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与詹妮特·温特森的《守望灯塔》都不约而同地选取了“灯塔”这一意象，并且围绕这一意象各自构思了以上两部杰出的作品。虽然所选之物相同，然而在两个作家的笔下，相同的灯塔却具有完全不同的象征意义。本文就从这两个相同的象征物着手，通过分析两者内在不同的意义，来探讨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詹妮特·温特森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一、理性之塔与爱之塔
　　
　　对于《到灯塔去》中灯塔的象征意义，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的争论：容新芳，张士民在“人与物的相映与生辉”中认为灯塔是拉姆齐夫人的美德精神的象征。[1]杜娟认为“灯塔是拉姆齐夫妇的整体代表”，即“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的统一”[2]
　　笔者认为在《到灯塔去》中灯塔象征着一种理性精神。
　　第一，《到灯塔去》是以现实中的父母：莱斯利·斯蒂芬与朱莉亚·斯蒂芬为原型的，而与人们料想的恰好相反，莱斯利·斯蒂芬虽然在性格上存在种种弱点与缺陷，但伍尔夫对他的看法与评价却是很高的：“一个爱挑剔的精细的头脑，训练有素而明晰透彻”，在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伍尔夫就在父亲的指引下阅读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父女俩还会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可以说现实中的莱斯利·斯蒂芬是孩子眼中的引导者，朝着某种肯定的道路上走去。第二，一开始，拉姆齐先生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缺陷的人物，他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真实，而忽视了个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当时的他所代表的理性是一种狭隘与静止的理性，他渴望达到R，但同时他也明白“他将永远也达不到R”。（伍尔夫，238）不过，这种情况在拉姆齐夫人死后得到了改变，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同情与安慰，因为此时他内在的理性精神已经达到了一种永恒的完善的境界，是包容了博爱，牺牲等属于感性内容的理性，而只有这样的理性才能独立地长久地存在。
　　而在《守望灯塔》中的灯塔象征着宗教博爱精神。
　　《守望灯塔》中的主角银儿是一个缺少关怀与爱的孤儿，其内心是不平衡的，“我一生下来就掉进了这个倾斜的世界里，而从此以后我也就过上了这种带有倾斜角度的生活。”（温特森，3）更为严重的是，周围的环境和人们并没有把爱传达给这样一个需要爱的孩子，相反，在那个最孤独最没有人味的灯塔里，银儿找到了爱。给她爱的人就是瞎眼的守塔人普尤，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故事——来传达自己的爱，银儿也正是从他所讲的一个个充满爱的故事中正常成长起来的。这种爱填充了银儿空虚的内心世界。
　　塔中的故事也都是一段段爱的历史，作者借着普尤与银儿之口在漫长的历史范围内找寻她要讲述的故事：《圣经》中力士参孙，有着《红字》中丁梅斯代尔和《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影子的牧师巴比·达克，还有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中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些故事都是关于爱情的悲剧，但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了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爱情而努力地去追求，即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詹妮特·温特森笔下的灯塔是一座浓缩了各种爱的聚合体，它包容了一切人世间的爱，这种爱就类似宗教里的博爱精神，有如上帝之光一样，在危险的大西洋上坚定地矗立着，引导着迷失的水手们走向生的希望，同时也照亮了每一个与它相关的人的心灵深处的阴暗。
　　
　　二、独立发展之塔与寻找自己的声音之塔
　　
　　《到灯塔去》是一本回忆性的小说，以自己的父母为原型进行写作的，在写作中她得以仔细地重新观察自己的父母，深入到父母的内心世界去思考与关照，但这种回忆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忆，“我把那个世界[斯蒂芬家庭的世界]包容进了由我自己的气质所造就的另一个世界之中。”（MB，P.84）她这样做的目的是双重的。
　　一方面她渴望摆脱母亲加在自己身上的影响，茱莉亚的死在一段时间内给伍尔夫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在母亲死后很长时间，不管在思想里还是在幻觉中都充满了母亲的各种形象。于是在《到灯塔去》里伍尔夫就通过正面和直视自己的母亲，同时创造出新的情境在塑造她内心中新的母亲形象，以摆脱母亲的阴影，这于她是一种自由和解放，当她完成这部小说之时就是她获得自身独立发展的时候。
