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看样子，我已经对很多事情不再看得那么严重了。我想说的是，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一连串徒劳的尝试之后，我也找寻到平和、安宁和轻松。比方说，以前看起来很了不得的东西，我索性已认为不足为奇了。就是说，在我眼里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还有在站队点名的时候，如果我觉得累了的话，不管地上是不是泥泞，我都一屁股坐下算占个地方，旁边的人不生拉硬拽地让我起来，我就一直呆在那儿。寒冷、潮湿和刮风下雨已不再影响我，这些已碰不到我，因为我对它们已没有了感觉。甚至是饥饿也溜走了，凡是我能找到的能吃的东西我都心不在焉地、机械地、习惯性地放进嘴里。要说做工吗?连表面上我都不一本正经地好好干。如果他们看得不顺眼，顶多把我打一顿。如此这般也不会真的伤害我，因为我换取了时间。当打我第一下的时候，我就迅速而麻利地躺到地上，之后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因为我已经睡着了。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就是暴躁。如果有人破坏了我的心情，哪怕是碰到我的皮肤，或者在走路时踩着我的脚后跟(这是时有发生的)，我都会刹那间暴跳如雷，甚至是立刻就想当场杀了他——如果我办得到的话，当然，是如果。我忘不了我举起了手，我忘不了我竟然想要干什么。我和茨特罗姆·班迪也经常争吵，不过他总是说，“我投降了”，因为对他来说我是司令。我给每个人都带来麻烦，他们感染上了我的疥疮，因而也都责备我。我好像总是捣乱，让人感到无可奈何。不过到后来我才发觉这个问题——有天晚上茨特罗姆·班迪把我带到了洗漱房，任凭我拼命地反抗，他还是强行扒下了我的衣服，我试图用拳头打他的身体和脸，但已是白费力气。他将冷水撩到我瑟瑟颤抖的皮肤上。我一个劲儿地说着，我有卫队，快放开我，去你妈的。“难道我想死在这儿吗?难道我不想回家吗?”他这样问我，我不知道当时我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我在他的脸上同时察觉到一种愕然和不安，这种神情就好像是我们在看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罪过的人、或者得了什么传染病的人；这种表情——我当时还感到——像是从前人们看待穆斯林似的。总之，从此过后紧张和焦虑都消散了，我也终于从中获得了解脱。
　　但是我的膝部却没有一丝好转，疼痛一直伴随着我。几天之后我发现右膝盖周围长起了让我感到吃惊的火红火红的肿块，虽然我的身体已习惯了各式各样的创伤。尽管如此，我还是甘愿让它马上躲开我的视线。我知道——当然了——我们这个集中营里有一个医疗站。首先，由于应诊的时间正好在晚饭的时候，而我的伤反正迟早会好的；其次，一个又一个的经验加上对这里的了解在这个时候实在无法激起我们的信心。更别提医疗站还很远，离我们这要走过两个营区，除非万不得已，我实在不情愿走这么长的路，再者我的膝盖此时已疼得要命。不过最后，茨特罗姆·班迪和另外一个伙伴还是连着手——就是那种“白鹳携子”的方式——把我抬了过去。把我放到桌上之后，他们告诉我，可能会很疼，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手术，那是逃脱不掉了。我能察觉到的，是一把刀在我的膝盖上划开一个交叉的口子，从我大腿里挤出来一大堆东西，然后整个部位用纸绷带包扎起来。过后我立即就说要吃晚饭，饭被拿来了，我感觉必要的供应还是有的，真的。今天的汤是用我非常喜欢吃的苤蓝和甘蓝做的，给医疗站的汤显然比较浓，我真有点沾沾自喜。这一夜我是独自一人在急救站的搁板床最高的一层上度过的，惟独难忍的是当到了习惯性腹泻的时候，我的腿根本不听使唤。我先是吹口哨，后来开始大声喊。最后我已是声嘶力竭地吼叫——“救救我呀!”我徒然地呻吟着。
　　第二天早上刚过，我和其他几个人就一起被抬上一辆敞篷卡车湿漉漉的厢板，如果没听错，我们要被送往不远处一个叫“格雷纳”的地方，我们集中营的医院就在那里。身后有一名穿着整齐的士兵一路上押着我们，他拉着一张明显满不愿意的脸，坐在一把马扎上，膝上放着的枪在潮湿中发着冷光。这时，有一股股气味忽有忽无地飘来，让人无法躲避地引起注意，又让人厌恶地面孔紧皱。到达那里后，一种跟浇花园用的橡胶管一样的水管喷出的水冷不防从我身后射来，把我喷得四处乱跑。破布片、污垢，甚至连同我的纸绷带都要从身上冲掉了。然后我们被带进一间屋子，发给我一件衬衣并把双层板床下面一层分给了我，而且随即便可以躺下。看得出，以前睡过的人已经把这张床压得又硬又平。不过床上到处是怪异的斑点和味道，到处沾满了莫名其妙的色痕。但不管怎么说，这么一张空的草垫床最终留给我了，让我在这儿陪伴时光。首先，我能睡个好觉了。
