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成熟的白话短篇小说。茅盾赞其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也因此，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但就是这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煌煌名篇却有一个往往为人忽视的文言短序：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1]
　　通常人们认为序文的作用是交待《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引出了小说的开始，也交代了故事的结尾。如果序文仅是此等作用（即中国传统小说开篇的楔子），同样可以用白话文来写。而且序文如果能像正文一样采用白话，更能使小说在语体和文体上保持全篇的一致性。但正如现在所见，小说的序文用文言文写成，正文十三则日记使用白话文叙述。那么鲁迅先生对序文写作舍白话而用文言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是因为白话语体写作不熟练的缘故？仅就后面的十三则日记来看，鲁迅先生对白话文的应用已相当熟练，完全能够清晰而艺术地讲述《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显然，这一推论难能成立。
　　《狂人日记》在当时形势下有“命体作文”的意味，不使用白话文，难推其应有的文化责任。众所周知，《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应钱玄同之约写成，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新青年》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其创办人胡适、陈独秀均极力主张废文言而倡白话，认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此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钱玄同更是提倡白话文的悍将，态度尤为激烈，直斥泥古的骈文和散文是“选文妖孽，桐城谬种”。但理论的大肆倡导，并未能直接促成当时白话文创作兴起和繁盛的局面。在此种语体激烈论战背景下，《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曾与鲁迅先生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二人的谈话内容除了著名的“铁屋子”喻论外，钱玄同少不了以编辑的身份要求鲁迅用白话文创作，以支持新文学运动。随后写成的《狂人日记》就可以说是一部规定了语体要求的“命体”作文了。从这个层面上讲，用白话文写序文更是理所应当。但在实际创作中鲁迅先生对序文写作却是取文言而舍白话。
　　由此看来，这不是文言、白话两种语体熟练与否的问题，文言序文所起的作用也不仅仅是为了交待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鲁迅采用文言写作《狂人日记》序文是一个刻意的行为，别有深意。本文试图从价值观、叙述视角和阅读接受三个方面来解读《狂人日记》的文言序文的意味。
　　
　　两种语体——两个世界
　　
　　《狂人日记》里使用了两种语体——文言和白话，这两种语体寓含着截然对立的价值观。在这两种不同价值的观照下，小说构造起两个对立的世界——现实和疯狂。
　　文言文传达出现实世界的声音。在这短短的序文中，出现了三个人物来代表现实世界对狂人事件作出评定。第一个是“余”，狂人的中学良友，序文的叙述者。依据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病中日记，判定其“所患盖‘迫害狂’之类”。第二个是某君之昆，也就是狂人的哥哥。为其弟病愈候补发出欣慰之笑，并慷慨把其弟病中日记献诸旧友，丝毫不谈狂人在病中对他“吃人”本相的“肆意诽谤”，大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味。第三个是某君之仲，狂人本人。然而序文中的狂人已非那个发现“吃人”真相大声呼喊“救救孩子”的疯狂之人，他的疯病已经好了，并有了候补做官的前程。对于病中日记，现在看来“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摇头之余，提笔命名：《狂人日记》。某君之仲，曾是狂人事件的当事者；某君之昆，狂人之兄；余，狂人昔日在中学时的良友，三人皆以常人心态看狂人事件，他们的种种举动都出于一个认同：狂人确实病过。在文言序文中，“疯狂”是现实世界给予狂人的唯一评判。
　　白话文则显现了一个狂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表明了作者所肯定的价值取向。狂人无端地感到自己所见到的人和狗都有祸害自己的意图和倾向。而且听到狼子村的几个人煎炒心肝以壮胆色；晚上睡不着觉，“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于是断然肯定，“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这是骇人听闻的发现。狂人对“吃人”的恐惧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大哥请来为狂人诊治的医生，却让他认识到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从古到今就是吃人的人，而且大哥也是合伙吃“我”的人，也就是说，自己不仅被无血缘关系的旁人吃，同时也被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吃。