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鼎钧散文 “鸡尾酒”式信仰 儒家文化 精神底色
　　摘 要：王鼎钧是闻名海内外的散文大家，睿智深刻的思想是其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王鼎钧的思想虽然儒释道耶俱存，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是其思想底色。儒文化对于王鼎钧的影响在入世——用世的精神取向、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对文学的热爱等四个方面显现在其散文创作中。
　　
　　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原籍山东的王鼎钧先生是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诸体兼擅，尤以散文著称。他的著名散文集《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随缘破谜》等或抒写乡愁，或探究人性人情，以精湛娴熟的艺术手法营造出一爿瑰丽深邃的散文世界，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睿智的思想是王鼎钧散文的独特魅力，常能给读者许多触动和启迪。学界对于王鼎钧散文的精神世界多有关注，王鼎钧也曾自称其信仰是“混血”的，对于儒释道耶都有吸收。但笔者以为，虽然作家少年去乡，青年去国，老年赴美定居，但自小所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已先入为主，在他其后的人生与创作历程中，逐渐沉淀为一份深沉厚重的精神底色。
　　
　　一、“鸡尾酒”式的信仰与“拿来主义”
　　
　　在王鼎钧的许多作品中，他都一再表示自己是一位基督徒。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临沂的兰陵古镇，童年时就受了洗，跟着母亲信教，教龄可谓甚长。但是，他这位教徒不同于一般，在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上，基督教经常不做解释，只简单地要求教徒信仰，显然地满足不了王鼎钧这位阅历丰富、具有执著探索精神的作家。早在少年时期，对于“有神无神”、“有无神迹”的问题，王鼎钧就充满了怀疑，多次向教内人士求证，却始终未得到令他信服的答案。在他的晚年，总其一生智慧与经历，他开始思考天道神学问题，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用来解释宗教信仰的体系。王鼎钧的宗教观点，具体在以下几点：
　　首先，人需要宗教，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是容易犯错误的动物，人不能自我完善，人需要宗教的救赎。在自传体回忆录《怒目少年》中，他记录下了“大褂子客”的宗教观点：
　　“他说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需要住宅、学校、剧场、医院、饭店、旅社、博物馆、办公室等，这些都有了还不够，再加上别墅游艇仍然不够，他还需要教堂。医院能解决的问题博物馆不能解决，教堂能解决的问题办公室不能解决。人纵然六亲俱全，万物皆备，还是有某些缺憾，有了宗教信仰，这唯一的缺憾也消失了。”
　　其次，要客观地面对“上帝”的不足。基督教的神是“上帝”，基督教宣扬上帝全知全能，要坚信上帝会来拯救他的信徒。但事实是，在历史上无数次人类的大劫难中，上帝很少作为，难以维持子民对他的信仰。所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已逐渐解体，哲学家们从本体论、认识论、科学知识、历史考证各个角度对基督教原理进行批判与解构。早在19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尼采就宣称“上帝死了”，这声呐喊带给欧洲极大的震撼。法国诗人维尼也愤恨地写道：上帝瞎、聋、哑，在一片哀声之上。对此，王鼎钧有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上帝从不缺席，只是常常迟到。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但也无奈地面对了上帝无所作为的事实。
　　再次，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强调人的主动性。
　　“依这本书的提示，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我的联想是，文化是‘人’胜过‘自然’，人改变自然，终于文化本身形成另一种自然力量，支配人的行为，形成人的命运……我也许说错了，在这本书里面，‘人’不是神的奴婢，‘人’不是神的出气筒，人不是一生战战兢兢等待神降祸降福。人不必跪在那里等神决定，等神安排，等神完成。人像神一样的工作，完成神要完成的，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也正是神要完成的。这境界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希望我没有说错。”{1}
　　王鼎钧认为，人不必要等神来拯救，人要有所作为，甚至补充“神之不足”。在《解释与解决》一文中，他对古语“悲天悯人”作出新解：
　　“中国人常说‘悲天悯人’，从前，我懂得什么是悯人，不知何以要悲天。后来我知道了，悲天就是同情老天爷，支持老天爷。老天爷鞭长莫及之处，我们补上。没有阳光的地方，有烛光。”{2}
　　因此，王鼎钧认为，宗教信仰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用其他宗教的长处来补充基督教之不足。对此，王鼎钧自己有个形象化的说法，我们姑且名之为“鸡尾酒”式的信仰，他说： “我是基督徒，坦白地说，佛教道教对我仍然有吸引力。我对这三家的内涵都有取舍。……我觉得宗教信仰是混血的，佛徒心中不止有佛，耶徒心中不止有耶，儒释道耶俱在，你我每个人自己调一杯鸡尾酒。”{3}
