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暗韩少功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3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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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5065

[ 韩少功文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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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暗

◇ 韩少功

　　词义
　　
　　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在总结股市教训时说：“安全第一。”而每一个股市新手也会说：“安全第一。”这是同一种言词?
　　是表达同一个意思?
　　会引导出同样的实践?
　　索罗斯这里的四个字，积数十年胜败之经验，意味着当年数亿或者数十亿美元的付之东流，可能牵动着他当时的坐卧不宁、辗转反侧、暴跳如雷、摔东打西、撕肝裂肺、万念俱灰，可能联系着他永生难忘的银行逼债、股东闹事、朋友翻脸、亲友绝情、财产变卖、媒体羞辱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景象，真是字字千钧，说出来就是血，说出来就是火——只是一般人听不出来罢了。那些刚出道的股民们在价位显示牌下交头接耳，也在频繁说着这四个字，但他们的四个字可能只是刚刚来自书本，来自友人的说道，来自股评家的指教，每个字还是一个飘飘然的空壳，尚未注入亲历性事件。即便注入过一次小小的斩仓亏空，但几句懊悔或一声长叹，与索罗斯的深度创伤岂可等量齐观。
　　如果说索罗斯与某个股市新手会在同样的理念下冒出完全不同的举措，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言词有表层的含义，有深层的含义，当深层的含义不可明言时，就构成了言词所寓含的亲历性隐象，像长长的影子尾随于言词之后，是随时可供检索的体验和情感，是言词个人化联想和理解的空间。相同“明言”之下，可以有相同“隐象”，这是因为多数人的初始条件大致接近，在衣食、疾病、婚育、家庭等方面也有彼此差不多的经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对这一方面的强调。然而受制于社会与人生的千变万化，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隐象”的千差万别，包括深隐和浅隐的差别，富隐和贫隐的差别，隐此和隐彼的差别，就像同一种导体，带电与不带电，带交流电与带直流电，带高压电与带低压电，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有到触摸时才可能被人心惊肉跳地察觉。
　　民间很多禁语就是这样形成的。船民们因为对“沉”船和“翻”船有太多恐怖的往事记忆，这两个字就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两个字谐音的“尘”、“陈”、“晨”或者“番”、“帆”、“范”等等甚至也遭株连，成为水上船家的禁忌，一说就让人触电，就让人毛发倒竖怒发冲冠。股民们因为对股价暴“跌”有太多痛苦的往事体验，“跌”字从此也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个字谐音的“爹”甚至也为很多股民躲避，见了爹不能叫“爹”而只能叫“爸”，叫“大”，叫“喂”，否则“爹”一声天地变色，可能让人血压剧增冷汗大冒。
　　时间长了，言词的隐象已经积淀为本能，进入呼吸、血液、体温一类生理反应。亲历过政治冤案的人，对“专案”、“立场”、“批判”等言词会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本能厌恶。而E=mc2这一公式，对于钻研过相对论的人，也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情感色彩和美感分量，总是在密密文字中分外抢眼，让人怦然心动喜上眉头。
　　“童言无忌”的现象只有从这一角度才可得到理解。孩子们尚无多少生活阅历，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是无电或微电状态，任何词都可以拿来胡乱使用。有一位少年对同行的少女说：“你出来旅游带了娇爽卫生巾吧?”少女满脸通红地怒斥：“你胡说些什么?”这让少年颇为不解，他从电视里学来了这些词语为什么用不得?他用错了么?另一位小孩子声称自己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结婚就是爸爸的精子骨碌一下跑到妈妈的肚子里去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成年人的哈哈大笑，引起了父母在客人面前的面红耳赤，却让他久久地纳闷：他从书上看来的话说错了吗?为什么大人要那样哄笑?
　　孩子们其实没有说错，而且应该说把这些言词用得十分准确，符合字典的规范定义。之所以引起意料之外的羞恼或者哄笑，是因为这些言词只是准确于“明言”并未统一配发“隐象”，在具有性意识或者性经验的听者那里另有难言之隐，通向他们特殊的个人化联想，于是才有孩子们困惑不解的羞恼或哄笑。这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人给同一个词注入了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或者说构成这些隐义的隐象，既不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抽取出来然后注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也无法依靠当代的芯片技术或克隆技术从一个人身上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去，因此人际之间的语言交流，即便能沟通于“明言”层面，也必定常常困于“隐象”层面的各别。