　　在新地方，我们好像总是带着原有的习惯。在医院里，我也必须同自己的那些原来习以为常的东西先较一番劲。比如当时我心底有一种觉悟，有时每天清晨我都能准时醒来；有时我会猛然发觉睡过点名的时间了，外面肯定已开始找我了。我只能在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时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接受摆在面前的情境和一个个现实——我是在一切都如此正常的家了。这儿有人在呻吟，有人能隔着很远还在闲谈；另一边有人带着异样的沉默，把尖尖的鼻子、麻木的眼睛和张得大大的嘴都挺向天花板，而他无非只是伤口在疼，顶多也只是现在又因为发烧而引起没完没了的干渴。我用了相当一段日子才完全确信：没有点名了，用不着再看到那些士兵了，最主要的是不用去做工了。他们时常也把我带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那儿有两名医生，一位年轻的，一位年老的，我曾是年老的这位医生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长得清瘦、黝黑，衣着干净，穿着鞋，手臂上戴着布条，庄重而有其特点的脸上带着一种友善，让人想起是一只老的狐狸。他首先问我是哪里人，还告诉我，他来自爱尔德伊¹，说话间他剥下了我膝盖上已经成了干纸浆、颜色发着绿黄的原来的那个纸绷带，然而又用双手把积在伤口中的东西挤了出来，最后拿一个钩针似的工具将一卷纱布塞进了伤口处的皮肤和肌肉之间，他还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持清洁和进度”，以免伤口过早地愈合。我很高兴听到他这么说，思量来思量去我真心地不愿意病早点好，因为这样的话我就用不着在外面干活了，这是当然。老医生还说我膝盖上有一个小洞，不过我对此已不太在乎了。医生认为还要在侧面挖一刀，然后通过再开一个刀口，与第一个伤口连接起来。他问我是不是决定可以这么做，让我奇怪的是他看我的样子就像是等待我的回答并在征求我的意见，甚至好像是在等着我的授权。我说，那就随便吧!听我说完，他立即开始动刀了。但是我疼得又喊又叫，他有些无所适从，而且不住地说：“这样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挣扎着喊：“受不了啦!”医生只开了几厘米就不得不放弃了，但他还是略带着一丝满意的神情。“也算有点效果，”他说，因为现在我膝盖上已有两个地方可以挤出脓液了。
　　医院里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我睡不着，我总是感到饥饿、干渴、伤口周围的疼痛，要不就是与其他人聊天或是听着看着医生的工作。但是每当我能听到关于集中营里的事儿，我好像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快乐。我总是询问新来的病人，你是哪一个营区的?集中营里面有什么消息?认识不认识第五营区的一个叫茨特罗姆·班迪的人，就是中等个子、塌鼻子、前面的牙都没有了的那个人?然而谁都说记不起这个人。我发现包扎室里这些人的伤势同我的差不多，伤口主要都在腿上，有的位置高一些，有的则是在屁股上、腰上、胳膊上，甚至在脖子和后背上也有，医学上的病名应该是叫“蜂窝织炎”，因为我常听到人们这么说。据医生讲，这种病的起因和如此多地出现在集中营这种环境下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再往后过来的病人中有的一两个、或是全部脚趾头都要被截去的，人们说，外面已是冬天了，穿着木头鞋脚都冻坏了。又有一次，我听见包扎室里传出一个轻微但很容易听得懂的词儿：“Bonjour!” ²我看见说这话的人戴的是红色的三角布，上面写着字母F——他是法国人，绑在袖子上的布条上写着“O.Arzt” ³，他肯定是这儿医院的主治医生了。我一直盯了他好长时间，因为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帅气的人了。他个子不是很高，身上的衣服配上他的身材和不多不少的筋肉显得非常得体，脸庞也长得恰如其分，多一毫少一毫就不是他了，这是一张极富表情的脸，圆圆的下巴中间还带着一个深窝。稍稍发黑的皮肤的一些油亮，在光照中反射着暗暗的光。这种皮肤上的亮光只有很久以前我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才在人们之中见到过。他的年纪不算大，大概有三十多岁的样子。