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欣赏》二??三年第四期、第六期分别刊载了周五纯先生和王晓河先生的《“数风流人物”，究竟如何“数”法》、唐韧先生的《一“惜”应重千钧——新读〈沁园春·雪〉兼谈两种误读》和魏家骏先生的《“数风流人物”再细斟》，就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作了全新的解释，文中所流露的别致的治学风格和独特的治学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魏家骏先生的《“数风流人物”再细斟》，其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令人敬佩，这也是每一个治学者所必备的素质。按理对于此词似乎无须再说什么了，但是读了这几篇特别是唐先生的文章后，隐隐觉得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的特点和方向有关，所以也借读《沁园春·雪》与唐韧等诸位先生商榷，敬盼指教。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三篇文章都想通过诗词中的某一个关键词来建立解读全词的基础，这的确是一种纲举目张的手法，我们在进行文学欣赏时也往往是通过寻找一个角度切入作品来解读全文，如果文中有某个词或某句话能和切入作品的角度产生呼应，那么以此建立的解读基础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用这种手法解读作品是否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体语言符号与整体语言符号的关系问题。尽管我们能通过某个词或某句话来建立解读全文的基础，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这个词或这句话相对于全文来说只是个体的语文符号，无论它多么重要，它也只能隶属在它和无数个其他个体语言符号一起组成的全文整体语言符号之下，它的重要性也只能在它所属的整体中才能得到体现，换句话说，分析某个体的语言符号一定要结合分析构成整体语言符号的可见的符号系统，不能脱节，也只有分析了这个符号系统，我们才能知道某个体语言符号是否重要，对它的分析是否正确。所以分析单独的词句，方向要指向全文整体语言系统本身，在解开全文语言系统本身的情况下，方可结合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而完成文章的最后解读。如果你仅仅抓住了某个体语言符号，然后带着这个符号离开整体符号系统，到整体符号系统之外寻找答案，再带着这个答案回到符号系统中，那极有可能导致误读或概念式解读。如《“数风流人物”，究竟如何“数”法》一文中，不同意别人对“数”的分析讲得还算有理，因为作者能注意联系词作的其他语言符号，可一到作者自己建立对“数”的理解时，就开始离开词作的语言符号系统了，结果不仅在阐述上被魏家骏先生发现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在对“数”的解释上也很勉强：“不是比较起来最为突出，就不能用‘数’。”这话未免有些武断，我们通常说“数典忘祖”、“数往知来”中的“数”难道也是“比较起来最为突出”的意思?回到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中，“数”作“比较起来最为突出”理解，一般在上下文中给“数”的对象设置一个比较范围的情况下方可如此，比如作者所援引杜甫的诗“国初以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中，因为有前句的“国初以来画鞍马”作为江都王比较的范围，所以“数”作“比较起来最为突出”的理解。而毛泽东词中，我们发现结构上作为比较范围存在的五个帝王和今朝人物，恰恰是“数”的对象；而结构上作为“数”的对象存在的“风流人物”偏偏是比较的范围，此处对象与范围、种与属的关系恰恰与杜甫诗中相反，所以如果也理解成“比较起来最突出”怎不勉强呢?魏家骏先生说“把‘数风流人物’中的‘数’，理解为‘比较起来最为突出’也未尝不可”，好像是在认可，但他同时又立即更正说：“但据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好像还是应该这样理解：‘历数两千年来的历代帝王，他们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看当今世界，无产阶级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数风流人物”再细斟》)，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否有其他意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魏先生对把“数”理解成“比较起来最为突出”也不很满意，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分析者把某个体的语言符号从整体符号系统中抽离了出来，甚至偏离了艺术方向，走向一种概念式解读，在一种概念之下，看上去当然“未尝不可”啦!