　　毫无疑义，大多数言词实际上是一种暗语，一种局外人能够浅知但无法深知的暗语，类似社会中常见的行话或黑话，只有在具有语义默契的密谈者那里，才能得到确切和充分的理解。言词至少也是一种“泛成语现象”，隐含着各各不一的典故，存在于生活而不是字典中的典故，在不了解这些典故的人们那里只能得到一知半解。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似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他担忧于现代文化和政治的四分五裂，呼吁重建理性的、民主的“公共领域”，变“主体理性”为“主体间理性”(《见《交际行为理论》)，让理性不再封闭而向其他主体敞开交流的通道，当然表现出可贵的焦虑和现实的建设性意义。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案，他倡导“对话”，倡导“真诚宣称”、“正确宣称”等对话原则，仍有太多的书斋和沙龙的气味，局限在理性层面的“明言”，没有注意到对“隐象”的心会，有赖于生活实践经验的重叠——这当然是一个太难的任务。我在下面还要描述这一难点，描述这一难点怎样在现代社会里日渐突出。这并不是反对“对话”，只是反对对话者低估对话的难度，恰恰是要使对话获得实践的坚实基础，从而使对话不至于成为聋子间的胡诌，不至于成为对理性“原教旨”或宗教“原教旨”的天真寄望。否则，尊敬的哈贝马斯先生就像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的人，到各种行话和黑话圈子里去寻求交谈；或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来向女人讨论“卫生巾”或者来向成人们讨论“精子”——他不会说错什么，也能有所收获，但无论他准备了多么足够的宽容，语言这个既公共性又非公共性的工具，很难通向他所向往的“理性民主”和“理性宪政”，很多时候甚至会激起莫名的羞恼或哄笑。
　　一个迷恋理性的读书人，可能不察语言中的暗语密布和“泛成语现象”，可能把言词的相同错估为词义的相同，错估为言者们相关经验与践行的相同。他可能以为，一个美国人说的“古董”，拿到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来，与人们说的“古董”是同一个含义。他可能以为，一个中国人说的“民族”，拿到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弱族小国去，与人们说的“民族”会激发同一种感受。他还可能以为，一个恶人会像他一样，把“爱国主义”理解为对所有国民的惦念爱护，而不意味着国民们承担牺牲以便少数特权者窃据权利并且把巨款存到国外；以为这个恶人也会像他一样，把“全球主义”理解为全球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互补和技术共享，而不意味着所有弱国敞开国门以供少数富豪集团随心所欲到哪里都享受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位读书人相信道理是可以说通的，共识是可以通过说道理来达成的，但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有过那么多道理，但还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剧；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经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会遭遇人世间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对于有些聪明的强者来说，有什么道理不可以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接过来，成为他们左右逢源并且大获暴利的机会。同样，对于有些纯朴的弱者来说，有什么道理可以接受?如果没有人治的明君贤吏，没有法治的善制良规，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使他们活得左右皆难，都可以成为新一轮剥夺的借口，把他们送入新的一轮生计滑落。在这个时候，指责他们冷漠，指责他们不再关心理论，指责他们逃避和拒绝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岂不是责怪吃不上饭的人为何不去吃海味山珍?
　　
　　铁姑娘
　　
　　几年前路过太平墟，想起当年很多同学在这里下放劳动。一些女同学当年也在这里放牛、喂猪、割草或者薅禾，胼手胝足尘泥满身的样子让人难忘。
　　那是六十年代，女孩子们都不大知道怎样打扮自己。她们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变宽，争相穿上肥大而破旧的男式棉袄等等，一个个形如铁塔。不知情的乡下农民还曾经以为破棉袄是公家发给知青的统一制服，说这种制服如何这样丑?白给也没人要，人民政府就这样来打扮你们知青呵?
　　女生们穿上了这种破棉袄，虽然枕边藏着小说与哲学，但一个个比农民还农民，跳下粪池掏粪，跳到泥水里打桩，把病了的猪仔搂在怀里当宝贝暖着，常常抢着做农民都不愿做的脏活和累活，有一种脏和累的使命感。一旦回到城里，她们虽然提鸡携鱼背糯米探家，满身泥土和粪肥的气息，但狂热地找电影、找书店、找唱片，走到广场上或纪念碑前则可能冒出俄国什么人的诗歌，一个个比精英还要精英，常常交流着和争辩着学者们都不大触及的高深问题。她们是一些身份混乱不定的人，是一些多重身份并为此而满怀幻想和焦虑的人。她们是城乡之间特殊的游动群体，其破棉袄在那个时代的汽车、火车、轮船上随处可见。
