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被柳亚子先生定评为“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后，在气度、韵致、境界上的认同几无异辞，但就词的表达倾向和字句解读方面，长期以来却存在一定分歧。《名作欣赏》杂志二??三年第六期刊出的广西大学教授唐韧先生的《一“惜”应重千钧——新读〈沁园春·雪〉兼谈两种误读》一文，就声言要在所谓“外语境”(唐教授指“时代背景”或文章上下文语境等)的传统分析之外，运用语用学(一九七七年才在世界获资格的新学科)的新“语境理论”，对《雪》词进行“文化语境”(唐教授定义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与性格等)和“语体语境”(唐教授指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类别)的检讨，以期达于“理解的细致和准确”。这种努力的价值与意义毋庸费言，但唐教授由“语境”分析所强调的“两种误读”却非但没有使理解趋于“细致与准确”，反而使理解变得更粗糙与模糊了。当我们沿着唐教授的“文化语境”、“语体语境”的基本要求分析《雪》词时，“误读”《雪》词的又似乎正是唐教授自己了。
　　
　　一、从“文化语境”谈《沁园春·雪》有无“帝王霸气”
　　
　　唐教授从“诞生语境”角度提出《雪》词的“误读一：封建帝王的‘霸气’”，意思是一九四九年十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吟《雪》词，说有“帝王霸气”尚可，而在一九三六年红军最困难无立足时，竟“‘惜’中国历史上五位最著名的开国君主!更是一怪”，若有“帝王霸气”便属“不自量力”云云。但随着毛泽东时代渐去渐远，我们有了更客观一些而非“避伟人讳”式的，认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条件了。所以若从“文化语境”角度谈毛泽东诗词有无“帝王霸气”问题，其观察点，恰恰不应孤立在唐教授所强调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而应把眼光放到一九三六年之前，毛泽东的基本理念、性格的形成之初，因为《沁园春·雪》是典型的史论词，与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类似，不可能一夜挥就，而须是长期思考与积淀的产物。
　　从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与性格角度讲，孔老夫子一方面教会中国人“学而优则仕”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用世理想，一方面又告诫中国人要坚守“仁义礼智信”、要保持“克己复礼”的安分态度，所以在我国文学传统中，想追慕古代的治世贤臣而有所作为，大家拍手称快，而妄图有“帝王”的非分之想，则人人瞠目，所以毛泽东有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从屈原的“路漫漫而上下求索”，到李白的“海县清一，寰区大定”、杜甫的“致君尧舜，再醇风俗”，以及苏轼的“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都是传统意识笼罩下的国人最大气的文学表达了，至于陈涉耕田而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黄巢落第而誓“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及《水浒》宋江被囚而题“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则明显有大逆不道之味，所以司马迁激情地“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到韩愈即变成“物不平则鸣”的物类相推的静心解说了。所谓“帝王”之心，在传统中国是文人所不可奢望亦不能奢望的，但随着溥仪的退位、袁世凯的破灭，到了“辛亥”“五四”前后皇帝实际的不存，个人主宰一切的呼声便日益高涨起来，陈独秀提出“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指责“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鲁迅更是冷静地拈出中国人的劣根在“想做奴隶和做稳奴隶”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毛泽东的表达更是充分，他在一九一三年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记有“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响”、“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的语录，并放言“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有百般之价值”，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他致信肖子升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之人附属品矣。”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致信黎锦熙：“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把孔孟奉为“圣人”而对“四书五经”微言大义的封建士大夫何敢出此言论?这些观念转化成文学诗语，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和一九二五年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等“帝王气”或说得雅一点是“雄视天下气”十足的名句，“帝王霸气”不是指一种身份，而是指一种气质、气息，毛泽东若始终没有这气质，那“韶山冲不会走出这个大人物”了。这就无怪乎据说《西江月·井冈山》是鲁迅先生读过的惟一的毛词，读后先生认为毛泽东“有山大王气”；柳亚子先生一九二六年仅见毛泽东一面，一九二九年就作诗言：“人间毁誉元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自注：“支那两列宁，指孙中山、毛润之!”唐韧教授断言：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陕北的雪野荒山中，“‘惜’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五位皇帝是自不量力”，认为这时说毛泽东有“帝王霸气”很不公平，其认识显然是忘记了“文化语境”的幼稚结论。其实文学的“帝王气”，是一种超越传统文人文化的“贤臣”意识的大气，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又是唐韧教授等面对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所难以接受的，为帝王避讳和为伟人避讳，是不同时代的普通中国文人的一种意味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传统文人们欣赏柳永那针对皇帝嘲弄而回敬一句“奉旨填词柳三变”式的奴性下的傲气，而对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感到意难所及了，由此认识《沁园春·雪》词时拘谨的“小家子气”便不能不使其露出捉襟见肘的内囊来。
　　《沁园春·雪》词无可回避的是有“王者气派”的，但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的“封建帝王的霸气”，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要求自己“学文要古，谈理要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治学理念，和“圣贤百代之帝王”的追求意识，使毛泽东重视发挥“个人价值”的“霸气”，在观念上是远远超越了词中的秦皇等五人的，非“封建”两字或东西文化的简单对立所能涵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先生在《我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文中说：“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陈晋得出几条结论说：毛泽东追求民主、平等；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要做圣贤而对豪杰不以为然；不喜欢中国人的调和、中庸，而喜欢鲜明表达和挑战；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璧的。由此《沁园春·雪》才显示出毛泽东因认识的超前而展示为表达的自信，否则便不能不有唐韧教授的“偏安穷山沟”却还“惜五君”的“怪”疑了，当然唐教授不知道毛泽东早年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的话后批下“至彻之言、至真之语”的眉白!