　　魏家骏先生更正了周先生和王先生的说法，但他自己的解释仍然没有摆脱概念式解读的影响。魏先生的解释来源于毛泽东的一段自注，我也引出来：
　　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都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因为这段自注，所以魏先生认为“我觉得这样解释(见上文)，比较切合毛泽东写作这首词的一九三六年初的思想境界；也比较切合他在一九四五年秋把这首词书赠柳亚子先生时的心境。”，并说：“否则，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那样一个特定的形势下，又是与民主人士交往，把显示自己这种‘领袖气魄、王者风范’的词，书赠柳亚子先生，在他面前显摆一番，说几句大话，岂不是授人以柄吗?那还成什么话呢?”这段自注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读《沁园春·雪》时写下的，我有点不可理解的是，一九五八年的思想、心境怎么能影响、左右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的思想和心境呢?书赠柳亚子的时候，为了避免“授人以柄”是否也到一九五八年来索取这个思想，然后再去告诉柳亚子“我非王者”?魏先生既说“把显示自己这种‘领袖气魄、王者风范’的词，书赠柳亚子先生”，是认可了词中的“领袖气魄、王者风范”，怎么又说“历数两千年来的历代帝王，他们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看当今世界，无产阶级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呢?你的解释是真是假还是在为毛泽东的真实情感做跨时空的掩盖?(引用见《“数风流人数”再细斟》)这些疑问的产生，这种概念化的解读也是因为魏先生没有在词作的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中来分析，如果我们进入词作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我们会发现上文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一个个个体的人，具体可感的形象，从语言本身的规律上看，能与之在同一层面进行谈论比较的也一定是个体的人，具体可感叹的对象，而“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政治名词，无限落实下来也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群体人的总称，根本不具备单独、具体、可感的人的特点，所以魏先生在解释“数”为“历数”时，尚能切合词意，但到“今朝”“风流人物”时，又走入了概念式解读，“今朝”“风流人物”解释成“无产阶级”明显是不妥的。(毛泽东的自注我将在下文论及)
　　二、语境的问题。这我要联系唐韧先生的文章，唐先生的文章好像是另辟蹊径发现了“惜”字，但其解读手法与其他两文相似，产生的问题也差不多，因为唐先生在其文章中谈到了“语境理论”，所以我在语境的问题里来谈他的欣赏文章。
　　欣赏语言作品当然离开不了语境，关于语境，唐先生文中有一段话：“过去说到语境，我们理解的只是文章的‘外语境’，即所谓‘时代背景’(社会自然环境)，或文章的上下文语境，因为‘境’在汉语的理解中，有‘外在’之义。而现在的新语境理论，则是把无声的‘眼色、表情、神态、手势、身体动作’和有声的‘声调、语调、语气、停顿、重音”都视为‘副语言环境’，而在把社会环境扩大到‘时间、社会心理、地域、社会集团、事件、年龄性别、对象’诸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文化语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与性格)和‘语体语境’(口语的不同类别，书面语的不同类别)”，这段话有两个问题，从结构上看有点不够完善，他说“过去说到语境，我们理解的只是文章的‘外语境’”，言下之意当存在文章的“内语境”，可“内语境”是什么他又没有界定，如果猜测就是下文的“副语言环境”、“文化语境”、“语体语境”，又不可能；从内容上看也不够系统。其实我们所理解的语境，所谓“内语境”，是指在语言作品内部，由一个个具有独立存在意味(即具备形、音、义)的语言符号(或语言材料)构成的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符号互为对方存在的环境，最典型的就是“上下文语境”。唐先生所提到的“副语言环境”实际上也就是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单独的语言符号有其有限的社会约定俗成的意义，表达力有限，而通过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方式组合后所形成的语言符号系统却有丰富含量和强大的表达力，乃至于所有的社会文明都可以体现在语言符号里，所以，这个语言符号组合的方式，这个语言符号相互间的关系，这个“内语境”是我们分析语言作品的基础和根本。