　　很显然，这种多元宗教混合的“鸡尾酒”式信仰，其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在实用原则指导下的选择结果，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鲁迅的“拿来主义”，两者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它与我们建国后提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等倡导是一脉相承的，源自于儒家兼取各家之长的用世精神。
　　王鼎钧的这种拿来主义的实用精神，也同样的适用于他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中。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他向基督教、佛教寻求秘方；为了解决散文创作中的难题，使散文用起来更顺手，他就把诗歌、小说、戏剧的诸多因素，用到散文创作中，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用世精神的灵活性。
　　总而观之，我们可以确定，王鼎钧虽然十四岁受洗，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但自小所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已先入为主，并在他其后的人生历程中，逐渐沉淀为王鼎钧的精神世界中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色。
　　
　　二、儒文化的精神底色
　　
　　王鼎钧生长在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兰陵，是在浓郁的中国传统氛围的熏陶下长大的。他的父亲、师长都是儒家文化中人，王鼎钧在少年时曾由本族一个进士之子教授古典诗词，习练书法。他在成为基督徒前，已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在他的精神画板上打下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色，传统文化已然化为他的一种文化本能，影响着他的人生及创作。
　　儒文化的影响渗透在王鼎钧的文学创作中，在以下诸多方面显现出来。
　　1. 入世——用世的精神取向
　　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春秋时期，周礼崩溃，诸侯林立而互相混战，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儒家学说便是孔子为平定天下、结束这混乱局面而制定出的一套治世方案。孔子周游列国，提倡周礼，游说诸国君施行仁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为孔子为恢复天下秩序而做出的一种积极而艰苦的努力。
　　基于用世目的，孔子对人死后的冥冥世界以及鬼神的存在与否，都无意追究，他所关心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人间的事务，思考并躬行的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批评其弟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评论孔子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一生的言行都体现了注意“行诸实事”而不满足于“载之空言”的风格，他要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矫世、救世、经世，教导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学做圣贤，立德、立功、立言。
　　儒家平实的入世精神，执著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精神。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的学说体系，包括内在的主体修养论和外在的客观的政治论两个彼此联系的组成部分。前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后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孔子之后的孟轲侧重发展了“内圣”之学，倡导“仁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与孟轲相应，儒学的另一个传人荀况发展了孔子的“外圣”学说。荀况以“礼学”为出发点，以礼、乐为本，着意建立以礼为标志的外在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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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王鼎钧的创作，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主张均绵密地贯穿于其文学创作中。他的“人生三书”着重于现代青年的个人修养，意在打造完备的现代人格，与孟轲的“内圣”学说相一致。他关于“禽兽——人——英雄——圣贤”的人生四个境界，则是对于中国古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合理延伸，而他要请求逼迫“英雄”提高个人修养，以天下苍生为念，修炼成“圣贤”的企图，与数千年前的孟轲以“仁君”标准来要求国君可谓异曲同工。基于入世思想，他反对传统文人的清高离世的隐逸取向，对于社会政治，有着清醒而现实的认识，他在《人生试金石·政治第一》中写道：
　　“……无论无政府主义者有多少理由，政治组织仍然是人类智慧的长期结晶。政治家如能防患除恶，他的一个决定胜过一个剑客终身的冒险。政治中人如果贻患布恶，剑客虽劳碌不息，也终将发觉于事无补。