　　在那个时候，黄头发不是美，那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发色；白皮肤也不是美，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皮肤——男女们用上皮肤“增白剂”，还有美国黑人歌星麦克·杰克逊要把自己皮肤变白，只可能被当时的女学生们匪夷所思。美被叫做“臭美”，属于电影中歪戴着军帽的美国女情报员一类，或者反动资本家的姨太太一类。孩子们对那些“妖精婆”、“坏女人”的模仿纯属下流之举。当时电影里的正面女性，大多只有一个脸上的五官端正，平淡而且模糊，既不太亮眼也不太刺眼，显然出自一种设计者的犹豫，也让孩子们想不出有什么可模仿之处。到后来革命的高潮时代，女性美更多地定型为这样一种形象：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者铁锨生气勃勃，比如出现在众多媒体上的突击队“铁姑娘”。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身上就有过这样一股呼呼呼的铁气。这当然是一种劳动的美。短发便于干活，圆脸表现身体健壮，宽肩和粗腰能挑重担，黑肤是长期活跃于户外的标记，大嗓门则常常为犁田、赶车以及呼喊工地号子所需，肥大的男装更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这种美可以注解那个时代的诸多重大事件：红旗渠，大寨田，南京大桥，大庆油田，卫星上天，核弹试爆，数百个中小型化肥项目——当时中国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类机构的任何援助。但人毕竟不是肉质机器，人有任何力量都取消不了的欲望和情感，都需要劳动之外的正当生活。当革命当局操纵一切宣传工具独尊“五大三粗”的时候，社会就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美学危机，甚至成为后来重大政治危机的根源和基础。异端是自发出现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家的人体作品画册在知青群落里流传，往日戏台上小姐丫环们的花容月貌仍然被老观众们留恋，一旦街头出现了罕见的西方女记者，一旦出现了惊人心魄的露背装或超短裙，“洋婆子打赤膊啦不穿裤哇”，夸张性传闻可引发万人空巷的民众围观。这一切对人体美的饥渴，启动和增强着一种模糊的政治离心力。
　　人体美其实不值得心惊肉跳。五官端正，眼光明亮，面色红润，肢体匀称并且富有弹性等等，只是人体健康的应有之义。高乳不过是女性成熟准备哺育的表象，细腰和丰臀不过是方便女性生育的体态，还有秀发、玉肤、红唇以及长腿不过是显现一个女性体格成熟的青春时光。而现代化妆术也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种人为的夸张手法，是用香波、面霜、唇膏、束腹带、高跟鞋以及超短裙，甚至用假胸和假臀一类，将女性的这些青春特征加以极端化，以便诱发异性情爱。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春情美。春情美与劳动美一样，都是生命的表现，是生命实践的需要。即便是从唯物主义的美学观来看，即便是依据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关于美源于“劳动”和“功利”的经典观念(见《没有地址的信》)，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小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健康的小无产阶级，那么生育也是一种伟大的劳动，春情美也是伟大劳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即使把唯物主义审美眼光化为经济学或医学的眼光，也不至于要容忍非男非女，不至于要用男式破棉袄来永远包裹身体。
　　春情是吸引，体现着个人欲望；劳动是付出，体现着对他人和集体的义务。在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下，个人没有合法性，欲望没有合法性，因此春情美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人性论”的“形式主义美学”；又因为革命宣传家们的知识谱系里从来没有“人性”和“形式主义”的合法地位，于是所有的美容美貌都会被打到反动的意识形态一边去，成了人们视域中的禁区。作为这个过程的自然后果之一，革命宣传中出现了爱情的空缺。现代革命样板戏里的一个个英雄人物，不是没有丈夫就是没有妻子，这种舞台上和银幕上普遍的“独身现象”从来无人深问。到后来，即便有了小心翼翼的改进，即便作品里的铁姑娘、铁大嫂、铁大婶们也勉强有了“对象”或者“孩他爹”，但一个个革命同志的无性化造型之下，情侣之间仍然气不相融，息不相通，象棋与围棋硬接在一起，左脚和左脚硬配成一对，怎么看也别扭和隔膜。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场合里，爱情是尽职尽责地上爱情班，家庭是奉公守法地任家庭职，双方只能谈点“同志们近来工作”或者“全国的大好形势”，便不足为奇。朋友大头刚刚进剧团的时候，一位亲戚定要为他介绍一个对象，是当上了厅级干部的一位大龄女子。大头倒是颇有兴趣地去相了一次面，没料到对方很漂亮，一见面大大方方地与他握手，但开口就说：“我这次到北京开会，有三个想到了三个没想到：第一是没想到会议意义这么重大，第二是没想到中央这么重视，第三是没想到……”大头算是第四个没想到：没想到恋爱还可以有这样的排比句，吓得借故逃出了亲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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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阉割导向政治绝育，导向政治上的普遍的反叛情绪，即对革命机器人身份于心不甘的情绪。当时大头对我偷偷地说过：大家的裤裆里都很反动。这句话其实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意思：当时所有的镜子、红头绳、剃须刀、化妆品、照相馆、漂亮衣装、赏心悦目的身体线条等等，实际上都成为了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一直被当政者严重低估。
　　
　　残忍
　　
　　文化大革命中每逢重大节日之前，或者生产大忙季节之前，乡下都常有批斗阶级敌人的大会。碰到台湾那边有大气球飘过来，投下****宣传品和糖果饼干一类，民兵日夜布哨，斗争气氛就更紧张。但我们的生产队长汉寅爹并不擅长斗争，虽然也能拍桌子瞪眼睛，但说不出什么道道。挨斗的若是老人，若是满头大汗两腿哆嗦，他还会递上一把椅子过去让对方坐下。“你这个贼?成的，要你坐你就坐，站得这样高想吓哪一个?”
