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希腊族少女。有一回她诉说往事，在一次体育课上，男老师硬要她和另一个格鲁吉亚女生把腿抬高，她就说：“我们是纳茨缅卡姑娘，天生腿粗抬不起来。”弄得那位男老师下不了台。
　　对“纳茨缅卡”这个词他(指体育老师)很感兴趣。她天生丽质，一双深褐色明亮的大眼睛、浓浓的眉毛、蓬松的鬈发。这个山区长大的女孩似乎是《妖魔》杂志上某个魔女的化身。在列宁格勒你见不到这样美的姑娘，她完全是另一类型的女子。
　　他真想亲近这样的大美人。复活节给他提供了机会。事情发生在春天。那天夜晚，他们同去参加一个宗教集会。在人群中，他们看到举着十字架、圣像、神幡的游行队伍。然后，他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浑身打颤，激动地说：“基督复活了!”于是，他急不可耐地把嘴凑上去，紧紧地贴住她的嘴唇，弄得她说不出话来，他只是喘气的时候才松开，然后又贴上去，像吸矿泉水那样狂吻她。
　　那时他已经神魂颠倒了，他一头扎进她的长发，一股勾人的香气使他发狂。她也浑身颤抖，激情使她发出呻吟。此时此刻，他甚至有点害怕，像他这样一个有教养的列宁格勒人怎么能这样放肆呢?她却很爽快地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事后，她微笑着对他说，她自己也很想这样做。她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少女的好奇心。
　　她身上有个什么东西使他警觉起来。他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傻。后来他又认为，她不傻，只是不习惯运用理智罢了。她从小在山区长大，受高加索当地风俗习惯的影响。她说她家的窗口就对着卡兹别克大山。
　　他感到他和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确切地说，一个善于思考，一个善于感觉，而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他，于是他向她提出了求婚。
　　婚姻登记处他们去过三次。前两次是纳茨缅卡(指称小说中的“她”)临阵脱逃。为什么?也许是他的那番关于婚姻价值观的宏论以及可能不买金戒指，只能让新娘戴铜戒的话把她吓跑了。再说他们连住的地方也没有，除非去住纳茨缅卡租来的房间。她原本跟他一样是大学生，两人应该在差不多时间里毕业。
　　最终他俩还是结婚了。第一，纳茨缅卡想留在列宁格勒；第二，他年富力强。当时有很多人追求她。她也曾经从这些人中进行筛选。她最看不上的是留小胡子的高加索男人，因为这样的男人她在老家看够了。那么为什么偏偏选中他呢?当时跟他同时追求纳茨缅卡的是一位知名的作曲家。然而青年毕竟胜过老年。作曲家的年龄大约是他们两人的总和。她后来告诉他，有一次，作曲家向她大献殷勤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作曲家脸上有皱纹，同时闻到一股老人味，她就想起他年轻力壮的身体，于是下定决心，甩掉作曲家。从那时开始，她和他的恋爱关系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纳茨缅卡没有很好地采取预防措施，他也很少考虑那种事情，结果第三次去登记处时，她发现自己有了五个月的身孕。她一个劲地去找大夫，又一次感到他身上有某些她不喜欢的东西，但为时已晚。婚礼不在饭店而在家里举行。女方的父母，两个瘦小的希腊人从高加索赶来参加女儿的婚礼。结果闹得不太愉快。新娘责备男方父母有商人习气，尽管如此，结婚的一切费用还是落在男方父母身上。新郎感到奇怪，女方的亲属故意不谈结婚的各项花费，而新娘也觉得不好意思，自己的老爸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老妈则呆在庭院里，关注男方是否给新娘佩戴戒指。戒指是有的，而且是金的，可钱是亲家母出的。
　　这个奇异的家庭就是这样开始踏上了生活的旅途。
　　事情得先从她的父母说起，他们想不通，既然别的研究所工资高，女婿为什么还要在那里呆下去。他们老在女儿面前嘀咕。现在，他觉得岳父母的看法很多方面是对的，要是当初听他们的建议，现在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他会有所失，也会有所得，至少家庭可以保住。而当初，他对妻子说，虽然这里工资少，可是很有发展前途。他们实验室的科研项目是很有价值的，将来的收入也会大大提高。她相信丈夫说的话，他的话是可靠的。但是没多久，老妈老爸还是做通了女儿的工作。岳父承诺想办法把女婿弄到西伯利亚的某个私人承包的工程队，那里的工资每月一千卢布。而小舅子则表示可以在斯塔夫罗波里一个种植西瓜的农场里为姐夫谋一个警卫的差使，那里的收入可以达到天文数字。固定工资虽然不高，但收割以后，农场可以提供卡车，把一部分西瓜运到城里去买，所得归个人。这些信息在他听来简直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
　　这些数字她牢记在心，并不时用这些数字提醒丈夫。
　　纳茨缅卡毕业于文化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他对这所学院的评价很低，她自己也看不起这所学校。当别人问她在哪儿上学，她就说，在“文化休闲学院”上学。
　　进学院以前，她毕业于高加索的一所音乐学校。有一次，他想展示自己的博学就跟她谈论音乐。从她困惑的眼神中可以知道，他是在对牛弹琴。后来他俩的谈话就尽量避开音乐这个话题。她不想去理解，对于一对大学刚毕业，开始自立门户的青年夫妇来说，他们现在的生活是正常的生活，而她却想一步到位，样样齐全。可他能给她提供什么呢?他想给她解释，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他们现在是生活在世界文化的中心，至于他们面临的经济困难 ，只要共同努力是可以克服的。何况眼前的困境还不算太深，一起去战胜困难不也是一种人生乐趣吗?