医生们对他讲述着这里的各种情况，看得出他对大家非常努力工作的态度感到很高兴。我似乎感觉这里已不像是我记忆中的集中营了，他们如此地细心、热情和努力合作，而且他们能用不同的文明的语言相互进行交流，比如说是法语。这个主治医生认真审视着一切，一字一句地回答人们的问题，有时还点点头，而且所有这些都显得稳重、沉着、冷静而又漠然，他脸上那棕色的眼睛中却始终带着一种忧郁和绝望的神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是什么使这么一个又精干又有着如此高的身份的人成为这个样子的呢?我想端详他的表情、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我渐渐明白过来，其实一切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相信是集中营这种奴役般的现实在折磨着他。我真想有心对他说，不要这么愁眉苦脸的，这其实已经是最不错的了。但我没有胆量告诉他，这多冒失呀!到头来我又清醒了，是的，我并不会说法国话。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说蔡茨集中营原先扎帐篷的地方已经盖成冬天里能住人的石头棚了，而且也没有忘记给住院的人留个份儿。
　　透过酷寒，我断定此时差不多已是深冬了。在浓浓的黑幕中，我们被丢进卡车，在这个迁移路途之中我恍恍惚惚地睡着了。在新地方，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偌大但四处通明的棚子，冰冷的空间中放着一个散发着药水味的木制浴盆，不管愿不愿意，为了消毒我必须全身浸泡在里面，冰凉加颤抖，这就是我的感觉。其他的病人在我之前都要这样泡在这褐色的汤中，或是由于有伤口，或是不管有什么其他的病。之后又是难耐的时间。这里的床铺共有三层，其他的与以前的地方差不了多少。
　　我们很少被带去看医生，我的伤口只能是听其自然了。不多久，我左边屁股上也开始疼起来，过后又长起了以前见过的一种火红的脓包。过了一两天，这个脓包消退了，但又会出现别的问题。我有时不得不向护理的人说明，但说明和催促之后又等了好几天，我才被带到棚子前部的医生那里。而这时除了右膝盖那儿外，在我的左屁股上又开了一个有我巴掌长的刀口。这又一次的糟糕处境其实归咎于我床铺的位置，我睡在下铺，正好冲着一扇整天对着灰蒙蒙的天空、虽然不大但没有玻璃的窗户，呼啸着的寒风使铁栏杆成了冰柱，而且不时地卷进浓浓的严霜。对此我只能默默地忍受，它为我这一个病人带来了不少“奖赏”：我穿的是一件很短而且没有扣子的衬衣，戴着一顶绿色毛线小帽，这个帽子在耳朵那儿是圆的，额头那儿有个楔形的边儿，与溜冰冠军或是舞台上扮演撒旦的演员戴的那种十分相像。真是天寒地冻，而且我失去了两条毯子中的一条，我只能更加紧紧地裹着这又破又烂的一条了。一个护理员说是借用一小会儿时间，完后就还回来。我当时双手死死抓住毯子不放，但毕竟他的劲比我大。这一损失过后，一种想法又缠上我的心头，听说一般只有对那些很快就要离开的人才撤去毯子的。
　　身后某个地方又传来一阵听惯了的声音，护理员来了。他挽着一个新到的病人，一边左右张望一边考虑着该把病人安排在哪一张床上。我们这时已经知道，由于他的病情严重，医生准许给他一张单独的床。病人声音高亢地喊着：“不行!我有这种权利!你们去问医生!不行!”但是护理员还是把他带到了我们中间，而且正好选中了我的床，于是我有了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同伴。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大大的眼睛无论看谁都闪着亮光。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给他弄点儿水来，我对他说这个肯定办不到；他又问是不是有香烟?我说这种福气就更别提了。但是他还说愿意拿半个面包换一支烟，我说怎么着都没用，没有就是没有。随后他就不再说什么话了。我猜测，他可能发烧了，因为从他不断打颤的身体上散发着一股热气，不过这倒让我能吸收点儿舒服的感觉。到了夜间，他在床上总是翻过来倒过去睡不着，嘴里不住地怨这怨那的，还不时以已经让我不自在的目光盯着我的伤口，这一切都令我有些反感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嘿，够了吧，能不能安静点儿?还不错，他倒是听了我的话。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飞快地跑过去把我这位伙伴的水壶也递给了护理员，可是咖啡已经没有了，当我把情况告诉他时，他还对我有所埋怨。不过中午我给他取来一份面包，晚上又帮他拿来了汤。