文章异”；为人与为文有别。由此出发，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文如其人”的说法加以反省。
　　对“文如其人”的第一种解释是：从作者所抒发的情怀，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但这显然靠不住。比如西晋的潘岳(字安仁)，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次贾谧出门，潘岳与石崇等便望尘而拜。后因仕途不顺利，乃作《闲居赋》自鸣清高。潘岳热中躁进而口称恬退，所以金朝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有一首说：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诗人自己的表态是不一定可靠的。
　　北宋赵令?《侯鲭录》卷三记载：
　　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
　　欧阳修起初将人与诗等同，不料以清廉自诩的“士人”却贪浊得可怕。欧阳修由此悟出“诗不可信”，一个“笑”字，说明他很有幽默感。
　　对“文如其人”的第二种解释是：从作家的创作风格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他的表态也许可以伪装，但风格却是伪装不了的。钱钟书《谈艺录》举明末阮大铖为例说：“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著痕迹而落言诠，为者败之耳。”阮大铖一例也许符合“风格如其人”的概括。但如萧纲和袁枚所说，一个“立身谨重”的人，风格“放荡”；一个为人正直的人，风格婉曲；一个质木的人，风格鲜活；这些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
　　看来，为人与为文，还是分开来说比较妥当。
　　
　　师说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1。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2?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3，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4?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5，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6，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7，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8。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注】1受业：即授业，传授学业。2庸知：岂知，哪管。3出人：超出普通人。4出于此：由于这个缘故。5身：本人。6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遗漏了大的(指“惑之不解”)。7不复：不能恢复。8郯(tán)子：郯国(在今山东剡城县)国君。《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孔子向他请教少昊氏“以鸟名官”一事。苌弘：周敬王时大夫。《史记·乐书》记孔子向他问过有关音乐的事。师襄：鲁国乐师。《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向他学过琴。老聃：即老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向他问过礼。
　　
　　中国的一部分儒生和文士，曾被称为“狂生”，因为他们的确具有“狂”的作风。《史记·太史公自叙》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是司马迁的惟我独尊。《金楼子·立言》说：“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这是萧绎的目无余子。韩愈之后，这种狂放气概表现的频率就更高了。比如，南宋的陆象山说过：“仰首依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明代的王艮甚至有过梦中托天的壮举：“一夕梦天坠，万人奔号。先生独奋臂托天起。又见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
　　这种惟我独尊、目无余子的狂放作风，与道统论是密切相关的。按照韩愈《原道》的说法：“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道统论有一个特征：儒家之“道”，往往得之极难而失之极易，往往几百年才出现一个重拾坠绪的人，因此，在孟子之前，也才有尧、舜等八人，孟子之后、韩愈之前，竟然一个也没有。既然如此，那么，一个自以为真能继承孔、孟道统的人，怎么会不以精神导师自居呢?怎么会不以圣贤自居呢?以圣贤自居，以精神导师自居，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化身为道德主体，情不自禁要将自己的价值系统向全社会推广。
　　韩愈的《师说》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理结构上。他所谓的“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童子之师”，而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导师。童子之师，仅仅教人学习书上的文句；思想导师则志在传授儒家之道。由此出发，所以，“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谁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谁就是全社会的精神领袖!在这样的表述中，韩愈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读者已不难感受到。他曾说过：“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显然，他是不承认并世有任何一人可做精神领袖的。反过来，别人也不一定认可他的精神领袖地位，因此他要就此辩驳一番，以打消别人的疑虑。尽管如此，这种以导师自命的派头还是触怒了社会舆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周振甫曾就此解释说：“这里的所谓师，不是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是指给社会上学业有成的士人或学者做老师，或给做官的当老师。唐朝时候，反对这样的老师，认为有人敢于做这样的老师，是狂人。只有韩愈不管这种风气，不怕人家的耻笑，敢于做这样的老师。为了反对这种风气，批驳这种耻笑，他写了《师说》。”这解释大体是正确的，但忽略了一点：韩愈所谓的“师”，指的是思想导师，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有，也只能独一无二，惟其独一无二，所以才够资格与孔、孟并提。唐人视韩愈为“狂人”，正因为他高自期许，把自己放在孔、孟道统的继承者的位置上。如果只是给学者或做官的当老师，倒不一定被视为“狂人”，因为那算不了什么。