　　大学毕业一年后，他们住进了两居室公房。双方父母都出了钱。这时他们的小孩已经一岁多了，她竟然有办法在怀孕的最后一个月里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现在他们只能是携手并肩，共渡难关。可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互相支持的信心。这是谁的过错?大概两人都有错，不过男人多些。
　　从这种“文化休闲学院”出来的学生要想在列宁格勒找工作比登天还难，因为音专和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在这里多如牛毛。到文化宫顶多当个合唱队指挥或群众文艺组织员之类的职务。若是到弱智人文化班当教员，那得晚上十一二点钟回家，这样丈夫有意见，他希望她每天晚上在家照料孩子。另外，他还考虑到妻子在这些男人面前会产生怎么样的魔力。而每天晚上去文化宫的那些痴头呆脑的男人又好色。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到晚上才去那儿。
　　他好不容易抛弃了婚前的美好幻想。他曾经幻想妻子当上了合唱团的指挥，他走在涅瓦大街上，看到海报上有他妻子的大名，今天她要在音协礼堂登台指挥，晚上他将坐在第一排观看演出。突然舞台上灯光闪亮。男演员们穿着燕尾服；女演员们则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她身穿低领口的丝绒长裙，颈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项链，从舞台的一侧走来。此时观众发出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时，人们给她献上花束，她向观众们频频致谢，并向坐在前排的他报以甜蜜的微笑。
　　按招聘人员的说法，她的专业水平实在太低，像她这样的音乐人才在列宁格勒是无事可做的。
　　纳茨缅卡的知识和能力在他出生和成长的城市里实在派不上什么用场。但她毕竟是他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呢。
　　有时他故意嘲笑她。他以为嘲笑可以激发她的自尊心。可是她不想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反而产生了走出家门、尽量少见他的念头。
　　正好在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上取得了接二连三的成就。在研讨班上他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甚至在他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没有希望的时刻，同行们还长时间地想起他。
　　经过长时间的寻觅，纳茨缅卡总算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列宁格勒市郊一个居民区的儿童合唱队里担任指导老师。来回乘电气列车。在事业上她恐怕再也不会有什么名堂了。他跟妻子去过那个小区一两回。人家给的报酬少得可怜。可他自己的收入也不比妻子高多少。不过他认为自己还有前途，而她已经没有了。
　　其实他应该把前途看得广义些。不是吗，她跟所有的人一样最后总要走进坟墓。他喜欢听布拉特·奥古扎夫的歌曲：“好好地活着吧，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何不彼此宽容!”
　　他不懂得怎样去体谅、宽容妻子。在他看来，她的工作只是小孩子的游戏。他看不到她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她的水平会有所提高，调到演唱水平更高的地方去，或者在当地的文化宫创立一个很出色的合唱团。也许她最终没有取得什么成绩，那又怎么样呢?你不妨掰着手指数一数，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大有作为的，他们还不是照样生活。虽然他们一事无成，但他们建造了家庭。
　　她终于看清他是怎样对待她的工作和她本人。她对自己和自己的才能也失去了信心。最终她放弃了小区的工作，与音乐彻底决裂。
　　后来她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工厂做了一段时间的清洁工。此时，她已成了少妇，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饱经风霜的神色，这反而增添了她的美。她的气质看上去像是上层社会的太太，而现在却成了委身于车床清除切削垃圾的女工。她告诉丈夫，有一个工人瞧她一眼说：“是哪个混蛋把你派到这里来的?”