反正后来只要他一天当中没有反常的表现，我都这样帮他。反之，我就不得不提醒他，还说要不然就不让他在我的床上呆着了。我还是有点心烦意乱，因为我担心他一直在这里拖下去，凭我的经验他早该走了。到最后我终于如释重负，他和其他人一起都走了，而且什么话也没说，感谢上帝，他们就这样留下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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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还见识了一些真正的害虫。跳蚤是怎么也抓不到的家伙，它们很是灵巧，而且极能让人感觉得到，在我这儿活得非常滋润。抓起虱子来就比较容易了，只是我觉得抓不抓都没多大作用。如果实在讨厌它们了，我就霍地掀起后背上紧紧的衬衣，用大拇指头使劲弄死它们，听着一个个被挤死的清脆的响声，不仅解了我的心头之恨，也享受到了它们被消灭的快感。这样过了一分钟的平静，在原来的地方又痒起来，然后我就又重新折腾一番。这帮虱子无所不在，每一个隐蔽的角落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我的绿线帽子上已被它们占据成灰灰的一片，整个帽子几乎都动不了了。更使我既震惊又害怕的是，当屁股上也觉得痒时，我揭开纸绷带一看，我的肉上竟然也有虱子，它们在伤口上吸食着营养。我试着想把它们抠出来，又耐着性子想把它们挤出来，但一切都是徒劳无功，而且它们会更加顽固和死皮赖脸地进行反抗。到头来我只能听之任之了，眼巴巴地瞅着这种朗朗的饕餮大餐、这种盈盈的狼吞虎咽和这种毫不遮掩的幸福逍遥。再到后来，我甚至从各方面都有点理解它们了，最后我的怨恨也渐渐消失了。虽然仍然有那么一点不太乐意，但我想这也是自然的一种安排吧。我把纸绷带重新盖好，从此不再与它们斗争，也不再生它们的气了。
　　(原载《外国文艺》2003年第1期)
　　1匈牙利语中的“爱尔德伊”即指通常所说的“特兰西瓦尼亚”，现为罗马尼亚西部的大片地区。历史上一直属于匈牙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特里亚农条约》正式划归罗马尼亚，现该地区仍主要居住着匈牙利族及一些同样讲匈牙利语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
　　2法语，你好。
　　3德语，医生。
　　
　　苦役日记
　　——凯尔泰斯谈艺术与人生(节译)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如果艺术渴望看见生活是始终如一和可以支配的，是可以放在科学和人文的纯含意的轭下加以驾驭的话，那么——美化地说——这样产生的将是坏的艺术。虔诚的时代已彻底过去。对生命的崇拜已不再忠实，凡在其出现的地方，它总是抹杀了肆虐和暴烈的特征。在一切情形下的抹杀——这就是问题，或许——这是——问题。
　　艺术享受中隐藏着世俗。人们不是在感受艺术，而是在艺术之中消遣。
　　任何艺术已不再将生活展现给逻辑关联的体系。另一方面，每一个艺术品(或是艺术创造)都是逻辑关联的一个体系。
　　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猛然间认知自己并释然解脱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称得上是自己，我们在这一刻真正地诞生。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天才的细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使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真正的登峰造极是存在主义的才华横溢，我敢说，任何一个不直接与我们自己有关的知识都是徒劳没用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不是用现实而用事实去寻找一种调和，这就是形式主义。什么是现实?简言之就是我们自己；什么是事实?简言之就是种种荒谬事情。两者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道德生活，就是命运。或者，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这就是说对事实的接受是一系列的偶然和向偶然进行的整合。这样，形式主义者自己也转化成事实和无能——失去其自由、捣毁其中心，而后裂散在事实的真空之中。他再也无法用这些在茫然和险恶中离析远逝的碎片构合成其陌生的生命。此时，人演化成其对立的一面，演化成了机器、精神分裂和一种怪物。人将成为受害者和刽子手。