　　关于《沁园春·雪》词的气派的认识，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理解确实不及柳亚子先生，所以唐韧教授有“封建帝王霸气的误读”的观点是可以原谅的。一九四五年柳亚子先生向毛泽东索要《长征》诗，毛泽东却意外地送他一首《沁园春·雪》词，柳先生读后惊叹为“大作大作”，即落言定评曰：“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未能抗手”，并急切拿到当时住重庆的《新华日报》编辑部要求发表，但《新华日报》的态度让柳先生极为不满，他后来记到：“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原因是“词因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可见不要说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就是所谓“中共诸子”亦读出了类似“帝王”的口吻的弦外音，唐韧教授却偏要辩明“帝王霸气”为“误读”!更让人感到大胆的是唐韧教授的“误读二”，竟然指出的是“蒋介石的误读”，唐韧教授的意思是蒋介石读出毛泽东野心勃勃要夺天下和毛泽东看不起我蒋某，这是蒋介石的误读。作为毛泽东的直接对手，恐怕没有人比蒋介石更了解毛泽东了，五次“围剿”都围不死毛泽东，简直让蒋介石寝食不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又让他被迫抗日，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也没安排毛泽东发表诗词，但《雪》词却轰传山城，词的政治意义在当时远大于文学意义，而唐教授却还要蒋介石不要误读出毛泽东词对“江山”“天下”的认识，这是不是有些太不人道了?唐教授言下要求蒋介石冷静下来，从文学角度欣赏一下《沁园春·雪》词，这恐怕真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了!所谓“蒋介石的误读”的滑稽性倒让我们读出唐教授文气十足的可爱。柳亚子先生对“帝王口吻”的认同是比“中共诸子”更接近毛泽东的，亚子先生说：“实则小节出入，何妨日月之明”，并揣测毛泽东的心思：“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于我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郐以下之讥欤。”在一九四五年周恩来等尚怕毛泽东词会被人“误读”“攻讦”，况他人乎?但柳亚子在“豪杰不拘小节”的落拓气方面更理解了毛泽东，所以他执意要发表《雪》词，以至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共和国刚刚建立之际，便急于把柳亚子先生引为诗人同道而进行诗词唱和。
　　有“帝王口吻”本无损于毛泽东的形象，这一点柳亚子先生也认识得非常豁达，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王若飞收集了当时正反两方面的和词，寄给毛泽东，毛看后转给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并附信言：“若飞寄来报载诸件附上一阅，阅后乞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毛泽东式的“轻蔑口吻”让蒋介石无论怎么读《沁园春·雪》词都是吃不消、兜不住的，他岂敢有半点“误读”的机会和条件?除非他不是与毛泽东做对手的蒋某人。在诗人的精神和气质上，与毛泽东接近的恰恰不是周恩来、陈毅、臧克家等，而是柳亚子、郭沫若，但郭解毛词太政治了，柳则更民间、更客观些，且个性也更轻狂无忌，他以“无冕皇帝”的文人姿态，欣赏毛泽东的洒脱的“帝王气派”，他曾对毛泽东诗言：“瑜亮同时君与我，中山卡尔愿略同。”柳亚子自比孙中山，但无人理会，因为他是纯诗人，而毛泽东只稍稍“惜”了“惜”五位帝王，却轰然作鸣，因为毛兼政治家。
　　
　　二、从“外语境”谈毛泽东《沁园春·雪》词的自注
　　
　　有了对《沁园春·雪》词的“帝王口吻”或说超越“封建帝王霸气”的认识基础，我们回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去理解《雪》词的写作，才显得顺理成章，而不会有“陕北小山沟，望不见长城、黄河”就不能想到、不能写到长城、黄河的困惑。诗词常常是诗人自我抒情的载体，尽管有“诗言志”的古训，但在写作时未必会有许多如“封建主义”“无产阶级”等等概念化的东西，可能就是某个佳句或某种思绪激发起创作，但写完之后或修改完善之中，则可能会有许多回味填补进诗词，所以《沁园春·雪》词的“外语境”(唐教授所谓“时代背景”或文章上下文语境)解析，恐怕不仅要关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还更要关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自注《雪》词这个时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准备东征入晋扩大队伍之时，毛泽东到陕北清涧县高杰公社袁家沟看见了南方人极少见过的大雪，因而赋得《沁园春·雪》词。