　　“这个混蛋就是我啦。”丈夫心想。
　　不过，她在工厂当清洁工的时间不长。很快她又找了一家咖啡馆当清洁工，后来又帮助老板在咖啡馆内搞了一个酒吧。当老板知道她受过高等教育时，就提拔她当了副经理。
　　正在上天无门的时候，她总算找到了出路。
　　他整天忙于工作，不知不觉地错过了挽回局面的时机。后来发展到妻子一连几天不回家，回到家又一言不发，到了这时候，他才感到事情不妙。几年以后才弄清楚，一连几天不回家原来是去莫斯科的一个女友家里。从那时起，他俩的谈话性质发生了变化。总是说一半、留一半，话里有话，让你自己去猜。比如她对丈夫转弯抹角地说，某某跟她说了什么，某某请她到什么地方玩，给了她什么帮助，送了她什么东西。有时她会抿嘴一笑：“至于别的嘛，你就不用知道了。”然后就保持沉默。后来他感到实在受不了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她应该知道，这对他有多大的伤害。要是她不想跟他一起过倒也罢了，可是她还跟他在一起呀。后来他知道，不管他对她如何忍耐，都不起作用，有时还适得其反。也许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语，也许是经验不足，他们毕竟还太年轻。于是他觉得惟一的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开始对她编造一些故事，说某天某日，下班后他与某某女同事在一起打网球，下象棋等等。当她问起今天为什么那么晚回家，他就故意说些漏洞百出的话来敷衍她。他看出，这一招对她的精神是一种刺激，可并不能改变她的行为。
　　这样的局面延续了好几年。是什么使他们凑合在一起?是他们的掌上明珠，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妻子不知去向，这时他会对女儿说，爸爸出去一会儿，要女儿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等爸爸回来。回来后，他一把抱起女儿，常常发现女儿下身是湿的，这就是说，小家伙害怕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宁可坐在椅子上撒尿也不愿意离开椅子。于是他再也不敢让女儿单独留在房间里了。后来他就等妻子回了家他才出门。现在他要千方百计挑起妻子的醋意，结果他想出了一个绝招，知道妻子有搜他衣袋的习惯，于是他就在口袋里藏了几只避孕套。她发现后就怒吼起来，骂他不要脸，他却诡秘地冲她笑笑。后来他们达成了默契，晚上或者半夜轮流外出。他们互相欺骗，两人的心似乎变得麻木了。
　　两人中究竟谁先背叛?他认为是她。她怎么想，不清楚。他觉得她比以前更冷酷了，这是否因为她是高加索山区教养出来的女人?有时看她准备出门，他真想冲她喊：“慢!你干什么去?咱们不是彼此还相爱的嘛。”从她的脸部表情看可以知道，此时此刻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为什么他认为他俩彼此还相爱呢?因为有时候他们仍然做爱。她的脸会突然变得很温和，并竭力想靠近他，故意碰碰他。他怕自作多情，就看着她，然后感觉她是在等待他，知道此时此刻她不能没有他，于是他们就扑向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彼此尽量地满足对方的一切要求。但在做爱时，他们照例沉默寡言。完事之后，两人进入厨房，闷头抽烟，心情并不痛快，谁也不想说话。
　　又一个新年即将来临。有一个计划他已经酝酿一个星期了。有时他认定，他们之间的鸿沟可以缩小，有时认定，可以架起一座彼此连接的小桥。说实在的，他感到活得太累。他觉得建立一种温馨的家庭关系还是可能的。其实她也感到身心疲乏，正在等待他采取某种措施。
　　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开始行动。他提前回家。家里没人。妻子在上班，女儿放在邻居家。幼儿园今天关门。他眼睛盯着书架。大概结婚以前吧，他买了一些画册。在学校时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学画上，不久他就掌握了素描技巧。也许美术是他本来应该从事的专业。要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也许会去拜师学艺。可是在二十世纪，他凑巧被分配到战略导弹部队服役，于是满脑子思考的是这么庞大的家伙是如何上天的问题，从此以后他就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名物理方面的专家。
　　物理、数学方面的书籍他也买了不少，而现在他要找的是画册。他叹了一口气，把他最珍贵的画册从书架上取下。这些都是国外出版的美术大师们的画册。全是一个规格，书不太厚，但开本很大。他又看了一下书架，偶尔发现一排画册旁边夹着几本书，有艾登堡的著作，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选精装本，西班牙文诗集《罗曼色洛》和波戈莫洛夫的小说《真相大白》的礼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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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分钟以后，他已经乘上了去旧书市场的电车。总算有了坐位，他小心翼翼地把提包放在膝盖上，生怕把书弄坏。环顾周围，车上挤满了头脑清醒的女人和醉醺醺的男人。一个他有点面熟的女人开口说话：“我最讨厌过年啦!每次过年总要考虑今年去哪里聚会，跟谁碰头，真烦死人。我最好一个人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