　　另一方面，做为英国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代表，早年伍尔夫就发表了她的女权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屋子》，认为女性必须在经济和物质上不依赖他人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主角——拉姆齐夫人也承载了作者的相类似的期望。她如圣母般的用自己的博爱精神去安抚每个人的心灵，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完美的人物，在她空闲下来的时候却遭遇了生活的困境，但是每到这种时刻，她就会把目光聚集到那座灯塔上，“她注视着这灯塔的闪光，就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和某种东西，特别是她所看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这东西，这稳定的，长长的光柱，就是她的光柱。”（伍尔夫，268）文中的“这个东西”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让拉姆齐夫人在虚无杂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牢固的支柱和确定的方向，使她能够从缠绕在她身上的琐事与人们中突破出来，找到片刻的安宁，寻求到自我存在与发展。
　　在《守望灯塔》中银儿的成长则是作者温特森阐发自己思考的结果，同样是作为英国女权主义的代表，温特森更以身作则，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她16岁的时候，她就不顾世人的眼光而与一位女孩相爱了，而且她并不刻意隐瞒自己这种身份，在她的一篇散文（The Semiotics of Sex）中曾这样说道：“我讨厌女同性恋这个词，它除了可以用来张扬以外什么不能告诉你。我并不为任何团体写作——男性，女性，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我写作只是想为意识和思想带来一种转变。”她的这些话语一方面是为女同性恋者的辩护，另一方面也是以一位女作家的身份来向世人和社会昭示自己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文中的银儿，在开始时是个内心倾斜，迷失自我的弃儿，然而在灯塔里，在普尤的照顾下，她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而成长的标志就是学会自己讲故事：
　　“给我将个故事吧，普尤。
　　哪个故事，孩子？
　　一个重新开始的。
　　那是生活的故事。
　　可它是关于我的生活吗？
　　只有你讲它它才是。”（温特森，98）
　　银儿刚起初是一个认真的倾听者，后来普尤极力鼓励她自己把故事讲出来，“自我是在讲述生活故事的过程中形成的”（Ricoeur，1986，p.132）“叙事帮助我们发现自我，了解自我，故事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栩栩如生，极具感染力的心理世界。”[3]学会讲故事就是一种成长，随着银儿由倾听者顺利地转变为讲述者，她内心倾斜的世界也随即平衡了。
　　所以在《到灯塔去》和《守望灯塔》中两位作者都从“灯塔”这个意象中找到了自己想为女性说的话。但不同的是，伍尔夫的“灯塔”主要是以男性所代表的理性为基点，希望女性能从中汲取坚定地力量和毅力，为自己的博爱找到真正的支点，以求得独立自由的发展。而温特森的“灯塔”虽然是建立在基督的博爱精神之上的，但同时又鼓励女性在其中要学会争取到自己的发言权，找到属于自己独立的爱，“如果你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你最好造出一个你自己的世界。”（温特森，4）由此看来，两位作者相同的创作动机却创造出了不同的艺术形象，她们都试图把目光聚集到女性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希望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然而，两者却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通过不同形象——两个灯塔来阐明各自不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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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温特森对伍尔夫的继承与超越
　　温特森对伍尔夫的继承主要集中在同一意象——灯塔的选择上。
　　伍尔夫在创作《到灯塔去》之前曾长期思考中心意象的创造：“一座雕像，一座放置在高处的雕塑，总是直视着黑暗的深处。”[5]而符合这一特点的意象毫无疑问就是灯塔，在两位女性作家的眼里，灯塔可以说就是一种坚定与永恒的存在，当作者在探寻女性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感到迷失与彷徨时，灯塔就如它在海上的指示功能为作者指明了一条明确可行的道路。因此，两位作者同时选择了这一意象作为自己作品中思想的主要承担者则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这一意象上，温特森更多的是对伍尔夫的超越。
　　第一，灯塔的诗意功能。
　　如果说伍尔夫笔下的灯塔主要承担了一种叙述功能的话，那么，温特森的灯塔则更多表现了一种诗意功能。“在小说中间你总得有一条中心线把构思聚合起来。”（Letters，iii （27/5/1927），p.385）伍尔夫在给罗杰·弗莱的一封信上这样说道。因此，这里的灯塔在除象征意义之外，也是作为一种叙事手段而存在的，作品的三个部分都写了灯塔，每一部分中的灯塔都起到推动叙事以及核心的作用：第一部分，在人物意识流动的繁杂与转瞬即逝的物象中，灯塔成了唯一固定的反复出现的特殊意象，它是拉姆齐夫人的心灵世界的对应物。第二部分“时光流逝”中在人物和居住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唯有灯塔依然高高耸立，似一种永恒俯视着世间的一切。第三部分中灯塔又转变成为人物追求与靠近的目标。《到灯塔去》通过灯塔把这三个部分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发挥了全文的线索的作用。
