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的写作（在这里指女作家写作）由来以久，从“五四”运动倡导个性张扬，自由平等，妇女解放之时，女性写作就已蔚为大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为生活在都市中的新女性，在卫慧棉棉等人走向通俗大众化的路线，王安忆、池莉开始描摹知识女性的生活原生态时，陈染林白等新女性甘愿将自己置于边缘人小世界，以性别质疑的立场对现实事件进行迥异于男性叙事惯例的书写，体现出对男性文化精神和男性话语的拒绝，用女性独有而且神秘的体验思考女性的成长史。
　　本文结合各种相关的评论，通过对陈染林白所处的边缘人姿态，她们用自我的女性之躯书写真实的女人，和她们在自己私语中作一种诗性守望等方面的思考，从而对她们的写作进行再认识。
　　
　　一、边缘人的姿态
　　
　　九十年代的陈染林白等人的新女性写作是一道有别于同时期女性写作的独特风景，她们的作品所呈现的言说方式，女性形象，女性精神等几乎都是着意去探索自我，内心的体验。她们笔下的人物为此常常带着自我抗争，自我分裂，自我剖白的浓重意味。如果说陈染在《与往事干杯》、《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私人生活》等作品中，常常是默认自己的分裂：分裂成一个行动的自我和一个反应、判断、构造的自我，一个自我在重演“往事”，一个自我在对“往事”作出分析、判断或猜想，使先前的经验成为当下自我状态的解释性因素。那么林白则通过她的《青苔》、《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等一系列女性自我书写的故事，展示女性身心的分裂过程。她们的创作并不介入当下的任何名目的主流文学或集体意识，而是常常以主观性介入叙事，让女性作为“我”发出自己声音的真实女人，用近似于谵妄的自言自语建构文本中的女性精神世界，呈现出一种决绝与背离的精神状态。她们不愿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更不愿意屈就于男权话语霸权。她们为了坚守自己，甘愿进行自我幽闭和自我放逐。即甘愿置身于主流话语，启蒙话语，大众话语之外，甘愿处于孤独和边缘状态。这种边缘人的姿态，既是拒绝和反抗“集体意识”话语，又是寻觅和重新建构女性自我言说的话语。在作品中，陈染的《私人生活》的男子莫名失踪，女子“写在男人的性别停止的地方”。
　　另一方面，很多评论家和读者在林白、陈染等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九十年代前各种创作潮流冲击后所留下的痕迹，如伤痕小说的伤痕，先锋小说的破坏后的虚无，新写实小说的无奈等。但她们“幽闭中孤独无奈”，“致命飞翔中的绝望”，又决不像新写实小说那样屈就甚至迎合现实；她们的自我放逐与解构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甚至不免让人感到虚无绝望，又决不像先锋小说那样坠入虚无的深渊，或者采取“怎样都行”的消极姿态。至于那些追逐各种时尚的作家所表现出的世俗、物质、嬉戏、玩世不恭，她们更是断然拒绝。
　　事实上，她们是“感受着的女性”，娓娓诉说着女性的独特境遇，她们也是“思考着的女性”，以“私语”言说方式，以边缘人的写作姿态，“表达和诠释女性文化的难题”。她们蔑视经典的文学的文学法则和道德准则，用犀利的笔锋，戳破了‘白雪公主’式的神话和传统女性所具备的温柔坚韧，默默奉献等美德。她们的困惑、怀疑、焦虑与痛苦使她们置自己于边缘的边缘。陈染说过：“如果作为一个女性的作家，你坚持遵循真正的女性角色为出发点，不迎合以男性为中心，为主体的文化观念，那么你就将被丢弃一边。[1]”可见，她们的边缘人的姿态既是被动，又是主动的。她们对女性精神和真实体验的执着书写和自身独特的言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
　　然而，这种边缘人的独特姿态，如同因为孤独才可能有自己的天地一样。随着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和沉淀，她们既无法与往事告别，也无法与现实相融，正是因为这里隐藏着她们难以表达的心理矛盾和作为“一个残缺的时代里残缺的人”，促使她们在散发着墨香的文字中，作一种寂寞深处的边缘姿态。
　　
　　二、女性体验
　　
　　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陈染、林白等新女性写作中，其身体写作迥异于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
　　九十年代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女作家的另类写作，即身体写作中传达的所谓的前卫的女性生活意识和观念实际上已下滑为“现时性”，在所谓的新女性写作中滑入了一种不健康的写作误区。