　　“旧书”商店门关着，虽然告示上写着现在是营业时间。门上挂着“卫生日”的小牌子，可照样有那么多人。在比邻的院子里和书店门口挤满了“黄牛”。他早有耳闻这里有一帮书贩子。有的老呆在赫尔岑大街兜售，有的在李坦因大街，有的在瓦西列夫斯基大街。而现在他们突然都涌到这里来，可能是因为书店打烊。他很快把带来的书转让了，因为他知道每一本书的黑市价格，只要稍稍把价格压低些，书就很快脱手了。
　　计划的第一步实现了。现在兜里装着一百多个卢布。他看了看手表，下午三点半。现在他乘车回到家对门的超市。在去书市的路上，他就特别留意闪亮的霓虹灯广告和商店门口长长的队伍。他赶紧去排队，排了半小时才拿着筐子走向购物大厅。
　　先买什么呢?当然是酒。没见着苏维埃香槟酒。这种酒不上柜台就意味着淡季的到来。这酒给谁弄走了?党政干部吗?但不可能全部卖给他们，那也许是出口了。不过总算还有匈牙利进口酒，瓶盖上也有金箔一类的装潢。喝起来味道有点怪。可现在大家都在挑这种酒，他也拿了两瓶。而后他又拿了格鲁吉亚的“古扎尼”葡萄酒，他想到“古扎尼”是白葡萄酒。有红的吗?有，在邻近的货架上有保加利亚进口的红葡萄酒，于是他又拿了一瓶红的。后来他碰见一辆货运车，上面堆放着矮瓶的保加利亚白兰地，品牌名称叫“阳光海岸”，他立马抽出一瓶放进货筐里。够了!可全是酒类。哦，还有宝贝女儿，他几乎把她忘了。女儿喝什么?她喜欢百事可乐，于是取了两瓶。他又拿了几只柠檬，回到家里把它们切成薄片，跟“阳光海岸”白兰地一起入口则别有风味。再弄点别的水果怎么样?餐桌上要是没有水果就不像餐桌。于是在酒瓶和柠檬上又放了两网袋红苹果和古巴橙子。后来看到葡萄柚，这种柚子特别大，一网袋还装不下。在每只柚子上面都有彩色笔标的价。他好不容易地将两个黄灿灿的柚子塞进筐里，把筐子塞得满满的。一不小心柚子就可能掉在地上打滚。他回到超市的入口处，那里挤满了等待筐子的顾客，他又拿了一只筐子，然后去肉品部排队。他挑了一块牛肉，首先得去掉骨头，然后放在锅里加上洋葱煮，这样烧出来的肉味道错不了。
　　他看了看表，五点。窗外已是一片乌黑，他匆忙地走遍大厅的各排货架，看到中意的东西就往第二个筐里扔。他要了三听罐头鱼、一条香肠、一块大号巧克力、一块乳酪、一袋奶糖、一罐油橄榄、一只大面包、一块黄油、一盒礼品大蛋糕。然后提着两只筐走向付款处。
　　现在他踌躇满志，料想今天将会百事如意。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酒放入冰箱。她将会发现他今天特别卖力，也许还会对他说几句甜言蜜语。他们有一台电视机，一家三口将坐在沙发上观看节日的文艺节目，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女儿先去睡觉，就剩下他们夫妇两人。
　　他家的房子在胡同的另一头。当他走出超市时就看到家里三个窗户都亮着灯，说明家里有人。宁可她晚些回家，他愿意亲自动手做好一切准备，可是有什么准备工作要做呢?只有肉要煮起来，其余的就是切肉，摆桌子。
　　路上很滑，他小心翼翼地走着，紧紧地提着包。要是包掉在地上摔碎了酒瓶，那就惨了。他打开房门进了屋子才松了口气。总算平安无事，一切按计划进行。
　　小家伙在房间里专心地玩耍，妻子在另一个房间。他盼着她出来看看，可是她不知在忙些什么没出来。冰箱安放在厅里，里面几乎一无所有。他先把酒放好，然后把水果放在下面，其余的食品分别塞在框架上。剩下的是牛肉和糖果，他把它们带进厨房。要是她帮忙的话，半小时就可以摆好桌子。半小时是绰绰有余的。主要的工夫是煮肉。花了一个小时才把肉切好，拌上洋葱、浇上猪油，然后把锅放在灶上煮。他不时地去揭开锅盖闻闻香味。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
　　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准备进攻而找不到敌人的将领。准是计划出了毛病。
　　小女儿终于出来了。
　　“爸爸，我想吃东西。”
　　他给了她两片夹着香肠的面包和两粒高级的糖。
　　“妈妈，”小女儿跑到房间，“瞧，爸爸给我买这样好的糖。”
　　他听到一种挖苦的声音：“真难得，爸爸给女儿买糖了，这算是新年礼物吧，得记上一笔。”
　　他开始抽烟，心里七上八下。看来她是不会帮他摆桌子开饭了。这新年还不知怎么过。也许应该过去跟她说说卖书的事，好让她明白，他做出了怎样的牺牲。然后请她过去看看塞得满满的冰箱。但他的腿没有挪动半步，他心里明白为什么坐着不动。原来他们已经不习惯沟通了。
　　凭声音知道她进入了客厅，准是在镜子面前左右观照。时间过了十点，她开始换衣报，给女儿梳妆打扮。他明白她马上要出门。计划全部落空。白白卖掉最宝贵的书，白白在外面跑了一整天，白白在灶上忙乎。
　　她朝厨房瞧瞧。
　　“你干吗还坐着?今天不打算出去?奇怪……”
　　“我为什么要出去?”他尽量说得心平气和些，“我是有家的人。”
　　“家!”她冷笑了一下，“你有家，可惜你知道得太晚了。”
　　他没有从厨房走出来，只是听着，她怎么在厅里给女儿穿衣服。又听到女儿问：“我们去哪儿?”“去加利娅阿姨家。”他盼望女儿说：“带爸爸一起去吧。”或者问：“爸爸和我们一起去吗?”