医生的诊治没有使狂人好转，反而加重了狂人的恐惧。狂人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文明社会的吃人，其实与野蛮的禽兽如海乙那的吃人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狂人诅咒并决定劝转吃人的人，并在想象中模拟劝转一个比“大哥小得远”的年轻人。狂人被迫害的幻觉加重，出现横梁和椽子堆在身上的幻觉。但另一方面狂人却把劝转吃人的想法正式付诸实际行动。第十一、十二则日记，狂人开始出现亲人被迫害的幻想——“妹子是被大哥吃了”，被迫害幻想发生了逆转性扩散。然而却又石破天惊地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吃人的人。最后第十三则，狂人在持续扩散的被迫害幻想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救声。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清醒的绝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被瞒与骗的几千年，终于由这狂人揭开了盖子，用癫狂的话语解构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吃人世界。作者通过对狂人一系列变态心理的描写，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了传统的封建道德，揭露了这种道德是一种“吃人”的道德，几千年的封建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最深刻的概括。
　　《狂人日记》的正文用“新”白话叙述，而序文用“旧”文言写成，两种不同的语体，隐含着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白话文中的狂人虽然思维混乱、精神恍惚，但他的臆想疯话道出了封建道德“吃人”的本相。狂人的世界看似疯狂但却是个理性的世界，作者在此用白话赋予了狂人思考、质疑、说真话的现代意识，“从来如此就对吗？”“没吃过人的孩子还有？”这显现出新文化、新道德的要求。在文言文叙述的现实世界中，狂人恢复了常态。而正是这恢复了正常的世界的存在——文言序文，一经与狂人所谓的疯言狂语对照，就凸显出现实世界（旧道德、旧传统）麻木、冷漠、血腥的非理性来。正常与疯狂经过理性的检验发生戏剧性的逆转。白话（新文学、新文化、新道德）与文言（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的孰是孰非在白话日记和文言序文的对立中赫然昭显。关于白话与文言之争，鲁迅的态度明朗而激烈，他曾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2]鲁迅如此激烈而决绝的态度正是对文白两种语体形式所隐含的新旧文学观、文化观、道德观的选择。
　　
　　双重视角下被唤醒的双眼
　　
　　序文文言写作的作用，还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可与正文叙述相比较的审视角度。序文以旁人视角看狂人事件，正文以狂人视角自叙感受。一个文本，两重视角，在此之上还有读者的一双眼睛，而这双面对两个叙述视角的眼睛，已不能再像以往阅读传统小说那样置身事外、“站在云端看厮杀”来得轻松畅快，它在不知不觉中就卷入了文言序文与白话正文所织造的“狂人疯狂与否”的诊断中。这样的阅读如此辛苦，但感受又是那样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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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文的叙述者“余”通过一系列行为来证明、强调狂人事件的真实性：“偶闻其一大病”，因为仅是“偶闻”，还是难以断定这一消息的可信与否。“适归故乡”，则“迂道往访”，得到其兄长的确认：“病者其弟”，并“出示日记二册”为证。叙述者“持归阅一过”，发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接着叙述者又验证了日记的真伪：日记“亦不著日月”，且“间亦有略具联络者”。是日记，但不写日月；日记有二册，但其中语句连贯通顺的却很少，可知实乃狂人所做。“惟墨色字体不一”，可知“非一时书”，也非他人杜撰。“余”如此详细且近于繁琐地考证，无非是要造成读者信其所讲为真的结果。
　　但在小说正文中，狂人对吃人真相的发现、“救救孩子”的呼声以及“我也曾吃过人”的自我怀疑精神，又使得读者对狂人“疯狂”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种怀疑从《狂人日记》发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不同的叙述视角带来了不同的价值判断。
　　正因为序文与正文对狂人事件的背离叙述，唤醒了读者久闭的眼睛，不再跟着说书人的视线，亦步亦趋。它需要的是聚眸凝视，看透这两个视角下隐藏的秘密。一贯的听书者突然间要成为故事最后的完成者，这是对传统阅读的一个巨大挑战！它要求读者不再满足于接受叙述者的解释，而应跳出来理性思考，这就跟传统小说要求读者接受叙述者权威的解释大相径庭了。
　　
　　顺逆相继——文白对立
　　