　　而在《守望灯塔》中，灯塔被赋予了一种诗意。首先，作者塑造了一个梦幻的灯塔世界，银儿和普尤就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坐下来之前，都得把黑暗赶一赶或是拨拉开。黑暗蹲在椅子上，像帘子那样挂下来覆盖在楼梯上。”（温特森，18）其次，“灯塔”的光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的这种特点也预设了一种小说创作理论，她在这个小说中透露了自己的叙事观点，认为“从来就没有连续的叙述，有的只是一个个被照亮的时刻，其余则是黑暗。”（温特森，117）但这里所谓的黑暗并不是完全的荒芜，里面所蕴藏着比“照亮的时刻”更深刻的内涵，它需要读者的主动创造。温特森在《守望灯塔》中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用极其简短而深刻的语言任意打断连续的叙事，使故事留下大量的空白与跳跃，呈现出一种块状结构，在《卫报》的评论中曾这样评论温特森的小说：“她依然追求和捍卫自己的诗性语言，她的小说的意义聚合了科学，神话和寻求的隐喻。”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伍尔夫就提出了一种“诗化小说”的理论，。她在《狭窄的艺术之桥》里这样阐述她的文学期望：“它将用散文写成，但那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5]她所盼望的小说是像诗一般能够展现现代人心理的一种文学载体，即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绘出人类最深层的心理状态。从伍尔夫本人的创作来看她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文学展望，在她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幅幅如诗般的情景和片断，以及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然而，另一方面她所擅长的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却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诗的凝练美。这于作者永远是一种摆脱不了的矛盾。但温特森却从“灯塔”的特点里成功地探求到“诗化小说”的创作奥秘，避免了意识流带来的拖沓与无序的毛病。
　　第二，向内的灯塔与向外的灯塔
　　在《到灯塔去》中人物是从外部世界逐渐向内靠近灯塔的，最后的“灯塔之行”则实现了人物与灯塔的结合，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运动，这里的灯塔可以看作是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向灯塔靠近则象征着作者向自己内心的挖掘。这是一部回忆性的作品，在其中我们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她的生活环境留下来的种种印迹，作品中的人物也往往可以在她的生活中找到大致的原型，带有传记的性质。
　　但在《守望灯塔》中情况恰好相反，人物是从灯塔向外部世界走去的，银儿在外部世界里通过寻找会叫自己名字的鸟儿和在小屋里迎接自己那位神秘的情人的过程中成功地融入到了外部世界里，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作者希望从自己看到的世界出发，习惯以说教的形式来影响读者，“我甚至不准备去取阅读者，我只是想要改变他们，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诱使和解放他们，把他们带到一个它们不曾去过的地方。”《守望灯塔》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所宣扬的是一种宗教基督式的“大爱”。如果说伍尔夫的创作倾向是向内的，以自我述说为特色，那么，温特森则是向外的，向着他人的精神世界，向着无边的世界延伸，而且这种向外的笔触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都是从同一动机出发的，即探寻女性的发展道路，但由于主张的观点不同而导致其创造的意象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并且从这些差异出发，我们还可以探寻到温特森对伍尔夫在创作理论和实践上的超越之处，即“诗化小说”与“向外”的创作倾向。
　　
　　注释：
　　[1]容新芳，张士民：人与物的相映与生辉——论《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与灯塔的象征意义，外语教学，2004年11月
　　[2]杜娟：塔与灯的真实———论《到灯塔去》中灯塔的象征意义，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3]马一波，钟华著：《叙事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0页
　　[4]林德尔·戈登著：《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5][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论小说与小说家》，翟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潘秋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2005级基地班学生。
　　

• 潘秋子： 《到灯塔去》与《守望灯塔》中的意象比较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