　　可是女儿没说也没问。
　　听到关门声以后，他进了客厅。他感到屋里格外地寂静和空虚。他对她已经没有任何感情，相反一股强烈的憎恨在胸中升起。他想，假如她忘了什么东西现在回来的话，那很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一幕，诸如丈夫谋杀妻子，社会上真有这样的事。要么干脆闷头喝酒。他设想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大口大口地喝白兰地。可为什么要这样?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最后他煮了一杯咖啡，拿书当枕头，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快十二点，电话铃响了。
　　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叔叔，是来祝福新年的，跟他说话得特别谨慎。叔叔一旦知道侄子家里又闹矛盾，他就会毫不掩饰自己，高兴地说：“瞧!又闹矛盾了吧!”
　　当问到，家里有没有客人，他回答说：“来了十八位贵宾。”他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高说：“听，客人们的声音有多响亮?”
　　叔叔立即放下了电话筒。
　　后来有两位老同学一前一后打来电话。跟他们谈话就轻松了。两位都喝得醉醺醺的。现在他想到，该向母亲致以新年的祝福，可是老太太也许早已睡了，再说她是否知道今天是元旦呢?今天本来该去探望她老人家的。给妻子的电话有两个，他都以生硬的口气回绝：
　　“她不在。”
　　电话铃又响了。他拿起电话说：
　　“喂!”
　　电话里没有声音，他便大喊一声：
　　“说话，流氓!”
　　话筒里立即传出嘟嘟声。他便挂了电话。半夜一点，楼道里开始喧闹起来。那位贪杯的邻居感到在家里呆不住了。好在厅里的灯关着，否则人家猫眼里一瞅就知道屋里有人。他索性把电视机关了。门铃响了老半天，那老兄还是找不到喝酒的伙伴。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关了灯，盖上被，躺在床上。他想起妻子挖苦的话语，现在他两眼盯着天花板，想象着，此时此刻，妻子一定跟别人在说说笑笑，她的声音是那样甜美动人……而女儿又在干吗呢?她会不会把女儿介绍给那个人。他的女儿……这样下去会学坏的。怎么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呢?一定得拿出办法。
　　过了一会儿，他听到窗外嘻嘻哈哈的欢笑声。他想看书，可是看不进去。
　　早晨四点，听到开门锁的声音，他立刻关上台灯，假装睡着的样子。她睡在另一个房间，让女儿睡在丈夫旁边的小床上。从屋里的动静可以知道，妻子和女儿已经回家，于是他安心入睡了。
　　她睡了一整天。他睡到午后一点。不久，女儿也醒了。他朝她使了一个眼色。
　　“昨晚，你们到哪里去了?”“在别人家做客。”“那里都有些什么人呢?”“叔叔、阿姨呗。”“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吃吃喝喝。”“你妈在做什么?”“也在吃喝呀。”“这就是说你们过得挺快乐，是吗?”“是的，非常快乐。后来妈妈说，我们该回家了。”
　　到了晚上，他听到动静知道她又打算出门。后来她打开冰箱，他听见乒乒乓乓的酒瓶声，他来到过道。这时她已穿上大衣，把他昨天买的酒放进包里。听到脚步声，她转过身子，冲他抱歉似的一笑。他屈身从包里取出酒瓶，她试图从他手里夺回，于是他推了她一下，她倒在地上，脊背撞了冰箱。他进了浴室，把酒瓶一一砸碎，一边注视着，不让碎片掉进排水洞里。现在事情闹大了。原先放在冰箱里准备好好享用的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匈牙利香槟酒、白兰地现在成了小溪，混在一起流入下水道。
　　她突然大喊大叫起来，没脱大衣就冲进卧室，倒在一把椅子上久久地痛哭，气得全身发抖。而他则在另一个房间，垂头丧气地倒在椅子上浑身打颤。
　　事后，她提出离婚，而他不愿意。尽管两人间产生种种摩擦，但他始终相信，她仍然爱着他。
　　当法官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开头是低声哭泣，最后是号啕大哭。法官困惑地看着她。“这样怎么离婚呢?”