语言符号相互间关系的相对总和(即语言作品的符号系统)构成一个个具体的语言作品，在语言作品之外的，创作这个语言作品时的作者情况我们称之为“外语境”，这个“外语境”比较复杂，因为它包含许多难以论定的因素，它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作者的主观内在因素，比如性格、意志、情感、习惯、思维方式等等；二是影响作者主观内在因素的客观外在因素，比如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天象气候、高山流水等等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三是外在因素对内在因素的影响方式。“外语境”尽管复杂，但它的确能帮助我们理解语言作品，当然，也仅仅是“帮助”，因为从我们的分析来看，距离作品内涵最近的是语言符号，其次是内语境，再次是外语境中的作者主观因素，再次是客观因素，再次是方式。所以，解读语言作品最关键的是解读符号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内语境，如果离开内语境而将语言符号直接拿到外语境里来解读，再将答案返回到内语境里去，极容易产生违反艺术规律的解读，我们来看唐先生对《沁园春·雪》的欣赏。
　　唐先生抓住了“惜”字，他说：“品味再三，秘密藏在那个‘惜’字上，全词的重心也落在这一个‘惜’字上。那些名句，实际也都是与这个‘惜’字密切关联。从结构而不从警句上看，‘惜’字才是诗眼。”既然认为从结构上看，“全词的重心”落在这个“惜”字上，那么就应该在词的语言结构里去分析这个“惜”字才对，可遗憾的是，唐先生却在下文的“谈两种误读”中也带着这个“惜”字离开了内语境，到了外语境里，得到了“背靠这样一个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力量和一支与人民血脉相连因此必迅速强大的军队，才是这个‘惜’字脱口而出的资格”这么一种解读，明眼人一看便明白，这与其说是对“惜”字的解释，还不如说是借推测作者为什么用“惜”字来确立概念式的解读方向。得到这种解读之后，作者又带着它返回到内语境里，于是说：
　　在陕北小山沟，当然望不见长城、大河，这个“千里”、“万里”是用意念中的“望”。而“惟余莽莽，顿失滔滔”既是眼前景象(一切被雪覆盖，听不到黄河之声)，也暗合了中国革命暂处低潮的形势——革命大浪潮的声势目前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但是在雪的覆盖之下，又分明能感觉到一种飞驰、舞动的力量，一种向上顶向上争的力量，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心劲。这是暂处弱小之中的革命力量的“长势”象征物。那么，晴日到来时(从“万里雪飘”可知，作者眼中之自然景是阴天飞雪之景)的“红装素裹”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象征意义。这里要注意一个“须”字。一般解释是“等到”。但作者不用“待”“俟”之类而用须，除了音韵原因之外，还应注意到“须”除了“等到”，还有“必定”的意思。所以这个“须”讲做“必定会等来”，也许体味才更为细致准确。
　　概念式的解读最容易忽视艺术规律，而忽视艺术规律又会导致解读的自相矛盾。照这段话中作者的理解，词中的景物被分裂成对立的两方面，被冰雪覆盖的山势、水流象征着革命的声势浪潮，象征着革命的力量，自然，与之对立的冰、雪也就象征着压制革命声势浪潮的反动的反革命的力量，一旦反动势力“冰雪消融”，革命也就“红装素裹”成功。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再细看，问题来了。将毛泽东词中整体描绘的冰封黄河、雪盖高山、冰雪裹北国的艺术形象割裂成正反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是有违艺术规律?况且，如果这样，那么“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是不是说毛泽东不分好歹将冰、雪、山、原，正的反的一块赞美?再联系外语境来看，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正在“北国” 开创革命根据地，建立新政权，如果说“冰雪”象征反动势力，那“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怎么理解它的象征意义呢?又如何理解词的下阕首句“江山如此多娇”这综合式的赞美呢?自然界中的确存在具有相互对立冲突意蕴的景物组合，比如“大雪压青松”、“乌云蔽日”等的确能构成对立内涵的象征，但落实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是不是构成对立内涵的象征，首先要结合文章的内语境进行分析，然后再到外语境中寻找对应使之明朗化。