词非常有气魄，但没有像稍前所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文那样，用于发表以鼓舞士气，毛泽东在此文中精彩而富有诗意地表述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他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其激昂之情绝不亚于《雪》词，其表达的因取得了“三皇五帝”都没经历过的“长征”的胜利的无比自豪，与“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之句如出一辙，但《雪》词始终没有示人，说明这时毛泽东是把词作为个体抒情的工具而非宣传机器加以珍藏的。所以一九三六年写《雪》词的毛泽东是一个政余从文的诗人，《雪》词仅是毛泽东的心声的个性化表达。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之余，借“南社”盟主柳亚子之手而抛出《沁园春·雪》词，是一次经过了仔细掂量的浪漫神奇之举，这从毛柳间的关于索诗、写诗的反复致信中可以看出。在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回想最多的还是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红军进行艰难抉择的时期，十月七日他亲自抄录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雪》词给柳亚子；回到延安后，十月十七日作报告《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指出：“纸上的东西(指《双十协定》)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了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他说：“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现在“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就是毛泽东式的幽默，轻松随意而又果断斩截。当年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于是有《雪》词的“惜秦皇汉武”等，“识得弯弓”而不知“文采风骚”的感叹，这是早年毛泽东就有的崇“圣贤”轻“帝王”观念的延伸，毛泽东喜欢运筹帷幄而决胜未来，他的名言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所以“惜秦皇汉武”是就战略而言的，果然《雪》词创作的十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捉蒋放蒋”的大问题上，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中说：“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这里对“夙敌”的“捉放”，不是欲逞一时之快而是运用大智慧、大气量和平解决，充分展示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宏大气魄，“西安事变”解决了，“新局面”正如毛泽东所料想的那样开始了；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戏剧性地与“西安事变”做了一次主角的置换，这次“单刀赴会”的是毛泽东，而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一完结，新局面又将开始，毛泽东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尽管一九四五年还没有多少人能看到共产党会战胜国民党，但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切宛如一九三六年红军战胜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一样必会到来。所以一九四五年《雪》词的面世流传，是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战略的需要，他不动声色地在精神上摧垮了国民党的战争防线，由是《雪》词对毛泽东来说又赢得了巨大的政治价值和精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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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六年的珍藏、一九四五年的赠友，到建国后的发表并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亲自写注，毛泽东对《雪》词的钟爱可见一斑。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雪》词标题处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吗?别的解释都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个注解是当时最权威的解读了，但是总觉得勉强而不充分，尤其“封建主义”“无产阶级”等处让人感到牵强。诗本不须如此做注的，但毛泽东偏偏这么做了，这应该说是建国后，毛泽东身份变了的一个显示政治姿态、不宜再以王者自视的心态独白。