　　他横着眼睛呵斥。
　　这张椅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发现不仅仅是老队长，太平墟绝大多数农民也都有软心肠。我认识一位月桂嫂，地地道道的贫农，每次碰到这样的批斗会都要躲在家里，远远地听着口号声，依着门框哀哀地叹气，眼眶红红的，说那些挨斗的人可怜呵可怜。她慌慌跑入房中去擦拭眼泪的身影，曾让我心头一震。我认识的武妹子，也是地地道道的贫农，但一直把同村的一位地主称为“五叔”，在阶级斗争最火热的时候也不改口，不改变见五叔必恭敬问安的晚辈礼节。看见他在路上急匆匆前去接过五叔的挑子，说什么也要帮对方挑回家去的身影，我也有过暗暗的诧异。他们被领袖誉为“革命的先锋”，似乎并没有革命的一股狠劲。
　　相反，倒是没有亲历剥削的某些人，包括某些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常常在阶级斗争中下手最狠。知青是外来人，无人情负担，也能成为这种场合的活跃分子。嵩山大队一位知青在回忆录里说过：
　　知青可以把文件读得清楚、明白；可以把口号喊得响亮、整齐。他们在批斗会上的发言更是让村民们大开眼界。尽管他们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还不长，但他们迅速接受的时髦理论，使他们自以为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你死我活性，比农民了解得更清楚。他们可以引经据典，说明地主富农们人还在，心不死；可以莫须有地从芝麻里挖出西瓜，把他们的祸心说得骇人听闻；可以煞有介事地警告农民，如果不狠抓阶级斗争，你们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甚至人头落地!他们用充满愤怒和仇恨的目光，金刚怒目式的表情，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农民宣讲革命概念、革命逻辑、革命推理，示范革命语气、革命表情、革命姿态以及革命胸襟。
　　——程亚林文，载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他们一起走过》
　　这位回忆者没有说到更残酷的场景：有的知青可以把一个地主踢得胸脯??响，可以用皮带把一个国民党的警长打得满面血流——外号“良种河马”的陶某就是这样一个志愿打手。他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闪烁其词，在城里没当过红卫兵，只看见过别人抄家和打人，大概心痒痒的没有机会，没想到下乡后操一杆梭镖当上民兵了，也能过上一把拳打脚踢的瘾。
　　显然，良种河马把一个老人的胸脯踢得??响，已经不是游戏时的疯野(一点也不好玩)，不是争斗时的愤怒(对方从不还手也不曾施加侵害)，而是一种心理阴暗的残忍，其根据必定来自书本，来自一个关于敌人的定义。残忍是心硬如铁，是一种超感觉和无感觉的意志，因此亲身体验过阶级现实的人倒不一定残忍。他们亲历贫富差别以及利益冲突，有过不满甚至怨恨，但与具体的对立阶级朝夕相处，就是与具体的人朝夕相处。对方始终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有衣食之态，有苦乐之容，有长幼之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当局外人??猛踢这些可恶符号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感同身受的一丝战栗油然而生，可能会给这一个与己同形的生命体递上一张椅子。
　　并不是说农村就没有残忍。太平墟附近的D县和Y县，一九六七年秋都先后发生过大屠杀风潮。据武妹子说，当时各县都是党政机构人散楼空，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机构自发建立，阶级敌人一家家被杀光，尸体顺着河水流到这里来，一度把河坝的水闸都堵塞。尸体在水里泡得又白又大，一个个像气球，娃仔们的石块扔过去，砸得有些气球叭地发出一声巨爆，煞是吓人，煞是有趣。武妹子曾经奉生产队之命到那里去埋尸和烧尸，看见尸体男的俯身，女的仰面，就是老人们说的“天盖地”。有一具女尸乳房高挺，身体滚圆，一丝不挂，面目已经肿胀得模糊不清，被好事者用竹竿一挑，有一个乳房就少了一半，另一半垮下来，耷拉在肋窝里；再一挑，另一个乳房像一团面浆垮落水中，粉红色的朽肉纷纷绽露开放，让围观者都一个个恶心得差点呕吐。武妹子看中了一个铜头烟管，挂在一个男尸的腰间，忍着恶臭下水游过去，竟然把烟管取回来了。没料到竹柄那一截奇臭，洗了十几遍还是臭味不散，最后只得丢进火堆烧了。烧了还不行，满屋子的东西都立刻透出腐尸味，连活人身上的皮肉也闻得让人心疑。武妹子大声骂娘，忙不迭地把刚刚烧好的一钵稀饭，端出去连钵带饭扔到了河里。
　　他说他一口气烧埋了四十多具尸体，淋上煤油之前都得把他们全部剖腹放气，以防点火后烧爆，炸得肉雨满天飞。只有一个女娃，大概还只有十多岁，看去实在可怜，就被他挖个坑埋了，算是带个全尸到阴间去。
　　他说，后来是陆军第四十七军的一部奉中央急令进驻该县，直升飞机在天上撒下紧急通告的传单，“摘南瓜运动(杀人潮)”才得以制止。有一个丢进砖窑里准备活活烧熟的小南瓜，在军人熄灭窑火时还有奄奄一息的哭声飘出，大概被救活了罢。
　　这一恐怖血案，后来成为一些作家、记者以及学者的话题。他们以此控诉文化大革命中的兽性发作，也叹息中国农民革命的愚昧和残忍。其实，如果仔细听听武妹子的讲述，听听很多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再悉心查阅后来的有关调查材料，便可知道更重要的真相仍待进一步揭示。我是在D县采访时就听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D县的杀人，主要是县城里两大造反组织所推动：他们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都害怕被对立面指责为阶级斗争不力，便开始竞相杀人以示革命彻底，使一批批无辜者成了派别斗争的牺牲品。但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刚好都不是农民，是熟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教师和机关干部。至于大屠杀的具体缘起，是S公社几个社干部晚上喝酒回家，路遇一地主分子，疑其设伏施暴，将其误杀，怕遭报复，再杀其全家。为了掩饰罪行，他们编造出阶级敌人即将全面暴动的谣言，使恐慌气氛之下的农民展开先下手为强的“摘南瓜”。但这几个公社干部也不是普通农民，大多是一些进入过学习班、培训班、党校的地方小知识分子，刚好是力图进入现代文明的一族。至于参与行凶的一些农民，大多受到恐怖气氛的蒙蔽或强制，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女子是有名的“杀人婆”，据说一把马刀让十三个人身首异处，原因仅仅是她欠了集体几百斤粮食，还有一口失手砸烂了的锅要赔，不得不动手。