　　文学接受理论认为，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的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即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本文之间，常常出现顺向相应和逆向受挫两种情况。阅读中的顺向相应，能够唤起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预定积累，让其因旧有经验的重温而快适；而逆向受挫则以出其不意的人物、情节等打破读者的期待惯性而遣动读者的想象。[3]《狂人日记》在鲁迅先生手中就显现出顺向相应和逆向受挫间的关系，造成文言序文与白话日记的对立。
　　文言小序交待故事的来源——楔子，是晚清以来小说的通用体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用一个传统的外壳/形式，包含了一个现代的故事/正文。从整体的形式上看，它是符合顺应晚清以来小说的形式的。作者先用文言的语体、讲故事的传统风格写出序文，让读惯了文言文章和传统小说的读者处于默认的阅读习惯状态。小说题目是《狂人日记》，序文里讲的及它所预示的正文果然是一个狂人的故事，这让读者产生第一个顺向相应；文言的叙述语体，让读者在阅读语言习惯上产生第二个顺向相应；序文对狂人日记出处的娓娓道来，并安排了一个狂人病愈候补的喜剧式结局，让喜于考据和乐于听团圆故事的传统读者产生第三个顺向相应。至此，作者一步步将读者引入中国传统小说经典模式的温软梦乡。读者期待的也只是看作者是否按自己的预设来敷演成篇了。循此思路，接下来的阅读就成了一个验证的过程。甚至这期待连一点悬念都可以没有，因为在小说的序文中每次看到了开始，就猜中了结尾，屡试不爽。在此情景下，低俗贬斥的意味也似乎从作品内部冒了出来。而小说在鲁迅先生笔下的发展并未如读者所愿。
　　接下来的十三则日记，造成了读者极大的期待受挫。首先，语体的逆转。应接不暇的白话叙述代替了文言叙述。《狂人日记》里的白话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口语白话文，它是用欧美语言的表现形式、语法结构创造的一种新的白话语体，即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它是用来表达现代人思维方式、现代人思想感情的语言。这一语体无论给文言读者还是传统白话读者都带来了极大的不适感。
　　其次，人称的转换——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这种叙述有别于传统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叙述和第一人称讲述他人故事的模式，它直接将读者引入了人物的内心深处，给读者造成新鲜、陌生乃至恐惧的阅读心理。正如狂人听到狼子村的几个村民煎炒恶人心肝以壮胆色时产生“从顶上直冷到脚跟的恐惧”，读者看到此时也会如临其境，产生强烈的共鸣。
　　第三，传统价值观的逆转——“吃人”的发现。读者随着狂人的视角逐渐发现：中国历史上有吃人的传统，现实中有吃人的罪恶；是人吃人，不仅统治者吃人，而且被统治者也吃人。隔壁邻居吃人，兄长吃人，自己也吃人，没有一个人逃脱得了吃人的命运，每个人身上都有兽性的遗留。提倡了四千年的仁义道德不但是掩盖吃人罪恶的遮羞布，更是造成民族吃人传统的黑心毒药。这让每一个读者振聋发聩，又让久以君子自居的国人难以面对：若说其有，就是对自我人性的否定；若说其无，不啻于掩耳盗铃。
　　最后，狂人生理病态的真实似乎是对序文“迫害狂”说法的印证，但狂人对“吃人”真相的发现，又让读者思考、产生认同感。这样的写法，不要说当时的读者会陷入序文、日记二者谁为真的迷局，即便到了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研究者还在争论狂人是真病人还是“精神界的战士”。
　　文言序文唤起了读者在阅读上的顺向相应，继之而起的白话日记又造成了阅读的逆向受挫。处于顺向相应和逆向受挫巨大分裂中的读者，既无所适从，又不能无所作为，遂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这种阅读感受是传统小说难能产生的。
　　狂人事件经过文言序文的他者讲述和白话正文的自我叙述，被构造为两个悖反的世界。文言序文讲述的是一个在旧道德观念支配下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现实世界。而这个看似正常的世界在白话正文中被狂人用臆想疯话揭示出其“吃人”的血腥本相来。正常下隐藏着麻木、血腥和荒谬的非理性，癫狂的话语却发出“从来如此就对吗？”、“救救孩子”的理性呼声。文言序文和白话正文这种背离叙述造成的裂缝，给传统读者在阅读上带来巨大的挑战。书者不再权威，读者不可盲从。小说呈现的不仅是文白两种语体之争，更是两种语体在二十世纪初语境下所代表的新旧价值观念的对立以及作者对思考、质疑、批判等现代意识的呼求。文言序虽短，但它与白话正文的对峙互现，使小说以上诸种意义得以彰显深化。《狂人日记》也由此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
　　
　　注释：
　　[1]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2]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3]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于强，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 于　强： 戏剧《雷雨》中蘩漪形象的再理解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5期
• 于　强： 《狂人日记》文言序文的意味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