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幻灭人生苏顺强文学教育2006年第1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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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89911

[ 苏顺强文选 ] 　　

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幻灭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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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幻灭人生

◇ 苏顺强

　　海明威曾经说过，“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这些战争年头，发生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最凶残、指挥最糟糕的屠杀。谁不这么写，谁就是说谎”。[1]《永别了，武器》就是亲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明威经历了“十年不敢动笔”的痛楚之后写出的以这场屠杀为背景、带有一定自传性质的佳作。小说在结构上可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分别写美国青年弗雷德里克·亨利在意大利战场的战争生活和在瑞士的爱情生活，这也是亨利人生的两个阶段，同时也是他人生的两种经历。他人生的两个阶段和两种经历都以失败和痛苦而告终。那么该如何理解和定位亨利的人生呢？尽管有诸多前辈评论者曾予以论述，本文仍将进一步探讨。
　　
　　一、“空心人”
　　
　　关于亨利为什么参战的问题，评论界似乎有一个主导性意见，就是亨利受到了美国政府虚假的战争宣传。林疑今先生在《海明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一文中引用了索尔贝娄1976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以说明“帝国主义宣传的虚假性”，“海明威可以说是那些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大言不惭的政治家鼓舞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代言人”。[2]李公昭先生认为亨利是“从战前一个为战争宣传机器所蒙蔽的狂热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一个最终认清战争本质和生活悲剧的‘觉悟着’”。[3]这些说法与文本实际有出入，是典型地以海明威推断、解释亨利的做法，故尔是值得商榷的。
　　亨利为什么参战，他实在没有用明白的语言给我们一个明确合理的解释，但文本留给了我们一些存在的基本事实。其一，亨利是先于美国政府的宣战而作为救护队员参加意大利军队的。小说开篇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亨利参加意大利救护车队已经至少两个年头了。直到小说的第十九章亨利在米兰疗伤期间，“我们美国已经参战，但是我想，要运输大批人马过来，要训练他们作战，非得有一年工夫不可”。[4]直到第二十一章，亨利还在想“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卷入了战争”。[4]事实证明，亨利的参战与美国的战争宣传和宣战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二，从在战场上的表现看，亨利并不像是受到虚假的鼓动宣传、为了“崇高的信念和理想”而战，更没有任何“狂热”的战场表现。波士顿大学教授米利逊·贝尔也认为，“并没有迹象表明弗雷德里克曾在某个时刻产生过幻想,或是像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荣誉勋章》中的亨利·弗莱明那样曾经信仰过什么崇高的思想”。[5]
　　那么亨利为什么参加了意大利车队呢？我们只能以亨利的言语、行动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实际尝试作出合理的解释。亨利有三次回答他人关于参战的提问。一次回答是“我也不知道”。[4]一次回答是“我当时人在意大利，并且我会讲意大利话”。[4]最后一次是在“单独媾和”之后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太傻了”。[4]在三次回答中，亨利的言语都很含混，我们从中仍无法明确知晓亨利参战的真实原因。从字面意义上看，他确如赵家璧所说的“冲来撞去没有把握者”。[6]这么说，他的参战并不是一次严肃慎重的自我选择，而只是一个偶然，一次随波逐流的行为。那么字面意义是否就是真实意义呢？小说给我们关于亨利的最初印象就是喝酒、妓院和战时休假，他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事，自己像一个观光客一样，因为能自由地喝酒和逛军官妓院而感到满足。他既不相信胜利也不相信战败，也无所谓厌战或反战，因为这一切都是和自己无关的。因为置身事外，他才能视战争为一场游戏，把执行任务说成“赶一场戏去”。[4]他才会让患疝气的意大利士兵想法子在头上撞出一个疙瘩以便有理由送他上医院。就连他自己的受伤也是在掩蔽壕里吃面条、干酪和喝酒的时候完成的。