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转载《咏雪词话》时加按语：“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陈晋《毛泽东之魂》)，这时毛泽东并不自辩，因为正如柳亚子言“小节出入，何妨日月之明”，然到一九五八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开战，不容《雪》词再有歧解，故划出了“封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界限，但毛泽东内心恐不情愿这样直白，陈晋先生又记了一段一九五九年四月《诗刊》邀诗人、评论家开座谈会的事，会上“陈毅说：‘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可见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用“封建主义”“无产阶级”来给《雪》词做注是出于害怕“错解”、“误会”的无奈。
　　由被“诬为封建帝王思想”到自辩为“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沁园春·雪》词不断由字词的修改而趋结篇的完善，也不断由背景的变化而趋认知的复杂。毛泽东的“自注”毕竟是后起的，虽有“须知写诗，不可谩骂”的申明，然时过境迁的时代感使他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单纯地停留于一九三六年或一九四五年之时，所以我以为对“自注”不能不重视，但也不必奉为“一句顶万句”的后人认识《雪》词的圭臬。
　　
　　三、从“语体语境”谈《沁园春·雪》中“风骚”“文采”之运用
　　
　　有一段时期，人们谈《雪》词，为极力掩盖“帝王思想”，常常争论对“封建帝王”怎么看，如谈词对“秦皇汉武”等是否定多还是肯定多，近一个时期谈《雪》词，人们似乎又陷入把毛泽东与五位帝王甚至更多帝王做比较的思维中，其做法是很聪明地在肯定《雪》词很好的基础上，指出词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当然多是艺术而非思想的，从而在自觉高雅的层面上欣赏自我敢于挑战杰出词作的惬意，这不能不促动我意欲借唐韧教授的另一概念“语体语境”，来做一些指说。
　　《名作欣赏》二??三年第六期唐韧教授的文章之后，紧接着便是淮阴师院教授魏家骏先生的《“数风流人物”再细斟》一文，主要与人争论对“数”字的解释，有人提出毛泽东自注“末三句指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怎么“数”?魏教授说是“理解为‘比较起来最为突出’也未尝不可，但据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好像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历数两千年来的历代帝王，他们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看当今世界，无产阶级正在登上历史舞台!’至少，我觉得这样来理解，比较切合毛泽东写作这首词的一九三六年初的思想境界”。魏教授之说虽可通，但不全面，因为立足“语体语境”考察，一九三六年红一军团长征结束，毛泽东作了长征是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都没有的壮举的讲话，把这散文表达移入同期创作的《雪》词，则无疑“数”有两层意思：一是有“算来”的意思，算来历史上的帝王人物该让位给“今朝”的“风流人物”了，因为他们只知争夺一姓江山的做法，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用毛泽东对未来的展望：是将被无产阶级统治天下的“寰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句)的时代所取代；二是有比较而言“超越”古人的意思，长征之举超越了“三皇五帝”，当然也就超越“秦皇汉武”，超越在何处?毛泽东说在“文采”“风骚”方面，什么是“文采”“风骚”呢?毛泽东指的当然不仅是文学，而是文治。现在有很多人在文学上打转，毛泽东提到五位帝王，那就比一比他们的文学创作，于是说“秦始皇没有留下作品；刘邦一手打下汉朝，又是瞧不起诗书的无赖，留下口实，本来最有资格入线；可是毛在汉朝偏取汉武帝。‘汉祖’会同‘宋祖’重复，写成‘汉高’不协于律，写成‘汉帝’又嫌含混，况武帝的文采比高祖要好；唐太宗可称得起风骚，他能文善书，但真学他的人怕绝少；宋太祖没有文名，有两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诗，还有附会之嫌；成吉思汗文则更差”。由是得出结论“毛列出的那群帝王，文采上似乎大半赶毛自己不上。毛从几百号帝王里挑出这五人，去取的标准是政治功业，而非文学声名，虽说评述的侧面是文采风流。所以李氏父子、曹氏父子、宋徽宗等都落第。假如提到他们，毛蔑视起来，会不会那样轻口妄舌、有恃无恐?这个问题不必管得，即便毛赶不上他们，为了显示他扫空一切的气魄，在词里讲几句自我膨胀的夸大话，那也正常。诗人配有撒谎、自吹特许证的，好些诗的成功便因为善于夸海口、吹牛皮。譬如李白一部分诗。”这种由“比”而产生的评论或“误读”，真教人哭笑不得。毛泽东在词中显然不是在与五位历史帝王比文学创作，当然如与中国历史上“几百号帝王”比比文学创作，毛泽东也不是“夸海口、吹牛皮”才能拿第一的，而非其莫属的!毛泽东所谓“文采”“风骚”，是他说的“主文而兼武”、“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类的“文治”理想，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畅言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所以“文化军队”、“文化革命”，是毛泽东建国后始终关注的领域，尽管失误众多，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是被提倡的。