　　
　　先妣事略
　　□归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1。年十六来归，逾年生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2。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3。”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4，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资雄，敦尚简实，与人??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绵，入城则缉?，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暴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遇童奴有恩，虽至棰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5。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6，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7；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余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注】1先妣：古人对母亲死后的尊称。据《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孺人：明七品以下职官妻、母的称号。2期：一周年。3不数：不频繁。4并：傍，沿。5龃龉：指不流利。6羊狗之?：羊、狗传染的疫病。7补学官弟子：考中秀才，归有光二十岁以童子试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一向看不起归有光，参透其中的缘故，对我们读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倒是有好处的。
　　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曾说：“归震川是以提倡古文运动而出名的。其实他的文章是很陋的，没有东西，没有见识，只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的浅陋的见识。在他同时代的钱谦益(牧斋)、顾亭林、黄宗羲、袁氏三兄弟(袁宏道等)，甚至以后的袁枚，都比他写得好。钱牧斋书又读得多，比他高明得多。像王阳明，他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好。崔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都有东西，也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很好。他们都是有东西，有内容的。”这一段话主要是评归有光的议论文。作为一种文体，议论文的好坏取决于见识的高下。王阳明是哲学家，崔述等是学者，王夫之、黄宗羲等是哲学家兼学者，钱谦益是学者兼作家，袁宏道、袁枚等虽为才子，而亦颇具识见，所以他们的议论文写得好。相比之下，归有光的思想多盘旋于儒家的道德领域内，确实少有新鲜、深刻的见解。因此，说归有光的议论文不太好，我们可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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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的叙事文呢?
　　胡颂平问胡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是中学国文教科书里边的模范文，只有先生看出这篇文章的许多毛病来。先生可否另选一部国文教科书?”胡适答道：“我倒可以选一部。我总以为传记最难写，应该选些传记、小说，一些有趣味的让学生读。我想选两部，一部白话文，一部文言文。文言文可在《虞初新志》和《聊斋志异》选几篇，比较有趣味。”胡适是新文化人，有志于用西方的文学观念来清理中国文学，他确信“传记、小说”以“有趣”的人物、情节为骨。而《先妣事略》的确不太“有趣”。
　　只是，叙事文学的魅力首先在于“有趣”吗?其实并不。富于人文意味的情感才是它的本体。建立一个温暖的情感家园，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创造几分温情，如果能做到这一步，作者就足以引为自豪了。归有光在对琐事的记叙中，娓娓而谈，抒发对母亲的怀念，这种真率的感情不是很动人吗?
　　
　　寒花葬志
　　□归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热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余以为笑。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魏孺人是归有光的前妻，寒花是魏孺人出嫁时带来的女婢。嘉靖丁酉即一五三七年。
　　胡适很不喜欢归有光，批了他的《先妣事略》，又批《寒花葬志》。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记：“先生又指出《寒花葬志》也是有名的。先生再仔细看了一遍，觉得毫无意义。于是叫胡颂平把它翻成白话，看看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写法，只是说这个婢子寒花是一个白痴。”
　　这里胡适所用的尺度是很成问题的。文学作品与应用文不同。一份公告，一纸委任状，当我们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把握了作者的意图才是成功之作。然而，文学作品虽然不排斥意义或思想或内容，但也不一定依赖意义而存在，而获得价值。据宋代马令的《南唐书》记载：李?有“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冯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李?曾和冯延巳开玩笑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道：“比不上陛下的‘小楼吹彻玉笙寒’。”所谓“干卿何事”，如换成胡适的口气，就是“毫无意义”。一份文告“毫无意义”是失败的，一篇文学作品“毫无意义”却可能是佳作。文学的作用是使我们对事物产生比科学陈述更为美好的感受。
　　《寒花葬志》旨在表达作者对亡妻和女婢的怀念之情。为了达到感情的目的，事件的全面完整和逻辑性的严谨不一定是必要的。在他的回忆中，寒花的天真与三件小事叠印着：初来时的打扮；削荸荠时的顽皮；吃饭时的神态。他以少许胜人多许，寥寥数言，就传达出了无限意绪。
　　胡适的眼光是西化的，不太适合于欣赏中国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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