即使是象征，用唐先生在文中借鉴艾略特的观点“象征就是努力寻找‘一组事物、一个局势、一连串情节’，使之成为‘恰是表达某一特殊情绪的公式’”，我们也要注意，创作者创作象征与欣赏者欣赏象征是不一样的，创作者创作象征时往往是先有“某一特殊情绪”，然后去寻找“一组事物、一个局势、一连串情节”和“表达公式”，而欣赏者欣赏象征，过程恰恰与之相反，是通过作者的“一组事物、一个局势、一连串情节”和“表达公式”来解读作者的“某一特殊情绪”，如果我们欣赏解读象征时却先找到“某一特殊情绪”再去看象征物，那就不是欣赏了，那势必要变成对号入座，也势必要违反艺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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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套用语境理论，创作的心理趋势应该是作者在一种创作冲动下由“外语境”走向“内语境”最后进入语言符号，所以“外语境”是创作的泉源。“外语境”就是作者的情况，比较复杂，诸位先生的文章谈得也很多，我想针对本词的解释谈两方面的问题。
　　一，政治家的毛泽东与艺术家的毛泽东。我这么一提其实意思就很清楚了，但要展开叙述可能会冲击本文的中心，简单地说，毛泽东不仅是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还是一个艺术家，也就是说他一生的行为有体现为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也有体现为艺术的，诸种行为虽互有联系但各自独立，绝不等同，而什么行为，决定什么方式的解读。创作《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在紧张繁忙的政治军事行为中忙里偷闲的一次艺术行为，所以应该艺术解读。从考证的情况来看，如果政治概念化解读此词，那么一九三六年创作此词的毛泽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并不具备与此词相匹配的气势，解读总显得捉襟见肘，但如果艺术解读就不一样了，在艺术上、思想上，毛泽东完全有这样的气势，因为思想在于对未来的深谋远虑，艺术在于想象，两者一结合，在这个艺术行为的时刻，冲天而起于《沁园春·雪》的“帝王之气”、拓展提升语词艺术境界的“帝王之气”完全可以理解。唐先生在文中说“若是就这样断出‘帝王的霸气’，对远在袁家沟雪原上的毛泽东，真的很不公平”。哪样断出，我将在下文阐述，但“帝王的霸气”却没有什么“很不公平”，“帝王”者，“主宰”也。早在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就在《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流露了这个思想，其实，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想主宰天下，想拥有“帝王霸气”的人何其多矣，哪止毛泽东一人!当然，想不想，表现不表现是思想、艺术的事，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那是军事、政治的事，艺术只要求我们作艺术、思想上的理解，没有必要去解释军事、政治。所以，对于“帝王霸气”是误读的看法，有待商榷。至于蒋介石的误读，那是艺术行为，政治处理，这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一种手法，我不想多论，但也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艺术作品进行政治解读。
　　二，作品诞生、书赠发表、出版自注。三篇文章所涉及的《沁园春·雪》的外语境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魏家骏先生已作了较为详实的说明，我想强调的是，三个方面，作品诞生时的情况最为重要，因为创作此词时是一个完全的艺术行为，贯注到词作中的思想情感也最真实，而且词一旦完成便定型了，而人却在不停的变化。到书赠发表的时候，作者的思想情感已经变化，那已经不完全是一个艺术行为了，已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再到出版自注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成了共和国的领袖，他的言行与国家形象，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出版自注则更是一个政治行为，因此，我们看到了自注中的“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的解释。你让一个人在政治的行为和环境中去解释他自己的艺术，艺术怎么能不变成政治呢?