　　更重要的是，关于阶级的解释，关于阶级的极端化解释，源于一系列语言符号的复杂操作和反复灌输，恰好是一些知识精英所为。反思如果真正深入下去，我们就无法回避理论的血迹，语言的血迹：杀人者是如何在一种语言制幻术下麻木了正常情感，割一人头竟像删一符号全然若无其事。这是所谓“兽性发作”吗?当然不是。动物之间永远不会有这种大屠杀，永远不会有大批尸体顺流而下以致堵塞水闸的一天。只要吃饱了，不说猪狗牛羊，就是豺狼虎豹，也大多没有攻击倾向，更不会攻击同类。这是“蒙昧无知”的结果?当然也不是。原始人之间不会有这种大屠杀，人类学家们对非洲、南太平洋群岛等地所有现代原始残存部落的调查，可以证明除非遇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并不会制造战争。夺地掠粮的互相残杀当然是有的，但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群类灭绝可说是闻所未闻。恰恰相反，只有知书明理的一些文明人，才有了一种全新的能耐，用宗教的、民族的、阶级的、文明的种种理论生产，把一群群同类变成非生命的概念靶标，于是出现了十字军征讨异教和印度分治时两教相残的屠杀，出现了德国纳粹铲除犹太人及其他异族的屠杀，出现了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亚洲扫荡所谓野蛮人的屠杀，出现了苏联大肃反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纯洁阶级队伍的屠杀……这些屠杀师出有名，死者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以至民间社会中的世俗暴力在历史论述里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
　　当被杀者成为一批批可以从容删去的符号时，杀人才可能变成一项无动于衷的作业，不会有任何道德的负罪感。
　　我们受益于阶级理论的创造，一如曾经受益于有关宗教、民族、文明的种种理论创造，如果没有这些创造，这颗星球至今只能是一片荒蛮和黑暗。但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语言体系的繁殖仅仅当做救世福音?正是在这些繁殖之下，小恶减少了，大恶却悄悄地临近，与各种社会进步成果形影相随。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昔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不失为一种清醒的洞察。
　　这一切是人的故事而不是动物的故事，是文明人的故事而不是原始人的故事。与其说大屠杀是兽性发作，不如说是人性发作；与其说是人性发作，不如说是理性发作，是理性的严重偏执和失控。可惜的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文化人用电影、小说、报告文学、回忆录乃至政策文件，刚好把这个历史颠倒了。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国大多数“伤痕文学”，将大屠杀这一些人性现象无端推卸给兽性，将文明的罪恶无端栽赃于本能、欲望、潜意识等生理自然——这样做当然省事，拍拍手就万事大吉。我们在一系列作品里流于人云亦云地清算着悲剧，同时人云亦云地曲解着悲剧。实际上为下一次悲剧的到来预留了入口。我们在悲剧过后忙于指责他人，似乎自己都是满肚子苦水的受害者，是咬着牙关和满脸悲容的真理守护者，惟低学历的大老粗以及其他群氓才是大悲剧的社会基础。我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举起庆功酒的时候，宣布一个明媚春天正在到来，似乎人们只要用文明反对野蛮，用知识反对蒙昧，用现代反对传统、用高学历反对低学历，就能永远告别苦难——没有人能对这结论表示异议。即使是那些已经被我们暗中指定涉嫌野蛮和蒙昧的人群，也都相信传媒上的英明真理。
　　他们似乎不明白，文明是不可以珍藏而是只能创造的，知识是不可以承袭而是只能再生的，再优秀的理性遗产，特别是人文理性遗产，也不能由几张现代高学历文凭来保质和保值，恰恰是只能在最大多数的实践者那里重新获取生命。
　　我在六年乡村生活后走进了大学校园，从此有了很多大学校友，参加过很多校友联谊活动，分享着一种社会中坚的自豪。说实话，我在这些活动中不大自在。有些热心人一再编印和修订校友花名册或者通讯录，上面一个个官职和学位赫然在目，传真号与手机号的有无多少也是微妙暗示。没有这些标识的一些校友姓名，显得有些孤单，有些落寞，似乎人生虚度，毕业后这么多年还是生活一片空白，穷酸得连个电话也没有。留个什么寻呼机号码或分机号码，只能让人笑话。联谊活动也常常设有会场，坐到主席台的自然是一些所谓成功者，做了官的，发了财的，出了名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提供过赞助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将来可能办点大事的，反正都不是等闲之辈，其意气飞扬和高声大气，也暗示着这个位置非他们莫属。这里与其说是校友联谊，毋宁说恰是平等校友关系的取消，是三六九等地一次次重排座次。排在最低等级的，当然是那些最忠实履行了校训的校友，比如仍在教学岗位上的师范生，仍在工厂里忙碌着的工科生，仍在农田里奔波着的农科生。他们在这种场合黯然失色，无足轻重，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他们似乎也很知趣，如果没有缺席，就坐在听众中最边缘和最靠后的位置，尽可能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校友们还是很热情的，特别是所谓成功了的校友们很热情，把一次次联谊都做成了热情的放大镜，使平时不易察觉的地位分化，任何微小的等级区别，都在放大镜下暴露无遗，纤毫毕现。