　　可是她擦了擦眼泪说：
　　“请准许我们离婚吧。”
　　然后他滞留在厅里，想单独呆一会儿。可她却在门口等他。后来，他们一起下了楼梯，谁也不看谁。
　　当走出法院大门时，她瞧了他一眼说：“一起走吧。”
　　可是他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现在他的内心痛苦异常。他仍然无法接受眼前发生的事情。他认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他难受，但这样做可能会弄巧成拙。正如一则寓言中青蛙和蝎子那样。蝎子请求青蛙驮着它到对岸去。青蛙不肯，说你会咬我的。蝎子说我保证不会。后来驮到河当中，蝎子还是咬了青蛙，它俩都沉了下去。快沉到河底时，青蛙最终问蝎子：“你为什么咬我?”蝎子回答说：“这是我的本性。”他有点害怕，她那么有魅力又那么狠心。眼前的事怎么解释?也许她想改造他吗?也许他应该放弃研究所的工作，到她主管的咖啡馆当厨师吗?可是他已经做了让步，为了多赚些外快，每逢夏天，节假日，他就给园艺主打工、整地、砍木柴，也学会了使用斧头的技巧。他觉得自己能这样做够可以了。每砍一次树，脑袋就得经受一次震动。当斧子砍进木头时，全身都会发麻。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一整天在挥动斧头，清除了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他这么连续干了几天以后，就乘上电气列车回家，思想同小孩那样单纯。光考虑哪里要买车票，哪里可以逃票。在地铁里，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汗臭，没洗澡，衣服、靴子都没换。还扛着背囊，里面装着绞盘和其他工具。由于背囊沉重，再加上疲倦，弄得他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要是有个坐位就好了。当然这时他的口袋已塞满了打工挣来的钱。他的手头从来不宽裕。不过这些钱用来还债，过几个月安稳日子还是够的。
　　他边走边想，在脑子里一一掠过以上的思绪和景象，然后又转身往回走。她仍站在法院门口，看着他。
　　不久以后，经常有人打电话来，要跟他们交换住房。来交换的大多数是单间住宅和一室户。他对此一概拒绝。他不相信妻子真要同他离婚。他认为这大概又是她想教训他的一个新花招。当他想到将来要跟心爱的女儿分开过时，更感到害怕。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门铃响起，他开门一瞧，原来是老丈人。小女儿管他叫“老爹”。老爹办事认真，他写了一叠换房启示，然后带着外孙女出去散布，顺便把启示在附近几个小区到处张贴。后来知道，他的宝贝女儿也很想搬到新宅去住。
　　他问女儿：“你怎么也不想跟爸爸住在一起?”
　　“您老跟妈妈吵架。”她把吵架当做是一种游戏，“等你们和好了，我们三个再住在一起。”
　　他感到，这样的游戏玩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有趣的是，老爹在城里逛了一圈以后，就坐在家里跟女婿一起看电视了，要是接到换房的电话，他会装作不知道，好像跟此事毫无关系似的。但是后来，虽说不情愿吧，他也慢慢地卷进了这种交换游戏，并且很快成了家中最积极的一员。现在他像是一架已经启动的推土机，欲罢不能了。
　　现在家里似乎成了集贸市场。往往是前客刚走，后客即到。客人看了房子以后，就会拼命推荐自己的房子怎么合适。要是女婿不喜欢某处房屋，老爹就会走过来，坐到他的对面(像老子跟儿子那样面对面地谈话)，详细地问清楚，他什么地方不满意，究竟有什么要求。其实，所有提出交换的房子都不错，可他觉得，换房子总不是办法，于是他就找出各种借口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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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一次，早晨七点，老爹把女婿叫醒，第一句话不是“早上好”而是：“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房子?”