　　陈染、林白等新女性则不然。她们为了突破强大的男权话语霸权，借助自己写进文本的途径，对自己（女性）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中的各种经验的直率表达，是一种兼顾现实和精神的严肃思考的“头脑”写作。她们把身体写作作为一种手段，尊重真诚的内心体验，叩问女性，为女性造型，自主地书写女性生命和精神的成长史。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书写了一个名叫多米的五岁女孩长到三十岁所有的身体、意识、发育经过的演变史和成长史，将女人独特的感觉与体验挖掘出来，探索女性生命、精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多米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的境遇，也就是她在一个男性的社会体制，男性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伤痕累累的成长着，这种伤痕是在和社会的冲突，妥协中形成，她的个性、心灵、种种追求也受到扭曲和变形。而陈染的《私人生活》言说了女主人公倪拗拗从小到大，时空、地理环境没有什么变化，但心理的成长却是惊心动魄。小学教师T作为启蒙老师，首先给她身体成长予致命一击；而大学让她感到，体会到的是一个集体对于个体的同化作用。在倪拗拗生理和心理的成长中，外部塑造她的过程和她对自己自我的认定的过程之间，也呈现了生长与抑制强烈的背离。陈染林白都看到了女性自己在成长中的残酷和真相所在，认为女性的成长是以受伤害的体验表达出来，表现出一种无奈和冷酷的女性成长经验，表现出一种以女性主义立场为出发点的认识和判断。她们的女性写作强调“书写自身”，有时就是直接书写“女性之躯”。在菲勒斯主义的强大文化范本面前，她们就是把身体写作作为开禁女性长久以来的失语之通和话语之源进行女性自我观照和自我体认。倪拗拗给自己的胳膊和腿分别取名为“不小姐”、“是小姐”，甚至有时感到自己体内“有两个相互否定的人打算同时支配我”，这种屡屡采用自己与非己彼此反抗、彼此认同的两面性观照，由此返回到复杂的、真实的“我自己”。
　　由此可见，如果说卫慧棉棉等的身体写作纯粹是时尚世俗的身体经验写作。其中所谓的女性个性不免等同于物欲化、私人化、世俗化，甚至将身体写作，将“女”字作为窥探欲的卖点，从而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商业炒作的动机。那么，陈染林白等人的身体写作才是真正意义上对男权社会加于妇女的束缚的解构，并通过自我认识与发现来提高女性的自觉意识，创造女性未来话语的建构，完成对女性主义“在对男权社会的各种象征秩序的颠覆和解构中来重新发现和塑造女性”。她们以自身丰富的内心体验来描述自我与他人，把“自我”作为“客体对象”来探讨，而非拿它当作自恋、自足的戏子来表演。
　　
　　三、“认识你自己”
　　
　　当希腊人庄严地把“认识你自己”这一箴言写在太阳神阿波罗神殿的大门上时，人类就开始寻觅“人”及人与外部世界所结下的不解之谜。对于人这一世间“最奇异的事物”的思考与探索，人类历经了黑暗、启蒙、觉醒和展示，直到今天，“人”依然是复杂的，说不清，道不尽的，而不是透明的。陈染林白们的女性写作关注女性自身，是站在“人”的立场，对人生，历史作出精致而细腻的思考。陈染宣称：“我热爱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考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我就是想要找到一个我爱恋的父亲，他拥有与我共同的关于人类普通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不同性别的延伸，在他性别停止的地方，我继续思考。”这种很显然地对抗与依恋的缝隙中展开的对人，对女人的思考，有其独到的一面。例如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对人的孤独作了这样的思考：“孤独的人是无耻的。孤独，其实是一种需要不断成长的能力，在通常的人群里，人们总是忙着聚拢成群，以便寻求对话者的慰藉，企图从别人身上照见自己，人们正在一天天地丧失孤独的能力。”孤独导致倪拗拗逃避现实，患严重的心理幽闭症，同时也点出了“作家处于当今社会中心思考对其生成于生活本质与姿态，女性命题必然的归属”[2]。陈染在《私人生活》里，用幽闭来揭示女性自我的生存状态，用幽闭刻画女性自我的精神状态，用幽闭来体现女性自我的独语状态，从而深刻地展示女性的成长。这就丰富了作为人，作为女人的更深层次，更切肤真诚的内涵，而不是把对“女人”的言说作为普遍意识形态或终极性的真理确立下来，相反地，在叙说中不断充满自我分析和自我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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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评论家认为，倪拗拗对禾寡妇说不清道不明的，却又真实存在的无比爱恋是种不正常的同性恋。这何尝不是道出“人”对自己残缺的认识和追求完美的另一种体认呢。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更多“展示的是多米的主体欲望——成长的欲望、成名的欲望、爱情的欲望、被承认并最终实现自我的欲望”[3]。林白这种“欲望”叙事正是对人性欲望，尤其是对女性自身处在父权制中，一直渴望向外部突围，（然而在她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时）最终逃回自身的这种现状最清醒的体悟与言说。林白使我们看到了飞翔着的女性体验与女性欲望，她的写作是让“自己的身体被听见”（西索语）。也正如陈染所说：“我以为，在人性的层面上，恰恰是这种公共的人才是被抑制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她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局限性的。纪德也曾提到过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我想，应该说，恰恰是最个人的才是最为人类的。[4]”
　　陈染林白们在“认识你自己”，或带着社会分析，或带着精神分析来识别自我，更可贵的是，她们是自觉的女性叙述意识来执掌自己的话语，进行崭新的、严肃的认识“人”自己。
　　
　　四、私语化写作
　　