　　一位哲学教授在台上大谈德国，就像他每次发言时都以重音强调“我在德国的时候”，虽然也就去过那么短短的一次，虽然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受邀讲学而仅仅是一位服装小老板出资的游玩——这是我在德国知道的小秘密。他说他与一些德国名流谈得“太精彩了”，但到底谈什么，一到节骨眼顾左右而言他，似乎用中文谈不精彩的东西他只能用德文才谈得精彩。但这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搞西(方)哲(学)的”，正像有些学者宣称自己是搞康德的、搞尼采的、搞福柯的、搞存在主义的，俨然形成了一个学界的搞委会，搞就是目的，搞洋人就是目的，没打算惠及什么非洋人的俗事。到最后，他摸出几本书，给比较重要的校友签名相赠，顺便送上头衔颇多的名片。对不那么重要的校友则表示抱歉：“哎呀真是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今天你会来，忘了给你带书呀真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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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大家的恭维之下，更添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之感，痛恨社会上太不重视知识了，太不重视知识分子了，你们真是无法想象呵，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哎，不说了，不说了，还是说德国吧。
　　校友们见他摇头叹气，不知他受了什么迫害，一再要求他把话说完。他耷拉着一头长发镇定了片刻，强压心头冤屈，才愤愤说出事情的经过：昨天他走在路上，一个学校的行政干部居然不认识他，把他当成了电工，派他去厕所检修电路。其实他天生肤色较黑，加上这几天装修自家住房，衣着有点普通，如此而已。
　　“他怎么把我当成了电工呢?怎么可以把我当做电工呢?”他震怒得眼光发直，“那个家伙不学无术之辈，不就是吃一碗政治的饭么?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那一套么?竟然把我当电工使唤?是不是还要我去掏大粪?”
　　几个校友觉得问题确实严重。
　　“你们看看，这就是哲学在中国的地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呵!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着，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电工?怎么一说‘哲学’人家就听成了‘厕所’?只有两个字：震惊!震惊!这样的震惊我很久没有过了。”
　　我倒是真的震惊了，被他的震惊给震惊了。我不是一个电工但已不寒而栗，假如我连电工也当不上，是一个连下顿饭都不知在哪里的倒霉蛋，还能指望与这样的哲学套上什么近乎?我很快决定：他刚才托我交给杂志社的稿件不但不能发表，看也无须看。我还得交代编辑部的哥们儿，不论这家伙投来多少稿件，随稿寄来多么吓人的名片，统统枪毙，格杀勿论。事情很明白：一次半个月的德国之行就必须让他人牢记上千遍的家伙能有什么哲学?他不愿意当电工，为枉担电工名声彻夜不眠，就凭这一条他的哲学还能不臭?当他的哲学不能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依据，不能从电工、木工、泥工、农工、牧工及其他人的生活感受中获取血质，一大堆术语绕口令也压根就无意造福于这些社会最多数的人，谁能保证他的术语绕口令不会再一次构成人间的歧视和压迫?
　　他的哲学已经冷漠，那么离残忍还能有多远?
　　我没有兴趣听下去，没有兴趣听另外一些成功者对他的同情和声援，转身去看电视里的新闻。好看，好看，又打中了，有人正在电视机前欢呼。一场现代化的空中打击正在屏幕里进行。黑白卫星拍摄图像有点模糊不清，一个白色的十字准星飘忽着，终于锁定一幢房屋或一座桥梁，然后就有无声的烟火突然在那里炸开，一炸一个准，简直就像打电子游戏。我没有看见这场战争中的人，不知道轰炸之下是怎样的肤色，怎样的年龄，怎样的体形，怎样的肉片横飞和鲜血迸溅。如果说以前的敌人还是一个可以猛踢的胸脯，一个正在惨叫的人形，那么今天连这些近镜头也没有了，只剩下卫星在遥远外层空间的超然俯瞰，只剩下一朵又一朵烟火的缓缓开放，玫瑰花一般安详而美丽——那里就没有人吗?那里是一片无人区?或者那里已经没有哲学家以及所有上等人士所惦记着的人，因此就可以退到远远的长焦镜头之外成为一片灰蒙蒙的模型沙盘?
　　战争变成了一场两手干干净净的游戏——这与战争的是否有正当理由无关，与战争指向恐怖主义还是反抗义士无关，要紧的是战争形式进化到了这种不见人血也不见人迹的程度，杀戮者必有一份心理的轻松，旁观者也必有一份心理的轻松——它至少可以在这一片花花绿绿的水果、瓜子、糖点前进行，可以成为精英们欢乐联谊会的一角，让我和他人剥着瓜子壳或削着果皮，闲得无聊的时候随意看上一眼。
　　
　　精英
　　
　　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小雁开着车来旅馆接我去做客。由于路上堵车，我到她家时已经饥饿难耐，急忙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半块披萨饼和几个苹果。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平时不做饭么?我大为不解。
　　她说是的，基本上不做饭，也不会做饭。
　　“那我们就随便下碗面条吧。”我表示大度和通融。
　　但她说家里连面条也没有，真是不好意思呵。她拉着我到超市去买食品，在地下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汽车在水泥柱子上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想那里肯定出现了一道惨不忍睹的刮痕。她笑了笑，没打算下车去看看。“没关系，我这辆车是碰碰车，三天两头就要同人家亲热亲热的。”她满不在乎一扬头，让我暗暗佩服她的豪放不拘。我想起刚才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被她的那辆汽车吓了一跳，如此伤痕累累和蓬头垢面，像堆破铜烂铁：这家伙该不是在美国失业了吧?