　　试想，在战场上如此表现的亨利能是因为接受某种宣传的鼓舞、为了某种崇高目的而参战的吗？如若不是，亨利为什么参战而参战后又作如此表现呢？陈雷先生在《关于“迷惘”含义的再阐释》一文中的论述应该能够恰如其分地解答这些疑问。文章建设性地提出，“迷惘”是美国从生产道德观向消费道德观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情绪，是一场矛头指向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战争，是青年人为了展现和张扬个性，借助对一战的反思和批判来对抗老一辈清教主义思想的文化策略，它虽然在一战之后的二十年代达到高潮，但开端却在一战之前。[7]这也就是说，美国青年在一战之前就已经对以勤奋工作、顺从规范、承担义务和行为体面为标志性内容的清教主义道德观发出了挑战。那么，对于亨利的参战，我们是否可以作如此解释：一战之前的亨利已经对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反感，而旧有的价值观发生动摇的同时，新的价值观体系又没有能够及时顺利地建构起来，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嬗变的空隙中，新旧价值观既矛盾对立，又共同影响。亨利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参战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旧有责任义务观念的作用，但亨利本人未必存在自觉，甚至未必会承认其影响。因此，如果有人说亨利是糊里糊涂参战的，应该没有大的误差。
　　因此，如果像柳东林先生那样赋予“迷惘”以“与我无关”的特征，或者像陈雷那样把“迷惘”看作“精神幻灭”，那么，亨利一开始就是个“迷惘者”。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迷惘”往往伴随着困惑和痛苦，而亨利根本不为自己的生活而痛苦，反而一再强调“我一向是快快活活的”。[4]这恰是亨利最为悲哀之处，身处痛苦之中，却既不感觉痛苦，更不明白为什么痛苦。所以，我不愿意称此时的他为“迷惘者”，因为这样就有拔高之嫌。传记作家肯尼斯·林恩认为，海明威创作《永别了，武器》时，受到艾略特《空心人》的影响，“艾略特1925年写的《空心人》在20年代后期对海明威的思想影响很大。”。[8]此说颇有参考价值，处于价值观空隙中的亨利，的确没有形成任何对战争、爱情和人生的思想。这不仅从上文提及的他的言语和行动看出来，他自己的一段内心表白更能清晰地传达出他此时的“思想”：“教士是个好人，可是没趣。军官们不是好人，也很没趣。国王是个好人，同样没趣。酒并不好，但不会使人感到没趣。”[4]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战争、爱情还是对整个人生，此时的亨利把“是否有趣”视为惟一价值尺度，目的是为了排遣由于价值观的断裂所带来的精神的无所皈依和生活的空虚无聊。恰如教士在他受伤后所说，“你满不在乎。你不明白。你就是受了伤，还是不明白”。[4]所以，基于以上分析，我把从参战到疗伤之初的亨利界定为“空心人”。海明威之所以让亨利以空心人姿态出场，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是现实决定的。不少美国青年就是在空虚无聊的状态下抱着追求刺激的心理来到一战前线的。其次是小说出版于1929年，也就是海明威受到国内普遍的对一战进行深刻反思的影响之后。海明威并非不可能将自己在一战之后的失落情绪带入到小说创作中。最后就如肯尼斯·林恩所说，是受到了艾略特《空心人》的影响。
　　
　　二、幻灭者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注意到亨利的“幻灭”特征，至于他如何从快活的“空心人”成长为痛苦的“幻灭者”，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其实，亨利的对人生的幻灭可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加以考察。一是对战争的幻灭，也就是对传统清教主义价值观的彻底幻灭。前文已经谈到，亨利参战之前已经对清教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但怀疑和反感并不能阻止它在生活中惯性地起到某种作用。有理由认为，亨利的参战存在着传统价值观的惯性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对德宣战和祖父在来信中鼓励他“为国尽忠”之后，残存的责任义务观念又恢复了活力，从前自发的惯性变成了现在的自觉行动。所以，亨利伤愈之后的重返战场应该和美国的战争宣传、家人的鼓励和传统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的综合影响，不仅唤醒了他原本近乎消失了的责任义务观念，又使他滋生出在战场上获取荣誉的幻想，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始终没有丢弃的为了保全体面而不做胆小鬼、不当逃兵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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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亨利最终还是当了“逃兵”，在战争尚未结束之前逃离了战场——他“单独媾和”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至少有三：第一，他不能一直假装不知道官兵普遍的厌战情绪。厌战和反战是弥漫在战场上的浓厚情绪。“该死的战争”是意大利官兵的口头禅。