　　看到一张毫无表情的，像石头雕刻出来的脸，他心里有点发怵。既担心自己，也担心老爹。他曾经练过拳击，出拳很有分量，教练说他善于右面迎敌。他想，再过一会儿，他可能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会左右开弓，狠狠地揍老头一顿。不过，这么一来，他自己也将尝铁窗的滋味了。
　　结果他选中了一所老房子，几年前进行过一次大修。房间面积不小，有二十六平方米。
　　剩下的事情就是办手续，搬家。纳茨缅卡说今天该去办什么手续，他毫不操心照办就是。到了房屋交换处，他坐在一边，瞧着妻子，竭力想探明此时此刻她的内心是什么感受，但她的面部表情是平静的安详的，像是在商店排队买东西那样。他终于明白，她不会罢休了。这似乎有某种东西在有力地推动她。难道是老爹吗?最后他下了决心，与她分开过，而且越快越好。
　　最有意思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俩还是睡在一张沙发床上。老爹和他们的小女儿睡在另一个房间里。他总不能和老爹睡在一起。晚间，他们仍然做爱，似乎在度蜜月，不像即将分离的样子。当沙发发出咯吱咯吱声响的时候，她有点害怕，于是在他耳旁低声说：“轻一点，爸爸听得见。”这时他真想把她拉到过道上，打开隔壁的房门，大声地喊：“老不死!出来瞧瞧，你的女儿还在跟我睡觉哩!”但他还是忍住了，沉默不语，他们一起谛听，老爹是否被惊醒。少顷，他们又重新抱在一起了。
　　那么老爹在想什么呢?也许他对一切都无所谓，惟一的目的是把他的女儿和他分开。
　　搬家的日子终于来临。他请了几个同事帮忙，结果东西很快搬完了。他换到的房间在四楼。东西都堆在一起。然后他拿出几瓶酒来招待哥们儿，大伙儿一干而尽，并向他祝贺。同事们看到，他的家庭已经破碎，内心十分痛苦，所以早就劝他搬家了。
　　大伙儿走了，他瞧瞧一大堆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关上房门，也走了。
　　他几乎没有住过那个房间。总共在那里住过两三夜。搬家前不久，他就认识了一个跟他同岁，在另一家研究所里搞科研的女士。他的确需要结交新朋友。人人需要有个窝，在那里可以获得尊重和关爱。她有单独的住房，于是他搬到她那里住下了。他们相处得很好，从不拌嘴吵架。
　　纳茨缅卡曾打电话到他搬去的那个公房里，了解他是怎样安顿自己的。邻居们把情况转告他，说他的前妻甚至还邀请他去做客。她为什么要这样?指望什么呢?他并不想幸灾乐祸。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感到极度的疲乏和痛苦。加上种种的不快，结果得了肺炎。他的新太太是物理学家，陪他去找几位熟悉的大夫诊治，拍了X光片，检查了肺部，发现他右肺有斑点，于是给他服消炎药，太太给他买来了营养品，过了一个月，他的病痊愈了。
　　纳茨缅卡和女儿搬进了单间住宅，倒霉的事接踵而至。搬家后的第三天，老爹觉得自己的责任已尽，于是返回高加索故里。纳茨缅卡整整哭了三个小时。他是事后从女儿那里知道的。她为什么伤心?是自尊心受了伤害吗?她希望这个男人住进几家合用一个厨房的公房里去，他只配住这种地方，而现在他却住上了独门独户的三居室住宅，而且有了新太太。也许这也是一种爱吧。不过各人有各人的爱法。
　　大概，她已经习惯于把男人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她的精神就崩溃了。她打听到他的新太太的电话号码，就常常在晚上打电话过去，要他马上过来，哭着说，你要不来的话，我就死给你看。她的杀手锏是把电话筒交给小女儿，让小女儿对着话筒说：“爸爸，快回来吧。”
　　可是他不能回去，他不能对新太太忘恩负义。而且他也怕回去。以前他在老宅住好歹还有一份产权，而现在她随时可以请他滚蛋，他预感到会有那么一天。不过说实在的，他现在感到跟她分开过倒也挺快活。
　　不久，她不再打电话了。那些见过她的朋友告诉他，现在她瘦得皮包骨了。
　　他有时也会打电话给女儿，约她在市里某个地方见见面，给她照个相什么的，有时女儿也会打电话给爸爸，请他解答某道物理题或数学题。可是，后来电话越来越少了，在电话里，女儿也不愿意多说什么。他问女儿为什么这样疏远他?她回答说，每当她跟他在电话里交谈或者到哪里见面，妈妈的神经总是很紧张，为了不惹妈妈生气，所以不想给他打电话。后来，女儿突然打电话告诉他，妈妈得了重病，患了血癌。
　　他跟太太说起这件事。太太说血癌有好多种，轻的可以延续几十年，可以完全康复。听了这番话，他放心了。
　　有时在马路上碰到纳茨缅卡的女友，就问她现在自我感觉和情绪怎么样，女友告诉他说，她情绪很坏，一个知道自己快要死的人，情绪不会好到哪里去。可他想起新太太对他说的那番话，他又自我安慰起来。
　　这期间，他在马路上遇到她两次。他们都装作没看见的样子。不过他注意到，她穿戴得整洁，时髦，看上去很精神。这挺好。他想起太太的话就更放心了。这以后就很久没见到她，也很久没有跟女儿通电话。太太还责怪他，连自己的孩子也忘了。他辩解说，每次去电话，娘俩总是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年里他先后两次打电话给女儿。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他估计她们搬了地方。后来打听到她们新的电话号码，但接电话的声音仍然是陌生的，并且问他是谁，有何贵干。他不想跟那人?唆，就挂了电话。他心里盘算，女儿也快中学毕业了吧。
　　但是一天早上，他还没起床，等太太为他做好早点，突然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一种女孩子哭泣的声音，他好不容易听出来是女儿打来的电话，告诉他：
　　“爸爸，妈妈她，她死了……”
　　他顿时感到晴天霹雳。这就是说，新太太所说的话全是胡扯!