　　一九六六年。不是犹太人，而是人。如果刚巧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只是作为极权主义中的一种状态。
　　一九七一年四月。看在上帝面上!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相信上帝存在——或是不存在。
　　一九七三年八月。我现在又一次猛然意识到，除了奥斯威辛的内容，我对什么都无所谓。如果我想写一本新的小说，我仍然还只是写奥斯威辛。我所想的一切都围绕着奥斯威辛。如果看上去我完全是在谈论别的事情，那么实际上我还是在谈奥斯威辛。我是奥斯威辛魂灵的介质，奥斯威辛从我的心底在述说。奥斯威辛和所有属于它的东西是基督教确立以来欧洲人最大的心灵创伤。人们心灵的觉醒，可能需要数十年或是数个世纪的时间。
　　相信真理的人是对的，什么都不相信的人是错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开始已整整四十六年了¹。可是我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的谦卑，我的傲慢，两者都漫无边际。我个人的空间是充满失败的胜利，以后其中会有一种东西像一首单薄的赞美诗似的向天上飘去。
　　有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同样也是根本无法提出来的。
　　只有在心中燃烧着熊熊的憎恶和怨恨之火的人才会坚持，会在报复中勉励自己坚持下去，并恪守自己的诺言。虽然我心中也燃烧着憎恶和怨恨之火，但我担心，它们并不足以让我坚持下去，也不足以让我通过它们来干点什么事。
　　有时候我想克制希望，可现在这希望已自行消逝。(这句话本身就带着自我否认——但并没有说谎)
　　走啊，走啊，穿过荒漠又进入荒漠。沙土砾石上的蹒跚，凄凉旷野上的踉跄，已是《圣经》中的四十年(又加上六年)。没有落下吗哪²，也没有一滴泉水、一眼井、一朵花，就连海市蜃楼也没有。
　　注意：有人在用自由挑逗人，用专制问候人。
　　魏尔兰³在潦倒颓废中写出了最美、最虔诚的诗篇，我不仅看不出其中的任何矛盾，而且正相反，在这种事实中我只认识到了那些理念的真谛。因为所有的善和美都是一种渴望，这种渴望的力量正是艺术家和每一个创作者的力量所在。难道物质含义上的词句就不真实了吗?那么颜色、味道和爱情是真的吗?(前两者一般来讲具有物质特点，但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灵的解释都各不相同)渴望的力量不比寻常——渴望在垃圾堆上也能滋长，甚至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地开花吐艳。
　　什么是真理?回答起来多么简单：已经毁灭的东西，就是真理。
　　如果我放弃，我将变得萎靡；如果我萎靡，我将化作魂灵；如果我化作魂灵，我将成为作家，成为一个沉迷在无所沉迷之中的无所作为的苦行者。
　　幸福的需求和创造力有可能是不相容的——这里说的创造力至少是在其道德描写的，即在艺术与思索的一个特定形式的平面上。幸福地过日子的生活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其结果只是沉默。人——比如说面对一只啼叫的鸟——至多只是叙说其困境。思索是人的呐喊，对生活的思索以至产生对生活的怀疑。被生命之根所窒息的人不是怀疑自己的这个生命之根，就是在生命之根中以某种反自然的方式行进。
　　在已经制度化的自杀世界中，恐惧已不再具有效力；经历过奥斯威辛后，一些过去的行为准则也不再具有效力，申诉权作为令行禁止的惟一法律形式已被层层剥夺。
　　一九七七年六月。艺术是——人最具自然性的非自然的自然化，被自然造化成不满足于自然的人是最具这种特色的人。
　　世界是卑鄙的，因为我卑鄙。
　　看来，对艺术而言艺术的含义已是最少的。这种质变的核心在于艺术所追求的纯粹“才华”已全然被谋生之需所取代。这个问题可以思量一番，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这种崩溃如此之巨大，以致在其废墟上已不再有什么可以装点的东西了。
　　我写小说，因为我在寻找更为尖利的痛苦。
　　一九七九年九月。真诚的人在真诚地说谎时仍然是真诚的人。
　　对于在强暴下呈现的软弱，我们应当视之为一种力量予以敬重和尊重。
　　一九九0年一月。我所生活的环境是谁的梦境?我所说出的话是谁的语言?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去；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活着的你实际上已经死去。