他们或是被宪兵威逼着出击，“他们不肯出击，结果就每十人中枪决一人”。[4]或是因为害怕父母被剥夺公民权、选举权而上前线的。因此，憎恨战争，自伤，临阵逃脱等是他们对战争最平常的反应。教士、帕西尼等所有的士兵都在讨论战争，他们认为，之所以会有战争，或者是因为“有一种人企图制造战争”，[4]或者是“一个国家里有个统治阶级，他们愚蠢，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4]或者是他们“疯了”，或者是想“借此发财”。受伤前的亨利根本不为此所动，它只是说“我也知道战争的坏处，不过总是要使它打完的”。[4]伤好之后他重返前线，连少校长官也说，“我对于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要是我离开这里的话，我是不想回来的”。[4]因为和从前的心境不同，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还枪毙了一名开小差的士兵，直到在大撤退途中听到士兵们“打倒军官”的怒吼和“我们回家了”的欢呼，看到士兵们枪杀军官的疯狂举动，他才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
　　第二，他不能忍受战争的荒诞。海明威笔下的这场战争是荒唐滑稽的。战场上从军官到士兵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他们都不想打仗。亨利不知道为什么参战，在美国长大的爱多亚参战是因为战争宣布时他恰巧回到意大利的都灵看望父母。士兵们厌恶战争，甚至希望自己战败而能尽快回家。总之，荒唐滑稽到处都是，雷那蒂的枪套里装的尽是卫生纸，亨利佩带了真枪，可他在二十步外也打不中靶子，自己也常常感觉到荒唐可笑。这场战争中甚至不乏荒诞不经的地方。亨利带人撤退途中，因为意大利军队惊慌失措，看见任何东西就胡乱开枪，以至于觉得意军对他们的危险性比德国人还要大。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既不厌战也不反战只想体面完成战争任务的亨利，竟然因为讲意大利话口音不准差点儿被枪决。亨利在“空心人”阶段对于战争的荒诞可以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可当他抱着幻想重返战场之后，当战争的荒诞已经损害到他的尊严、威胁到他的生命时，他麻痹的神经终于不能再忍受这种荒诞了。
　　第三，他不可能为了责任义务而放弃自尊和性命。前文说过，亨利重返战场时传统的责任义务观念又回到了它的身上，但这只是他为自己的空虚生活找到了一点他人认同的意义，因此这种观念既不浓厚也不坚定更谈不上神圣。这从他将取消休假与要人性命和上军事法庭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清二楚。他爬上火车逃走的路上有一段内心独白，“你现在很清楚，很冷静——与其说很冷静，不如说很清楚很空虚吧。你趴在车板上，亲身经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另一国大军的进军，现在所看到的只是空虚……你现在离开它了。你再也没有什么义务责任了……愤怒在河里被洗掉了，任何责任义务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停止了……”。[4]显然，与为国争光、为家族争光的责任、保卫世界和平的义务和获得荣誉的幻想相比，亨利更加重视自己的享乐、尊严和生命。因此他决不可能为了责任义务而牺牲生命，当然也不可能为了责任义务而成为所谓“狂热青年”。当尊严、生命和责任义务发生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选择了逃离战场以保全生命。
　　还有一段常被引用来说明亨利受到宣传机器鼓动的话，“我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这些字眼我们早已听过……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杀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4]亨利的话语只能表明，战争宣传是存在的，亨利目前清楚地认识到了战争宣传的欺骗性。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亨利曾经因为受到了它的鼓动而成为狂热青年，而且这是亨利反驳吉诺的话，意思很清楚，亨利不是像吉诺一样的爱国者，所以受到的蛊惑是有限的，即使受到一定程度的蛊惑，他也一定不会因此而狂热到牺牲生命的程度。因此，亨利的“单独媾和”不是因为他认清了战争的性质，而是因为他认清了战争的荒诞非理性本质，借战争获取荣誉的幻想破灭了，而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战争危及到他的自尊意识和生命安全，他的脱离战场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趋生避死的求生本能。
