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学“只读文言文,不写文言文”,作为新中国制定的“教学目标”,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拉近了中学语文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有利于普及中等教育,有效推动了汉民族通用书面语由古代文言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从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文言写作教学之门被封闭后,它在文化传承上的负面影响也日渐凸显: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不会用文言思维与写作,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能用现代汉语释读文言文,但与中华古代语言文字毕竟是隔膜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不了他们思维与情感的“血脉”。文言文承载着汉民族三千年的历史文化,让“文言隔膜”的后裔来研究、传承祖先的文化,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有鉴于此,我们呼吁中国教育应该给文言写作教学留一席之地,应该让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后裔(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从小接受文言“读写并重”的古典式教育,在国家教育体制内为本民族培养一小批“读古书的种子”,使他们长大后成为“文言”融入“血脉”的文化传承型人才。笔者认为,这是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亟待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整理、传统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传承事业需要这样的“守先待后”工程,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三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走向未来的征程中需要这样的“文化自信”工程。
回顾历史,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学中是有“文言写作”一项的。为使中学生能“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上世纪三十年代修订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教学目标”中规定:“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①那时,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已主张“作文该全写白话”,但他仍为中学生保留了一小块“文言写作”的训练园地:“文言教学的写的方面只到造句就成。”②
新中国文言文教学目标的制定,与国家文化政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关。建国初期政府制定语文科课程标准时,明确规定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目标是“培养阅读文言书籍从而批判的接受文化遗产的能力”③,强调的是“批判的接受”,“批判”先于“接受”。这样的规定张扬着六十年前“破旧立新”的新时代精神。后来,“破字当头”的做法强化演变为“文革”十年里中小学不读文言文,中华民族“接受文化遗产的能力”出现断层,这是教育界不愿看到的一幕。如今,党和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里强调的是“传承”与“弘扬”,张扬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应该站出来,以传承民族文化的态度反思已经带来文化隔膜的文言文教学“只读不写”的做法。
九十多年前,为了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场运动开启了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潮流,但同时也给文言文教学以沉重的打击,古老典重的文言文变成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五四”时期的一些激进文人甚至提出“废汉字”的主张,他们误将汉字作为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认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例如瞿秋白就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汉字。”⑤这种心态虽然旨在破旧立新,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本民族汉字文化自信的缺失。今天,当我们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革发展后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文言白话之争”和“汉字废存之争”,就不难发现,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其实不在汉字,而文言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中也是功劳远大于过失。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辛亥革命后所撰的《建国方略》一书中指出:“夫文字为思想传授之中介,与货币为货物交换之中介,其用正相类。必废去中国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⑥那么,中华民族要不要培养一批精通文言的专门人才?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主要由文言承载,所以对这批专门人才而言,文言就是最重要的专业语文。他们从小学习文言的方式应该与其他学生有所不同;对他们应该进行文言语感层面的学习与训练,“背诵经典”与“读写并重”就是最好的途径。让今天的一小部分学生从小就学写文言文、写好文言文,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繁荣,有利于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决不可视之为“复古守旧”。这是对中国古代文言文教学的“否定之否定”。
从文化传承的视角看,用文言文“只读不写”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古代留下的书面文化遗产终究是有“隔膜”的。“只读不写”式的文言文教学是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古汉语,用白话来翻译文言,这只是一种单向的认知与理解。在这种教学方式下,文言无法成为学习者思维的“外壳”,更无法成为情感的“血脉”,文言在学习者面前始终是一个异己对象,不能与学习者的生命融为一体。六十年前叶圣陶先生制定文言文教学“只读不写”原则时曾经建议:“咱们学习文言文,应该多少采取一点学习外国语的态度跟方法”。⑦叶圣陶先生是用“多少采取一点”来区别于学习白话文的态度和方法;而现今的中国学生当真是把文言文当作像外国语那样的另一种语言文化来学习了,他们冷眼看待文言文、生硬肢解文言文,缺乏对“文言”作为母语文化的认同感,这一幕想必是叶圣陶先生也不愿看到的。六十多年来,国内没有培养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那样的国学大师,原因有方方面面,学校文言文教学一律“只读不写”是主要原因之一,它直接导致1949年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几代文化人缺乏上世纪初那些国学大师们的厚实的文言功底和传统文化底蕴。
文言的掌握其实是一件相当难的事。它不是难在识字写字上,而是难在书面语感的培养上。文言文的用词组句规律与汉民族的口头语言差异甚大,因此世俗社会生活所培养的口语语感与语言思维模式对掌握文言并无多大帮助。要想掌握文言,只有通过书塾、学校的教育途径。而且文言书面语感的培养还要抓住青少年语感培养的黄金时期,否则便难奏其效。可以说,文言既是古代汉民族的书面语言,又是古代汉民族的第二语言系统——文化人的语言系统。偏偏汉民族的古代文化精华又主要保存在这个系统中,今人要想传承汉民族古代文化精华,就必须掌握这个系统。多年来我们所施行的文言文“只读不写”教学,能够让本民族后裔看到这个系统,但还不足以掌握这个系统,这显然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理智地看,在中断文言写作教学已六十多年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也不应该让全体学生去学写文言文,今天的文言写作教学只应该、也只可能在培养专门人才的较小范围内施行。这批文言专门人才就是未来的国学专门人才,对他们的培养应该像外国语学校、艺术学校那样有一个教育体制内的系统,由政府教育部门来设计、安排,从童蒙学校直到大学国学院,形成一整条文言教学链,也像外语类和艺体类那样纳入高校统一招生。我们认为,这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是可以做到的。今天,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成千上万所外国语学校,更有数不清的外语强化班,却没有一所重点学习中华文言的古典文化学校,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难道不感到愧对我们的祖先、愧对我们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吗!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曾经有一所学校坚持文言文“读写并重”教学长达三十年,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文言功底厚实的传统文化传承、研究型人才,走出了唐兰、王蘧常、蒋天枢、马茂元、吴其昌、冯振、蒋庭曜、魏建猷、钱仲联、冯其庸等一大群对新中国文史哲教育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它就是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唐文治创办并任校长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无锡国专招生考试一律写文言文,在校作文也一律写文言文,甚至要学习赋诗填词,把学生的文言功底看作做本门学问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并多次加办中学程度的预备班,以提高入学者的文言读写水平。无锡国专规模不大,办学历程十分艰难,但这所学校毕业生成为国学传承、研究型人才的成才率很高。无锡国专的办学实践和文化影响给我们两点重要启示:一、中华民族要以自己的优秀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以自己的传统文化精华影响人类文明的走向,就需要培养一批传承、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的高级专门人才;二、这批专门人才必须具备厚实的文言读写功底。
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呼吁中国教育给文言写作教学留一席之地,不要让中华民族古老的文言写作教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断子绝孙。文言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议国家为传承、繁荣优秀传统文化而开设一条文言“读写并重” 的教育途径,以利国学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与成长,这既是民族文化复兴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
注释:
①陈必祥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②叶圣陶:《〈国文教学〉序》,《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③⑦叶圣陶:《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序》,《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215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⑤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字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
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
[作者通联:江苏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