　　“女儿，你现在在哪里?”他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在斯维尔德洛夫医院血液科病房。”女儿哭着说，然后告诉他怎么去那家医院。
　　他想到，现在只有他和女儿去给纳茨缅卡办理后事了。
　　纳茨缅卡在列宁格勒没有亲属，亲人都在高加索。老外公那些年越发变老，老外婆则久病不愈，可两位老人还都活着，而他们的女儿却死在远离高加索几千公里的地方。
　　他记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第一年，双双去高加索探亲，受到两位老人的热情款待。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有悲惨的结局。那一回，她告诉他：“我爸一个人在家时老爱开着门，因为他有心脏病，怕什么时候发病，死在屋里，要是门关着，别人就进不去了。”
　　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他觉得自己恨老爹。最初，老爹好几次来列宁格勒探亲，有一次纳茨缅卡突然贴近他，略带忧愁地说：
　　“他(指老爹)究竟要呆到什么时候才肯走呢?”
　　他不在家的时候，她跟父亲说了些什么呢?老爹会不会从中挑拨呢?她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朋友和亲戚的话，她句句听得进，惟独他的话总要遭到她的反对。
　　命运又一次把他们拉到一起了。眼前他要安葬她。她在想什么，他再次感到茫然无知。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以前，这家医院是专门为列宁格勒党政官员服务的。它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的一个岛上，周围有民警巡逻警戒。现在这家医院似乎仍是一所特权阶层的医院。当然是为新贵们服务的。
　　在医院大厅里，看到眼睛哭肿的女儿，他上前拥抱她，两人抱头痛哭。现在应该去病房看看。她躺在单人病房里，他有点害怕。不过她盖着被子。护士小姐进来了。女儿要求护士把所有药拿走，给别的病人使用。
　　“可别说是我们病房给的。”
　　他想到的是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死人用过的药。
　　“我的好女儿，你妈临终时说了些什么?”他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往往会说出最后的话向上帝交心。
　　“她就是想死。”女儿又哭了起来。“在去世前的两天，她清醒的时候看着问我：我还能活多久?我说：这我怎么知道呢?她莞尔一笑说：不，你是知道的，她再不说什么了。后来她失去了知觉，就这样走了。”
　　他想走近床边，掀开被子看看她的脸，再见她一面。但觉得，女儿在身边，这样做不太合适。
　　病房里挂着那么多小的圣像和十字架，他感到惊讶。因为纳茨缅卡从来不信宗教。大概，当死神慢慢降临，知道自己无法逃避之时，你会感到害怕，会尽力抓住一切东西来支撑自己。
　　他问女儿：“现在该做什么了?”
　　“收拾好妈妈的东西，走路。”
　　于是，他们把死者的遗物统统放进一只大拎包里。女儿对他说：
　　“现在您先出去，在门口等我。”他走出病房，女儿把门关上，他听到屋里传出凄厉的号哭声。
　　他在想，这究竟是谁之过。他早就感到，而现在更是坚信，要是当初他不跟纳茨缅卡离婚，她大概不会得这种病。人通常是由于精神受到刺激才会生癌。他曾经从书本上读到过这方面的知识。可是假如不离婚的话，也许生病的是他。看来，该诅咒的是那个使他们相识的日子。
　　(原载《译林》2002年第5期，选自《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翻译文学》，谢天振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版)
　　

• 鲍里斯．里宾　张敏梁： 谁之过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