　　在爱情方面，亨利也经历了一个幻灭的过程。“空心人”阶段的亨利对待爱情如同对待战争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他只知道性，把性视为对抗空虚无聊的刺激方式。他津津乐道于女人、妓院。就连跟凯瑟琳的最初交往，他也是与逛窑子作比较。所以教士对他说，“你告诉过我关于夜晚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情欲罢了。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人家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4]经过教士关于爱的教育，也因为自己受伤后独在异乡的痛苦，更因为凯瑟琳真爱的感染，亨利不自觉地爱上了凯瑟琳。“天知道我本来不想爱她。我本来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4]返回前线后随着战事的越来越糟，他越想凯瑟琳。他不容他人亵渎凯瑟琳，尤其当他“单独媾和”之后，与凯瑟林的爱情就成为他对抗虚无的最后屏障了，她成了他心中除却生命、尊严之外的又一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恋爱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唯一的宗教情绪。所以，亨利逃离战争之后，生活唯一的希望就是凯瑟琳。为防止再次陷入空虚的泥潭，他珍惜她，视她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最爱。可喜的是，他不再是“空心人”，不再以“是否有趣”作标准评判生活，而是以爱情婚姻的幸福理想支撑起全部生活的篷帐。在这样的心境下，他们在瑞士“度着幸福的日子”。然而幸福的幻想终因孩子的死亡、凯瑟琳的离世而幻灭。
　　综上所述，亨利的幻灭表面看包括战争、爱情两个方面，而本质上可归结为一个方面，即对传统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幻灭。亨利参战之前已经对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反感，受伤之后在虚假战争宣传和家人的鼓励之下，也是出于生活意义的需要，他又重新由这种价值观武装起来，可是经过战争幻灭和爱情幻灭之后，他不再对传统价值观所宣扬的责任、义务和幸福等抱有任何幻想，他从此只相信世界的荒诞非理性、世界与人的对立关系以及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三、迷惘者
　　
　　那么，小说结束时的亨利究竟是清醒者、空心人还是迷惘者呢？我们先看小说中亨利的两段内心独白：“倘若有人带着这么多的勇气到世界上来，世界为要打垮他们，必然加以杀害，到末了也自然就把他们杀死了。世界打垮了每一个人，于是有许多人事后在被打垮之余显得很坚强。但是世界对打垮不了的人就加以杀害。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倘若你不是这三类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并不特别着急要你的命。”[4]
　　“我有一次野营，加一根木柴在火上，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蚂蚁在木柴的尾端聚集得够多了，就掉到火里去。有几只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爬去，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4]
　　这两段独白清晰地告诉我们亨利认识到的三个“真理”：世界的残酷非理性，世界与人关系的对立性，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因此，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再是肯尼斯·林恩所说的“空心人”，因为他对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生结局已经有了明确的稳定的思想。我们可以称他为“清醒者”，不过不是因为他认清了战争的性质，而是认识到了上述三个“真理”。在此基础上，他还认识到人在面对同样的人生结局时，人生态度是有区别的，有的人有勇气很坚强，有的人很善良，有的人很温和，等等。至于他自己将以什么态度对待人生，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倾向性。不过我们愿意相信，告别凯瑟琳之后在雨中独自默默走回旅馆的亨利，正在痛苦地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方向，如果果真如此，他便成长为“迷惘者”了。
　　这就是《永别了，武器》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的人生，始于“空心人”，经由荒唐战争的洗礼和痛苦爱情的磨砺，最终幻灭为不知向何处去的“迷惘者”。其幻灭人生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反战和爱情，而在于对美国清教主义传统世界观、价值观的彻底背弃。
　　
　　参考文献：
　　[1]董衡巽：《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85.
　　[2]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
　　[3]李公昭：《幻灭与成长》，《外国文学评论》2000.1.
　　[4]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7.
　　[5]转引自李公昭：《幻灭与成长》，《外国文学评论》2000.1.
　　[6]赵家璧：《海明威研究》，《文学季刊》，1935年第二卷第三期.
　　[7]陈雷：《关于“迷惘”含义的再阐释》，《外国文学》，2001，6.
　　[8]林恩：《海明威》, 任晓晋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538.
　　
　　苏顺强，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2005Y289）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