　　看得出，最原始的思维是正常的思维。
　　荒谬既不是产生于自然中，也不是产生于心境中(自然和心境的变化是有限的)，而是产生于人的头脑中。人的头脑中勾勒出荒谬能够转化成现实的影响力，或者说荒谬的想法可以变为尽可能的行为。
　　人们偶然地出生，继续着偶然的生命。然后必然地死去。
　　一九九0年九月。没有比一个思索的人更加小说化的人物了。因为他的思索并不只具有自我和公共的危害性，不仅是替代了所有激情的激情，不仅是比一切冒险更为冒险的冒险，不仅是比一种信念更为特殊的痴迷，而且也是极端地不同寻常。
　　一九九0年十月十日。我们从疯狂中来，疯狂带着我们游荡，我们又走向疯狂。死亡——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正是身体的疯狂吗?而理性的惟一瞬间，不正是生命本身吗?
　　问题不是上帝是否存在。不管怎样，人只能像能活就活那样地活着。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怀疑世界的缺陷性。有这种缺陷性，就可以假想出一个不幸的、凡人化的神明来了。
　　不言而喻，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历经了数千年的旨在使人以某种方法走出疯狂的一种绝望的和不断的尝试。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只有胜利比失败更加耻辱。
　　如果将来你成了死者，你就享受静谧吧。
　　真正的历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挖掘像希特勒这样的彻头彻尾的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单一的人被定制化地剥夺了其固有的自由。我把这种情形称作“无形的命运”，这也是我的小说的匈牙利语原文书名所表达的含义。所有的状态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外部的强迫使人充当已准备好的角色。人们被迫面对的选择不是出自个人的特点和个性，而是出自体制内部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没有给个体的人留下丝毫的空间。现在就可以想象到，对于建立这样一种集权状态——也就是无形的命运，只有他们——练就了某种神秘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德国人才能做得到，而且他们的这种能力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都可以恢复生机。如果群体社会的民主政治规则失去了作用，那么德国人那里所发生的情况，在任何一个群体和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可以发生。跨过了一定的政治门槛，一台自动的原动力引擎就会转动起来，而且以后很难再让它停下。
　　如果提出这个“集体犯罪”的问题，那么经希特勒之手对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应该是全世界的集体责任。
　　所有集体化的思维方式都归属于意识形态世界，而所有的意识形态世界都产生着仇恨。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依靠仇恨维持自我，而且这个仇恨总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抽象特征，纳粹的恐怖得以发生的可能性也源于此。正因为如此，我才鲜明地反对让这种集体神话赢得生存的权利。奥斯威辛触及到每一个人，因而每一个人都应当承担奥斯威辛的重压。
　　(原载《外国文艺》二??三年第一期；最末两节摘自《外国文艺》同期载《奥斯威辛中隐藏的怜悯——与德国作家阿德尔伯特·雷伊夫的对话》)
　　
　　1凯尔泰斯生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2《圣经》中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出了埃及，经过旷野时神赐给了他们一种叫“吗哪”的食物。参见《圣经·出埃及记》。凯尔泰斯写此句时是四十六岁。
　　3保罗·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 ［匈］凯尔泰斯．伊姆雷　李　震： 附：没有命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