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的说理性散文《花未眠》,是从花未眠的这种自然现象引出对自然美的探讨,然而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作品中隐含着一种“死亡意识”。在这里,“死亡意识”不再是一种普通人的思想意识,而是作家审视生活和自然的哲学思考,其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人生意义。据统计,川端康成近三分之一的作品都与“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死亡”简直就是川端康成作品的灵魂。从分析川端康成作品的“死亡意识”入手,无疑更有助于我们领悟川端康成文学作品的独有魅力。
一、“死亡意识”使作品有了独特的艺术特征
(一)使作品笼上了伤感与悲哀的色调
《花未眠》一开始就写道,“作者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进而发现“凌晨四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它美极了。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这里的“哀伤”,“不仅仅是因为海棠花的盛放不被世人欣赏和关注,更是因为一朵花的盛放之时,恰恰就是它的死亡之始”。一花一世界,自然万物莫不如此,不禁令人感慨良多。因此,“死亡意识”使文章基调低沉,具有一种哀愁的氛围,流露出伤感与悲哀的色调,具有感伤主义的色彩。他自己就说:“我还是觉得……感受方法中的那股哀伤情调的要素是浓重的,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感伤主义。”①这一点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尤为明显。在《十六岁的日记》《参加葬礼的名人》《抒情歌》《孤儿的感情》等一系列作品中,“死亡”都让作品充满着感伤和忧郁的色调。像《参加葬礼的名人》就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我”从童年时起就参加数不清的亲朋好友的葬礼,这些葬礼使“我”连衣服也净是坟墓味儿!小说中孤寂、悲哀、痛苦的情感就是在“我”对他人的死亡的无数次体验中形成的。铃木大拙认为:“日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生命哲学,却有死亡的哲学。”②这句话用在川端康成身上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川端康成的小说反映了有日本特色的“死亡哲学”:生即死,死即生。川端康成说“死亡就在我们脚边”③,死与生时刻相伴随着。
(二)使人明白“生”的意义
川端康成并没有把生与死对立起来加以理解,他说:“我觉得人对死比生要更了解才能活下去。”④也就是说要了解生的意义,就要了解死,死与生仅有一线之隔,死是生的延续。如此,川端康成的眼光便能穿行于生死之间,正如山本健吉所说的:“川端康成……萌发了一种生即死、死即生般的生死相连的感情,面对‘死者的世界’,不知何时,他产生了‘生的感情’,死中的生,生中的死,总是深深地潜藏在他的作品之中。”⑤在《日兮月兮》这部小说里有一幅轴画,上面题有“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这实际上正是川端康成的生死观写照:死即美。川端康成往往从审美的角度将死亡视为最高的艺术,在其作品中死便成了美的一种表现、一种追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花未眠》中。文中他引用画家雷诺阿的话“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接近死亡”,又引用米开朗琪罗临终的话“事物好不容易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亡”,由此说明“自然界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的美却是有限的”,客观上启示人们应该将有限的生命,放在无限的追求美的“生”的意义上。这与我国古人崇尚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理是相同的。
(三)使作品奏响主题的两种旋律
川端康成对“死”具有两重看法。一方面,他对自杀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一个人无论怎样厌世,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杀的人要达到圣境,也是遥远的。”⑥理解这一点,也就对《花未眠》中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句“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不难理解了。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人若能自己心甘情愿地进入长眠,即使可能是不幸,但肯定是平和的。”⑦川端康成常把自杀作为人为自己辩解及超脱俗世的手段来加以运用。《千纸鹤》充分体现了上述两重看法。菊治与他父亲的情人太田夫人及其女儿文子之间发生了不伦之恋,太田夫人因无法用理智、道德克服感情和情欲,而坠入了痛苦的深渊无法自拔。她与菊治第二次相见时,就表达了想死的愿望:“真想死,真想死啊!现在死去,该多么幸福!”回家后,便自杀身亡了。而文子本来并不赞成母亲与菊治的感情,但在母亲死后,却说:“家母过世后,第二天起我逐渐觉得她美了。”在这里,死将丑加以转换,甚至使之升华为美。死让人宽宥了一切,也净化了一切。这就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日本人认为,精神即一切,而且永恒不朽。依照他们的信念,自杀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便可以洗刷一个人的污名。”⑧而且,川端康成深受禅宗影响,思想中有着浓厚的轮回观念。《抒情歌》里就说道:“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般的梦境更丰富多彩的了。”⑨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龙枝对死去的爱人告白,听到爱人从天国表达的爱时,便希望两人能够转生为线梅或夹竹桃,让蝴蝶运送花粉为两人撮合。川端康成甚至把轮回转生当做打开宇宙奥秘的钥匙之一。他说:“我倒觉得它是迄今人类的思想中最美好的东西之一。最初我是把它作为灵魂上的事来信仰的。”⑩
二、作品中“死亡意识”的成因