　　还有网上周泽雄先生的《说说毛泽东诗词》一文，在讲“节约原则”时言：“毛泽东《沁园春·雪》公推杰出，有说当年蒋介石展读后都大加叹气、深愧无地。蒋介石先生的文学鉴赏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对此颇有保留”，原因是“该词的句子颇显大手大脚，难称经济”，周泽雄指出：“该词下阕，颇似清人孙髯翁那副‘古今第一长联’，试作一比较。孙髯翁曰：‘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毛泽东的写法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难发现，孙氏笔墨比毛泽东经济得多，且有形象可以捉摸，有动作可供遐想；毛泽东的诗句多为判断，形象系数较低，诗味直截了当，读者无需想象介入，只要接受诗人的断语就是了。必须重点注意的是后三句，因为我们看到，那实在只是一句大白话，前两句缺乏独立诗性功能，仅充任末句的注解，即告诉我们谁在‘弯弓射大雕’，且第二句又只是在补足第一句未竟之词，仿佛西洋诗中的‘待续句’。严格地说，这是散文，没法按诗法相衡。”这种判断周先生想必很是自得，但大多数读者恐怕不会同意，且不说“汉习楼船”类在理解上和气势上不如毛泽东的几句流畅，就是楼船、铁柱、玉斧、革囊也让人想象不出怎么就比文采、风骚更为遐想，铁柱、革囊等单就形象而言，肯定没有“弯弓射雕”更富动感且能达情，就像我们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感觉是想到了相如、李白、杜甫和苏轼，但很空泛，而我们读到辛弃疾“安能依天抽长剑，扫却西北浮云”时，我们会说是白话但也是实在的诗词之句。所以从“语体语境”角度说，好句不以节不节约为标准，况词的长调即是讲铺排的，用“赋”的手法而展开的，这也是与律诗的不同所在，苏轼称道柳永“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不减唐人高处”，但与杜甫的“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比，还是浪费很多，若用周先生的节约原则来衡量，柳句恐要不存了。
　　又见网文说：“‘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一句，山而能舞，尚可理解，山形蜿蜒屈曲，像爬走时的蛇身；要把这个印象写得更刺眼，‘爬’而变‘舞’，夸张一下无妨。可我们想象不出一大片高原怎么引起人‘驰’的感觉来；难道大家全站在太空里，看见地球自转么?即便这山便在原上，还不能由原上的山动感到原动；恰好相反，山在动，原便显得是静的，正因为把原当为静物，山才有动势。”网友由此推测：“‘蜡象’便指山，‘山在原上驰’。不过，把‘舞’和‘驰’同时加诸一山，这山既载歌载舞，又载奔载驰，那便‘又作巫婆又作鬼’，自相矛盾了。作者有责任把话说周密，把谎编圆转，他得照顾读者心目中对事物可能性的限度感。否则，作者的想象，读者会觉得不像，作者自以为佳想，读来要当为瞎想了。”这一段解诗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山”能想象成“舞”，“原”就能想象为“驰”，唐诗人李贺所谓“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网友肯定是理解不了“齐州”大地怎么成“烟”了、“海水”怎么想象能装入“杯”中呢?诗词不是科学，若用科学解读，诗必不存。所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千里、万里是同义复现，但大小范围不同，看“山”似“蛇”、想“原”如“象”，一种混莽之动感油然而生，“山”动与“原”动构成递进壮观的层次感，这都是作者心动的潜像，它顺势带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激荡情怀，“原”动为“山”动的补充和延展，类似的诗句在毛泽东还有“山，翻江倒海卷巨澜”、“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等。毛泽东的“帝王霸气”带来的用语的超常想像力一直保持到晚年，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之类的表达，“语体语境”亦如此，在诗词这典雅文体中直抒“不须放屁”，不仅是对孔子所谓“诗言志”“思无邪”的冲击，更见出其不守常规的语言霸气。
　　鲁迅先生曾警告国人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的奴隶好’”。现在我们接受不少西方的文艺观念，若不是融为己用，而是反过来作为小看我们自己的文艺传统的把柄，对一些公认是经典的东西，也刻意标新立异地去否定，那么鲁迅先生的警告就会反过来成为事实，让大家争做“自己的奴隶”而相互“攻讦”——“窝里斗”。以此观之，《雪》词“帝王霸气”的意义正在于告诉大家要做“自己的主人”!
　　

• 罗浩波： 还《沁园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