　　还是把希望寄托到政治上来吧，只有这部叫做政治的机器正常运转，只有政治家的作为高明，我们的乡党朋友，我们的子孙，以及与我们休戚相关的千千万万人，才可以享有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要拥护好主义，好领袖，自己做好公民，把选票投给好人，或者让大家把选票投给‘我’，为民服务，当仁不让。”{4}
　　王鼎钧的一生经历了战乱与漂泊，时代的苦难在他心灵上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痛楚，即使如此，他也从不曾对人类失望，不曾虚妄地不负责任地否定现代文明，而仍然对人对社会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他在《左心房漩涡·我们的功课是化学》中写道：
　　“永远永远不要对人绝望，星星对天体绝望才会变成陨星，一颗陨星不会比一颗行星更有价值。遇难落海的人紧紧抱住浮木，但他们最后还得相信船。通宵赶路，傍山穿林，我情愿遇见强盗也不愿遇见狼群。”{5}
　　这分直面现实的冷峻清醒，与对于人类社会掩抑不住的热情，可以让我们扪到荀况先人的哲思余脉。
　　不仅如此，从儒家的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出发，王鼎钧甚至大胆地对于基督教中人的承受、等待、祈祷等被动性的静态行为提出不满，认为人应该发挥主动性，去弥补神的忽略与不足。他在《心灵与宗教信仰·我也许说错了》中写道：
　　“我也许说错了，在这本书里面，‘人’不是神的奴婢，‘人’不是神的出气筒，人不是一生战战兢兢等待神降祸降福。人不必跪在那里等神决定，等神安排，等神完成。人像神一样的工作，完成神要完成的，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也正是神要完成的。这境界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希望我没有说错。”
　　在此，他将人与神相提并论，可谓儒家文化的一大发扬。
　　总而言之，王鼎钧在其创作中所表现的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心，对于人生、人性问题的执著探索，在文学道路上不断超越创新的作为，正是儒家文化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
　　2. 仁爱思想
　　儒家之仁与基督之爱有着本质的相通。王鼎钧的母亲正是基于此点，为了解脱人生之苦而信了基督教，儒家之仁与基督之爱完好地融于母亲一身，化为慈爱与严教。母亲言传身教，像祖屋门内那一方冬日的阳光，自然而温暖地给了童年王鼎钧最好的爱的教育。爱，成为王鼎钧一生的信仰，并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分基本动力。在《心灵与宗教信仰·唯爱为大》一文中，他写道：
　　“爱是什么？爱是希望你好，尽我的力量帮助你更好，你比我好，我不嫉妒，帮助你，我不后悔。”⑥ 在基督教义中，“爱”可以具体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王鼎钧并且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现“爱”的教义，在《唯爱为大》中，他继续说：
　　“以我而言，我是一个作家，我爱文学，也爱读者，我总是尽心、尽力、尽意地把文章写好。我总是把最好的内容，最好的形式拿出来，希望对读者有益处。我的文章登在报纸上，人人可以看见；朋友看了，就是我爱了朋友，敌人看了，就是我爱了仇敌。”⑦
　　从“人生三书”到《随缘破密》《心灵分享》，再到《千手捕蝶》，王鼎钧用三十多部著作，完成了一部“爱”的百科全书，作品中处处涌动着对于自然、生命、社会，对于后来者大海波涛般的爱。他坚信，“爱”是拯救世人、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根本药方，是抑制罪恶、减少痛苦最根本的力量。他热切地期望：百川汇成爱之大海，海水蒸发成云，云腾致雨，又汇成百川之源，爱，将像云与雨一样，良性循环，生生不息。
　　3. 民本思想
　　“民为重，君为轻”，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民为本”的传统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早在数千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境界作为良君治世的理想标本，这个标准，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先进的和根本的。楚大夫屈原那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长叹，穿越千年的时空，至今，仍回荡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空间。王鼎钧在抗日战争的逃难期间，亲身参与了打高粱叶、拾麦等劳动，亲身体验了农耕之苦，随着国立二十二中西迁的路上，深深体会了饱受兵患匪祸、自然灾害的百姓之苦。少年王鼎钧那颗善良的心，积聚了对于民生疾苦的深深悲悯。他在《山里山外·新版自序》中写道：
　　“我中年以前崇拜英雄，中年以后把感情交给无名的苍头众生。所以至此，是因为我发现了‘英雄不仁，以群众为刍狗’。我不能控制情感的转移，我的机遇、处境、文学旨趣都起了变化。
　　我们那群流亡学生都是天地预设的小人物。‘江山代有才人出，各苦生灵数百年。’数十年音讯隔断，他们的遭际常使我惊疑忧念。如果一颗陨星沉落了使人震撼，那么满河繁星流泻一空又何以堪？不仅此也，我虽在乡镇生长，对农村农人却甚陌生，对土地亦不亲切。战时流亡，深入农村，住在农家，偶尔也接触农事，受农人的启发、感动，铸印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抗战八年，实在是农民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军人是血肉长城，其兵源也大半是农家子弟。他们的形象和我的意念永远连接。流亡期间，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和大地有了亲密的关系，祖国大地我一寸一寸的看过，一缕一缕的数过，相逢不易，再见为难，连牛蹄坑里的积水都美丽，地上飘过的一片云影都是永恒的。我的家国情怀这才牢不可破。