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死亡现象及其死亡意识的形成,大致来说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一)童年时期养成的“孤儿的感情”
川端康成的家庭与日本镰仓幕府执政官北条泰时有着血统关系,曾被村里人称为“村贵族”。但是这一切在川端康成出世时就已经没落了。他曾说:“世家的后裔一般都是体弱多病的,犹如残烛的火焰即将燃到了尽头,……这本身已经是悲剧了。”{11}而川端康成本人则在出世后接二连三地遭遇亲人死亡的打击: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祖母死去,十岁姐姐病死,十四岁祖父逝世。川端康成不断地失去所有与自己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亲人,孤苦伶仃地依附着亲戚勉强存活,在他人怜悯的目光下长大。这种身世给川端康成带来了终身无法抹去的伤痛,他曾自言:“这样的境遇使少年的我感到懦怯,总预感自己也会早死的。这种境遇也使我感到寂寞和绝望。”{12}“除了祖父以外,我没有记住任何亲人的面孔。一个血统即将消亡——我仿佛是黎明月照的花。”{13}因此,在川端康成早期的作品中充盈着他所说的“孤儿的感情”。他所接触的“死亡”实在是太多了,在日常生活中“也嗅到死亡的气息”。我们可以从《十六岁的日记》《参加葬礼的名人》《致父母的信》等作品中看到孤儿的身份带给川端康成的寂寞、孤独的情感。其中《十六岁的日记》是作者十六岁时在祖父的病榻前以速记的形式写下的日记体小说,它以写“生”的形式记录了祖父是如何被死神一步步迫近的,里面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奠定了他一生创作的基调。到后期创作的作品,如《山音》《睡美人》等,都体现了老之将至时人对衰老、死亡的恐惧。
(二)禅宗思想的影响
禅宗在12?13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文艺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禅宗在日本提倡“本心即佛”,不讲求出家戒行,只重内在修行,认为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有内心的宁静与宇宙融为一体才是人生的永恒。禅宗同时认为人生是虚妄的,人生无常,只有“死亡”才是人体生命的解散;也只有“死亡”,才能达到涅??。生与死其实不过是一个状态的两种形式。川端康成受禅宗这些思想的影响极深,他自己承认:“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我不能把经典当做宗教的教义,而是当做文学的幻想来敬重。”{14}“但是佛法的儿歌总是在他内心底里旋荡……那古老的儿歌也和我的心是相通的。”{15}因此,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到处充斥着一种“死亡”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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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文化中的“物哀”传统
“物哀”是日本特有的美学概念,主要表达“同情共感、优美纤细的吝惜之情”。其中对四时风物的感念,对世事无常的喟叹,更具有悲伤哀婉的内涵。在平安朝,它成为贵族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识,也构成日本民族审美思想的基础。所以,日本文学普遍带有悲哀的意蕴,表现出一种悲剧的意识。
三岛由纪夫在总结川端康成创作经验时指出:“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是成功的。”{16}川端康成早期创作曾醉心于西方文学,随后逐渐转入探索日本传统文化的底蕴。日本二战战败后,川端康成有感于日本文化的衰败,结合自己对日本古典文化的认识,更自觉地寻找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他说:“也许回归日本的摇篮,反而会拿出日本新的东西来。”{17}在创作上,他认为《源氏物语》的“物哀”融化了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与西方裸露的哀伤是不能等同的。《源氏物语》的物哀传统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以悟来体验文学,从而产生幽玄、无常感和虚无的理念。川端康成自觉接受了日本文学的物哀传统,在审美情趣上崇尚“无”,认为“无”就是最大的“有”,是产生“有”的本质,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因而川端康成极力追求一种纯粹精神主义的美,企图从“无”去感悟精神的深邃。“在文艺殿堂中找到解决人的不灭,而超越于死”成为其美学意识的核心。川端康成十分赞赏古贺江春的一句口头禅:“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他还认为这并不是西方式的对死的赞美,也就是说,这种死亡观是植根于日本民族自身的文化的。川端康成的艺术成就,无疑与他自觉地继承与发扬日本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1}{4}{6}{11}{12}{13}{14}{15}{17}《川端康成散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第538、4、10、4、279、298、11、544、46页
{2}{8}吴永恒《在“魔界”中表现真与美》,《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1993.2,第80页
{3}川端康成《千纸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65页
{5}谭晶华《典型的中间小说》,《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1997.2
{7}叶渭渠《川端康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抒情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72页
{10}《川端康成散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16}叶渭渠《雪国·古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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