　　放弃政治概念式解读，艺术地分析此词，起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上去像是在写景，写由“风光”领起的“冰封、雪飘”之景，但我们发现，“冰封”、“雪飘”在结构上是一个由名词和动词构成的主谓式词组，这种词组具有客观的介绍、说明、叙述的特性，往往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情感评价，“冰封”不是“冰冷”，“雪飘”也不是“雪大”，“冰封雪飘”只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进行叙述介绍，所以它体现出事物的轮廓性、总体性、普遍性、客观性，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情感性。而“千里、万里”则不同，它们在“北国”的领起下，包含着作者的主观情感和评价，所以结合起来吸引我们视线，给我们感觉印象相对较深的并不是“冰封雪飘”的景物，而是由“北国”带来的、继之以“千里、万里”的辽阔远大，这个辽阔远大不仅在拓展词的境界，为词的进行设置背景，而且与下文的“长城、大河”意象呼应，体现作者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这样的广阔天地里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思想情感。
　　真正吸引我们注意的景物描写是在下面，由“望”字领起，我们要注意的是，“长城”、“大河(黄河)”，悠久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两个意象所具有的历史纵深感与由“北国、千里、万里”具有的空间辽阔感已经构成了时空交错的宇宙意识，但作者似乎还嫌不够，又在“内外”、“上下”中继续这种空间与时间的宇宙感的建构，作者似乎是有意建立“北国”、“长城、大河”的中国与时间、空间的宇宙的联系，以便突出自己的感悟与宇宙的遥相感应，从而在更大的整个宇宙的范围内审视自己的情感，这的确是大气魄，是高屋建瓴的大气魄，是看穿空间，看透时间的大气魄。
　　大气魄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词中“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所流露的对人类所生存的空间，对祖国的山山水水不可遏止的热爱。联系首句，联系下文的“江山如此多娇”，再联系这部分描写所流露的作者情感，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对景物，对祖国山河的热情赞美，冰也美，雪也美，高山大河到处美；阴也美，晴也美，红装素裹分外美。所以这段景物哪些是作者想象的哪些是作者看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的情感。
　　在这种情感下，在这种气魄中，在宇宙意识里，作者怎么能不发问“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面对如此的河山，天下英雄又怎么能不“折腰”?于是情感自然流进下阕。对下阕的解读分歧较多，但我们结合对上阕的分析便能看到，正像上阕作者无意于让“冰、雪”象征反动势力一样，下阕作者也同样无意于批评古人；词的上阕是对自然景物的赞美，词的下阕则是对另一种景观——人文景观的赞美。“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中，“文采”、“风骚”、“弯弓射大雕”语言方向似乎是指向人的文艺方面的才能，这对于帝王来说该是非常次要的，作者用“略输”、“稍逊”，并无批评更无批判之意，“只识”中的“只”有程度上的加深，但它不但被“一代天骄”这个独存于“成吉思汗”之前的修饰语所缓解，而且也被“只识弯弓射大雕”所具有的幽默冲淡了。再看“惜”字，“惜”本来就有大的方面做得很好，小的方面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应该能做得更好的意思，所以整体上是赞誉的。这种对人文景观的赞誉作者是分两步走的，如果我们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为立足点，从“俱往矣”往前看，“成吉思汗”、“唐宗宋祖”、“秦皇汉武”是在历史的长河里，逆时间方向向过去纵向延伸；从“俱往矣”往后看，“还看今朝”则是在现实的土壤上，沿空间方向向四周横向扩展，“今朝”虽是时间词，但它却有空间现实之意，上阕中的时空意识在下阕再一次被构建，难怪说此词有“霸气”。对过去作者虽无批评之意，对现在作者却有比较之心，站在这个汇聚着历史，纵横着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时空点上，再论“风流人物”，舍“今朝”其谁?历史已经过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还看今朝”新一代风流人物正在崛起。
　　至于“今朝”的“风流人物” 是指谁，我想我们本没有必要坐实，从艺术审美上看，艺术作品就是要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艺术的规律进行猜想，但无论怎么想，从可比较性来看，那一定是具体的人物，比如可以是自指，因为创作此词本就是一个个人行为。也可以不止是自指包含他指，艺术是跨越阶级和国界的，所以也有可能是兼指当时正在逐鹿中原的“风流人物”，比如蒋介石，因为从当时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来看，最大的对手应该是他，等等。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到，语言符号一旦产生，便在它的自身的规律下获得独立存在的地位，外语境无论它如何强大，最终也无法改变语言自身的规律，所以，语言作品内部符号关系科学性，与它内涵的跨时空的多重指向性，又是不同时代的人与之产生共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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