　　做流亡学生扩大了我的关怀层面，这分关怀，多年以来是我精神上的郁结，纾解之道，对我来说，只有写作。”
　　由上述文字可看出，王鼎钧是把百姓——大地——小人物——家国情怀视为一体而互为联结、互为表里的，逃难与流亡的体验奠定了他日后思考问题的基点与文学创作的一贯视点，那就是：以民为本，为小人物代言。由此出发，他晚年的作品《随缘破密》以及系列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等，均以小人物的角度去考察历史、社会，为小人物立言。他在《昨天的云·自序》中说：“或以为只有小人物才可以随心所欲写回忆录，其实真正的‘小人物’没有声音，苍生默默，余欲无言。所谓大人物、小人物，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台下看见的，台上看不见，两者需要互补。大人物的传记是写给小人物看的，小人物的传记是写给大人物看的。”{8}
　　他的回忆录号称“为生平所经历的情义”立传，实则为小人物立传。在《随缘破密》中，他集合起众多有情有义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时代之悲，汇集成一股愤怒的力量，来声讨那个时代和英雄。中国古语有“成则英雄败则寇”，这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标准，实则抹杀了通行于普通人中的是非善恶标准，暗含了对于英雄们为非作歹的默许甚至纵容。王鼎钧以犀利的笔锋揭开了英雄们光彩夺目的红盖头，将众多英雄的魔鬼性的一面暴露于天下。指出，“江山代有英雄出”的另一面是“各苦生灵数十年”，希望英雄们以苍生百姓为念，修身养性，严于自律，要造福于民，而不是为害百姓。以民为本的视点使作家获得了反诘历史的勇气和力量，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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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对文学的热爱
　　对于文学的热爱与执著，也是王鼎钧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份热爱当然也源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
　　诗歌与散文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是学子们修读和研习的必要功课。文人们一方面把文学作为用世、立言的工具，一方面也借文学获得审美愉悦与精神陶冶。三国时魏文帝的《典论·论文》更把文章抬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中国的文化传统重文而抑商，历朝历代的诗歌散文卷帙浩繁，车载斗量。中国的世族大家多以诗文传家，王鼎钧在幼年时即读诗、学诗，加上天赋的敏感多情多思的文学气质，因此，对于文学的热爱在王鼎钧幼年时便已深入骨髓，及至少年，更以文学家作为对自己的深深期许，成年后如愿以偿，把文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事业。
　　在纽约，王鼎钧接受台湾女作家廖玉蕙采访时说：“我热爱文学，只有写作能使我死心塌地。在我成长期间，我也有过别的机会，我徘徊歧路，最后仍然拥抱文学，这是命中注定。我不是天才横溢的作家，也不是人脉纵横的作家，现在七老八十了，更不是前景开阔的作家。我深深知道，没有人以文学以外的因素注意我的文章。我必须好好的写，让人家还值得一看。”{9}王鼎钧不仅把文学作为立言、用世的工具，也把它作为一项挚爱的事业，细致地经营，并不断地寻求突破，不断地自我超越。
　　在《随缘破密》后的自述中，王鼎钧曾仿佛家四弘誓愿作铭以励天下同文，曰：“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李宜涯先生评论道：
　　“在这四句铭文中，我们得见一位纯粹文人的风骨，专业作家的精神，文学的神圣与传承，只有在这样的人的坚持下，才能成就。多希望今后的文坛，有更多的‘王鼎钧’。”{10}
　　作为研究者，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在当今中国文坛，能涌现出更多的王鼎钧式的作家。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赵秀媛，山东枣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台港文学研究。
　　
　　① 王鼎钧： 《我也许说错了——谈文化与信仰》，见《心灵与宗教信仰》，尔雅出版社（台湾），1998年初版，第166页。
　　② 王鼎钧： 《解释与解决》，见《心灵与宗教信仰》，尔雅出版社（台湾），1998年初版，第90页。
　　③ 王鼎钧： 《关于宗教的反思》，见《心灵与宗教信仰》，尔雅出版社（台湾），1998年初版，第153页。
　　④ 王鼎钧： 《政治第一》，见《人生试金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4月第1版，第132页。
　　⑤ 王鼎钧： 《我们的功课是化学》，见《王鼎钧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54页。
　　⑥⑦ 王鼎钧： 《唯爱为大》，见《心灵与宗教信仰》，尔雅出版社（台湾），1998年初版，第25页，第30页。
　　⑧ 王鼎钧： 《昨天的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页。
　　⑨ 廖玉蕙访问记： 《到纽约，走访捕蝶人王鼎钧先生》，台湾《中央日报》副刊，2001年9月20-22日。
　　⑩ 李宜涯： 《文路无尽誓愿行——力求突破的王鼎钧先生》，原载台湾《文讯月刊》1998年4月号。
　　

• 赵秀媛： 碎琉璃里的母爱光辉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7期
• 赵秀媛： 论王鼎钧散文的精神品格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