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用手中的笔,描绘了病态社会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疾苦,企图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解放,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体育精神,他提倡“洋为中用”,学习西方先进的体育思想,对现有体育活动进行发展和创新;他倡导体育的核心是“立人”;他提出在体育发展上要坚持发展个性和尊重个性;他将不推卸不退让的精神与体育精神结合。鲁迅作品中所倡导的体育精神对我国体育精神、体育事业,乃至国民精神的苏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鲁迅作品 体育精神 社会背景 历史价值
鲁迅,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人颂“文教思革”。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欺凌侵略的弱势地位。鲁迅用手中的笔,描绘了病态社会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疾苦,企图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解放,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面对国仇家恨,民族兴亡的时刻,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作品中所倡导的体育精神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对我国体育精神、体育事业,乃至国民精神的苏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鲁迅作品中倡导的体育精神内容
(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先进的体育思想,提倡体育的核心价值是“立人”
鲁迅在体育上提倡洋为中用,主张“与国际接轨”,强调人的精神的意义。我们讲人的生命,不仅是指生理上的生命,更是指精神上的生命。生存和温饱,是人和动物都有的需求;但发展却是人所特有的追求。合起来,生存、温饱和发展,就是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人的基本权利。“自由”,这是人的精神发展的核心。鲁迅讲的精神自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指独立思想和人格。二是人的自觉精神、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他在哲学思想上承认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认为人的精神意志是十分重要的,这与现代体育精神所提倡的“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等顽强、进取的体育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提倡发掘体育中的民族精神。鲁迅对民族的希望、民族的前途还是看得非常清楚,非常真切的
由于受到封建思想束缚太久,当时的国人个体生命意识淡漠,精神上显得懦弱而消沉,鲁迅则提倡“兽性”,呼唤国民的自我意识觉醒与顽强的斗争精神。鲁迅本人很注重体育锻炼,因而才能“三十年来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十天的。”他鼓励国人重视体育健身,除了拥有健康的体魄,争先创优的体育精神也是他所倡导的。其“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观点与今天弘扬的“重在参与”“和平友谊”的奥运精神完全一脉相承,可见鲁迅先生早就对奥运的精髓心领神会矣。
(三)重视体育锻炼从小抓起和提倡妇女解除缠足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要重视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艰苦奋斗的个人品质;在《狂人日记》中也提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在《热风》中提出“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的观点。这种通过培养和教育孩子来寻求解放中华民族之路,体现的是一种从小“立人”的体育精神。
鲁迅参加了秋瑾创办的“天足会”,这种解放、释放个性的思想与体育精神是一致的。
(四)尊重人性,发展个性。张扬人的个性,觉悟人的尊严,确立自我意识,学会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善斗之士来激发纤弱之人的心智和毅力,“尊个性而张精神”,打破对人性和人心的束缚,他借用“野性的呼唤”,来唤醒国人沉睡的生命力,主张活跃的精神风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人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而缺少“个体的人”的概念,因而缺乏对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的爱护和尊重。所以,鲁迅强调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主张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要有自我意识,提升生命价值,在生活中应该张扬生命,具备抗争精神和进取精神。
二、鲁迅作品中倡导的体育精神形成的社会背景
(一)社会环境
鲁迅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激越变革的时代,西方列强凭借着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军事武器侵略中国领土之后,对外贸易关口彻底打开,西方新文明大量涌入国土,既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又有破茧新生的希望。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扩张,中国面临背水一战的困境,有识之士想要突破旧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探索发愤图强、救国救民之路。由于社会经济的衰败,科学技术的落后,固有的封建思想严重束缚,鸦片的流入,致使国民越来越羸弱不堪。从龚自珍提出“自改革”,即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其间两大改革运动——洋务与维新,虽已烟消云散,但足以刺激后来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二)家庭背景
鲁迅的家族是浙江绍兴会稽县的一个周氏大家族,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周家在周福清时代家境很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但考试总是不中。当时清朝的官场作弊成风,周福清疏通官场,让周伯宜去作弊,不料被告发,周伯宜在考场被拘留。当时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主动向会稽县衙自首。为了疏通关节,鲁迅的母亲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监候斩”,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鲁迅的父亲也卧病不起。鲁迅当时只有十三四岁,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父亲周伯宜于一八九六年十月离开了人世。家道的衰败,使鲁迅认识到了世态炎凉,他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母亲看到鲁迅去意已决,就为儿子筹集了八元川资,送鲁迅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其时鲁迅刚好十八岁。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