　　她把这堆破铜烂铁开得很疯很野，于是面对着一路上疯疯野野迎面扑来的高楼和立交桥，给我介绍洛杉矶的脏乱差，介绍这里华人区的迅速扩展，介绍美国中产阶级的好莱坞和沃尔玛，当然不忘记把沃尔玛、美西、百事特贝、Food Lion这一类超市批了个透，说超市呵这个，如此工业化而没有人情味，如此全球化而毁灭各民族文化传统，真是十恶不赦，中国大陆可以学美国但怎么能把美国这么糟的东西学过去呢?中国什么时候变得比美国还美国呢?她提到什么引用词语时就两手举在耳边，各有两个指头挠一挠，表示口语中的引号所在。她这样做，有几次两手完全离开了方向盘，吓得我看着无人控制的汽车朝一辆黄色货柜车迎头撞去，心差点要跳出口来。
　　我已经在美国多个场合见过这种两手挠耳的小猫姿态了。于是发现美国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说美国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并大举讨伐之外，大概都有这样的特征：
　　一、笨得不会做饭菜；二、汽车脏了和碰坏了根本不去care(关心)；三、说话时经常像猫一样举起双爪在耳边挠出引号来；四、一般不打香水——我在香港为小雁买的香水，算拍马屁拍在马腿上，被她收下了，也被她嘲笑了。“穿套装打香水的，那是女秘书!”她笑着把“女秘书”三个字说得很重，意思不言自明：你傻冒了不是?
　　这些特征是源于一些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你完全可以依据这些特征，把她们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比如很容易与浓涂艳抹光鲜亮丽的下层打工妹区别开来，也与衣色深暗低调并且从不出入超市的上流贵妇区别开来。美国社会批评家福塞尔的一本中译为《格调》(Cla ，1983)的书，已经为这种阶层身分的外观识别，总结了成套的经验，提供了大致可信的指导。他在这本书里还提到：最穷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没钱赶时髦；最富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他们的任何行止本身都会创造时髦。那么时髦是什么呢?时髦不过是社会中层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乱的文化站队和文化抱团。
　　小雁从她十分愤恨的沃尔玛买回食品之后，十分谦虚地向我请教如何做菜，包括如何下面条，让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情怎么可以是这样?她以为她是谁?她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更没有在太平墟当过知青，他妈的从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成了洋教授，连面条也不会煮了?她又请来一个中国学者以及一个韩国学者来作陪，更加谦虚地向大家检讨她不会做菜，家里也缺少必要的储备，因此主菜只是一些买来的成品和半成品，没有什么像样的好东西，请你们来只是聚聚而已。她快快活活地愧疚着，好像她一旦会做菜而且家里食品储备颇丰就成了个假教授而且是个中国老妈子，就低人一等了；好像她不长时期熬着这种凉水咽披萨饼的自我折磨，就要让同伴们大惊小怪了，就负有欺民和扰民之责了。因此她的愧疚是学院精英之间一道必要的迎宾大礼。
　　来客也是精英，衣着都朴素和随意，其中一位女士席间说到她有一钻戒，是丈夫买给她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该不该戴上，总是心怀愧疚地觉得一戴上就是向资本主义或者共和党妥协了。他们把这一类事谈得很认真，就像他们同样把住房升值、波兰开会、学院终身教职、波德莱尔的诗歌、卢旺达的军阀专制等等谈得很认真，餐桌上荡漾着左派的舒适气氛或者舒适的左派气氛。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钻戒“左派”对一种形如小粽子的阿根廷菜十分惊喜，重点向大家作出推荐。“好吃!你们都尝尝。”这个说：“确实好吃!”那个说：“真的好吃呀!”在一片“好吃”的热烈赞赏中，我差一点也跟着附和了。但我对那些绿叶包着的半熟米粒或豆粒实在没有兴趣，没嚼出什么味，便斗胆向他们另外推荐油淋豆豉辣椒萝卜——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前几天送给我的，就藏在我的旅行包里。他们对这种常见的中国菜没有特别的新奇之感，但片刻过去，我偷偷发现这盘油淋豆豉辣椒萝卜已经一扫而光，而他们盛赞“好吃”的阿根廷菜却堆积无减，其实一直暗受冷遇。
　　他们在饭后仍然在称赞阿根廷菜。这有点奇怪。
　　显然，从他们的生理口味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那种奇怪的“粽子”。但他们在餐桌上必须发动对这道菜的赞赏，那么他们的赞颂必定不是来自肠胃而是来自大脑，不是来自欲望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分子么，吃也得知识起来，就像钻戒也得戴出政治来。阿根廷菜是少见之物，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因此最可能被有身分的人士表示喜爱，至少也要表示尊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亚裔学者的眼里，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现代精英以文化的开明和多元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边缘地暧昧不清么?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一盘突然冒出来的阿根廷文化掉以轻心?怎么可能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
　　看来精英也难当，有时口舌必须服从大脑。
　　
　　电视政治
　　