　　勿庸置疑，当陈染林白们选择了私语化写作，同时也就选择了自传体小说作为文本，也就是说她们把自我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作为叙述对象，呈现出私人性、亲历性和自我体验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她们的自传体叙事的虚构性。陈染说过：“我的写作，比如就说《私人生活》，与我的个人私生活根本不搭界，不沾边，90%的细节都是虚构的，真实的只是一些心理体验，一些情绪而已。……如果谈到真实性的存在这一问题，那么我的小说最具有真实性质的东西，就是我在每一篇小说中都渗透着我在某一阶段的人生态度，心理状态。而其他的都是可以臆想、伪造、虚构的。”[5]如果我们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小说与《流水林白》等散文随笔对照着读，就会很容易发现她的小说很多来自作家的回忆或个人记忆，带有强烈的自传意味。她以自传为基础经过大量虚构创作准自传体小说。比如，她的《玻璃虫——我的电影生涯：一部虚构的回忆录》，既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也不是一部真正的个人回忆录。事实上，在这里大量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被镶嵌在虚构的故事里。总之，陈染林白们在把这个“我”视为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真实女人，又以虚构的形式完成非真实性的故事。这是因为“真实和现实是可能发生冲突的”。首先外部世界所呈现的表象纷繁叠致，鱼目混杂，她们身陷或吞没在其中，无法透过繁复琐碎的表象贴近事物的本质，或真实的理解；其次，她们宁愿生活在“十足的主观性”的内心世界里，一种内在的现实中，用想象力和敏感，让思路延伸在自己的内部世界中，无视真实、现实与否。“以一个虚构解构另一个虚构”。再次，艺术文本也应当是个独立自足的创造物，它与外部世界之间拉开距离，既无法照相式的观照，也不是水火不容的背叛。她们用虚构的故事，完成诗语言般的描述，来裸露“一个清晰的真实的自我形象”。这种对现实的虚构，对个人（特性）的真实的文本，所深入的精神和意识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或人性的一部分”。
　　有关陈染林白们的私语化写作，除了她们的文本内容上呈现虚构与真实的浑融交汇以外，在叙说手段的话语方式上，她们极力追求一种诗意的言说方式和诗性的写作姿态。林白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包含了诗性的动作，我的叙述理想是一种诗性叙述。……要使事物或过程携带上激情、力度、或使它们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从而变得熠熠生辉，使平凡的事物变得不平凡，使不平凡的事物变得更加具有震撼力（最终达到一种）最高的美”[6]。这种飞翔的想象力使她的文本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一种故事与诗语言杂糅的独特面貌。陈染的话语方式也极具个性。戴锦华先生评她的《私人生活》时，这样认为“在她登场之初时，陈染是一个个案。而在女性写作多少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可供选择与指认的文化角度的今天，她仍是一个个案”。[7]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世纪病》，还是后来的《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等小说不仅反映了陈染个人气质、趣味、思想感情和潜意识结构，更主要地体现了她作为一名写作女性，在用私欲化写作妇女时，叙述话语风格、想象方式、意象选择，章法结构的不断探求自由和寻求超越。她的语言呈现多元的快感，少描写，少解释，更多的是用诗一般的简练的语言，通过象征隐喻，抽象等方法，“将真景和幻想混在一起，使连贯的情节随时切断，而成为一连串的片段意象和插曲，有一种流动的，重复的，双重的特征”[8]。
　　在陈染林白的文本中，虚构的故事成为一个个超越现实的现实。她们笔下的现实是一种诗性的现实，在虚构的故事里作一种诗性的守望。在这里，真实与虚构浑融一体，既使人感到真实的亲切自然，又带给人虚构的生动愉快。她们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的话语方式，最娴熟的运用诗歌与叙事的杂糅，获得她们写作中最自由的状态。
　　
　　注释：
　　[1][4][5]陈染、萧钢.另一扇开启的门——陈染访谈录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c/13-chen_ran/zl_003.htm.
　　[2]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www.lys6320.su o.net/misc.php？xname=JUG7L01&dname=TINEL01&xpos=10
　　&op=print.
　　[3][8]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36页.
　　[6][7]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34页，137页.
　　缪爱芳，福建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 缪爱芳： 以陈染林白为例看新女性写作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