　　象征正在现代政治中得到广泛运用。很多政治人士都从历史上诸多成功的象征那里受到了启发。有些人会更加注意个人的着装：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永远是一条黑白格子的头巾缠在头上；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永远是穿着夹克式军上装；美国总统克林顿总是给人身着运动衣在小道上慢跑的印象，好像是个大学橄榄球联队队员；而俄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牛仔裤和旅游鞋来宣示自己自由开明的风格，则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最让评论家诟病，因为这些东西出现在公众面前，青年人觉得好笑，老年人觉得讨厌。
　　还有很多人会更加注意行动的感觉效果。他们不可能再去模仿甘地的纺纱和晒盐，也不可能再去模仿格瓦拉的独身孤旅，或者曼德拉的铁窗生涯，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像俄国总统普京那样驾驶战斗机和上场摔跤格斗，让人联想到流行影视作品里日本影星高仓健或英国电视剧《007》里的“邦德，詹姆斯邦德”，一种“酷”劲光彩夺目，肯定能博得大众的惊喜。很多人已经断定，人类已经进入“电视政治”的时代，政治主导权确实已从政党悄悄移向了媒体，政治人物的镜头表现将极大影响选情。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说过：“三十秒的电视广告和发达的民意测验现在能以令人惊畏的速度和准确性调整政治”，“能在两周内操纵选民的观点”，自我造形技巧正在“把最好的政治家从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开”(见《环境危机下的国家政治》)。他们频繁在公众面前看望灾民、亲吻小孩、慰问残弱、体贴爱妻、热衷体育、漫步街头、与士兵同餐等等，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形象。这一切即算不全是虚伪之举，但再诚实的政治人物，也得接受整套现代文明造型法则对自己的规定。在一个电子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就是电视节目的一部分，可视的比可说的重要，可说的比可想的重要，一个人即便满腹经纶宏图大略，如果不能为电视提供“料”和提供“秀”(show)，不能有效地把内在素质呈现为一种具体的外部形象，而且是投合民众欣赏习俗的形象，就很可能一败涂地。一九九六年，叶利钦争取俄国总统连任的时候支持率还不到百分之五；二○○一年，小泉纯一郎争取出任日本首相的时候，在自民党内也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但他们迅速地脱颖而出，主要靠媒体上的风头更健，最终分别战胜了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市国民党籍的领导人马英九进入冬天之后，还披挂红绶带和身着短球裤，在大街上万人围观之下跑着小圈子，向市民展现自己的健康和青春活力，简直如同猴戏，让人可笑和可怜。一个才华卓著的小马哥真是被整苦了。这种民主制度下取悦于民众的行为，与专制制度下争宠于君王的行为，其实都是酷刑。
　　中国《南方周末》报不久前一篇文章大标题是：“我们就是要狠狠地做秀!”这种咬牙切齿的决心，刚好证明在一个远离崇高的市场化时代，要创造出激动人心的象征其实很难。市场是平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铁律，因此利欲重于操守，算计之心多于慷慨之情，美的生产已经大大短缺心理资源和现实条件。这时候的政治人物们多少有点生不逢时，即便他们雇用大批的政治形象设计师，即便他们狠狠心让设计师们吃掉竞选总费用的百分之十，还是只能获得一些差强人意的形象包装。娘娘腔之柔，贴胸毛之刚，总是被媒体受众司空见惯不以为然。震惊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布什总统在国会发表了诗情澎湃的演说，以超常的雄辩力和鼓动性获得了掌声，而且去清真寺与穆斯林们握手，弥补有关“十字军战争”的失言，显示出他身后整个政治机器的周到缜密。可惜的是，这一切也许来得太晚了，太落套了，不足以弥补他的形象亏损。事件突发之时，他几次声称自己将要回到华盛顿，却一再拖延和躲闪，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钻进一个空军基地的狭窄防空洞里时的双目无神和举止惶乱，曾大大加剧美国人民当时的紧张，让没有防空洞可钻的人茫然无措。他当时为什么非要去路易斯安娜和内布拉斯加不可?为什么不能直接飞去纽约或华盛顿?为什么不能唾弃防空洞而直接去五角大楼或者世贸双子楼的废墟前发表讲话?为什么不能在滚滚浓烟前来凝定美国人民的镇定和团结以及承受灾难的勇气?他后来面对着美国经济的一片休克和瘫痪状况，为什么不能亲自去乘坐一下空荡荡的民航班机?为什么不能去其他任何空荡荡的地方率先战胜自己的恐惧?比方像普通公民一样亲自去逛逛大街?去泡泡咖啡馆?去商店里推着小车购物?……他只要迈开脚步就行。这比他在国会发表一百次精彩演说重要得多。
　　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广获同情和关切，最缺乏的就是对安全和经济的信心，机场、市场、银行等都有点六神无主。在一个经济学家们命名为“信心经济”的时代，公众信心而不是到处乱窜的军舰和战机，才是让美国社会生活得以摆脱阴影的精神太阳。可惜的是，总统先生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当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而是受制于一种组织体制和一种意识形态逻辑，比方说在一个崇尚金钱和技术的时代，政治机器通常都会以为高科技的军舰和战机更能带给人们信心。
　　这种逻辑在九·一一以后的美国没有任何改变。
　　历史提供的机会并不很多。布什丧失了一个把自己定格于废墟背景下慷慨独白的美学机会，丧失了一个用目光来点燃各民族和各教派内心生活激情的美学机会。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错误。
　　(选自《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