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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碧柳 文选 ]   

聂华苓:三生三世

◇ 关碧柳

  香港女作家夏易在《看聂华苓的照片》中写道,“看聂华苓的照片,就知道她是个能支配环境,而不甘被环境支配的人。从眉梢、眼角,从笑容、风度,甚至从那微微向两边翘起的太阳眼镜的边缘,往往包藏不住地要泄露出她的聪明与能干来。”而了解一个面目真实,感情丰沛的聂华苓却不仅于此。爱人安格尔离去后,聂华苓伤痛莫名,“我在写我们在威尼斯的回忆时,有时实在写不下去了,只好停笔。这些都引起种种回忆,又逢深秋,落叶一地。我也成了一片落叶,飘落在这小山上,无限凄凉。现在我才知道,夫妇白头偕老,才是最大的福。”这些年,她写回忆录,又这样描述自己的东南西北人的生活:“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是为三生三世。
  (编 者)
  
  作 家 档 案
  聂华苓,当代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192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曾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台湾大学、东海大学副教授。1964年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和丈夫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组织,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让世界各地的作家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同时主持美国爱荷华大学“翻译工作坊”,一直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等工作。
  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散文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翻译有《德莫福夫人》《美国短篇小说集》《遣悲怀》和《没有点亮的灯》等作品。其他作品有《爱荷华札记》《沈从文评传》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表。另著有回忆录《三生三世》《三生影像》。其文章《亲爱的爸爸妈妈》入选初中语文课本。聂华苓的作品以深邃的历史感表现现代中国的沦桑变化,抒写台湾中下层人们的乡愁和海外浪子的悲歌。创作坚持“融传统于现代,融西方于中国”的艺术追求。
  
  作 家 作 品
  念故乡
  聂华苓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甚清,风甚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再寻旧生活,众亲友聚一堂。重享前乐,重享从前乐。
   ——《念故乡》(Dvorak曲,郑萍因、李抱忱词)
  
  屯堡在恩施县城东南角。清江的水永远是清亮的,绕着一条石板小路,两旁原有一溜小铺,正好作为教室。湖北所有省立市立女子中学全聚集在那儿。那就是抗战时期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
  小街和清江之间有个河坝,学生集会、上体育课都在那儿。下午课后,农民带着鸡蛋、花生、橘子、地瓜那些土产到河坝上去卖。三三两两的女孩在那儿散步、买东西吃,在河里洗衣服、打水漂,坐在河边石头上看书,写信,想家。人人眼巴巴盼望家信。许多女孩的家在日本占领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晚上自修课,两人共一盏桐油灯,两根灯草悠悠闪闪。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个东北女孩唱着《长城谣》,一面做功课,一个个女孩跟着哼起来,有的趴在桌上哭了,有的大声唱起来,歌声透着哭泣。
  不想家的时候,还是挺快活的。一天三餐,加上粗布连衣裙,全是政府贷金供给的。读书重要,耍也重要,吃也重要。每桌一小桶八宝饭,糙米、稗子、石子、沙子的八宝饭。八人一桌,每桌选一个桌长管饭,平均分配,一匙也不能多。永远有一两条狗在一旁等着。一粒饭也没留,饿狗只好拖着尾巴丧气地走了。早餐一大桶一大桶稀饭,一小碟炸黄豆。吃到最后,木桶刮得呱呱响,此起彼落。桶外滴了几滴稀饭,饿狗必定舔得干干净净。我们说那是天女散花,花落狗嘴。
  我和田福垚、严群强常在一起,她们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像大姐姐一般照顾我。我们也另有各自的朋友。河坝在上午冷冷清清。你在那儿爱怎么耍,就怎么耍。有一天宗志文和一个同学在河坝上,看见一条野狗嘴里叼着一块肉。她俩穷追不舍,终于从狗嘴里抢了过来,原来是一块腌猪肝。两人到农家,将猪肝洗净,爆炒辣椒大蒜,痛痛快快吃了一顿。第二天,有人说小街尽头训导组长袁猴家屋檐挂着的腌肉、腌猪肝不见了。居然偷到训导组长家里去了!不开除也得记大过!宗志文声色不动,趴在桌上解代数题。小街西头有个卖面条的小铺,她和同学去吃面,趁人不备,打开熟食橱子,一人塞了一大口肥肉。
  学校厨房日夜有厨子监守,还有学生轮流监厨,监饭,也监热水。晚饭过后,每人热水两勺。不准偷饭,不准偷热水。就是那个偷字叫人跃跃欲试。我、群强、福垚仨人一到晚上肚子就饿了,只要有一搪瓷缸的冷饭就行了,拌上在农家做的辣椒油,奇香无比。快要下自修课了,先下手为强。我们仨人在厨房外晃来晃去,癞子一走开,群强赶忙下手,我和福垚在门外把风。群强狠狠挖一大缸饭,仨人拔脚飞跑,乐得咯咯笑。有一次,给癞子碰上了,他一边骂一边追,追了一条街,我们钻进宿舍,他才罢休。那晚的宵夜吃得特别香。宗志文监厨那天,眼看着当时还不认识的谈凤英拿一大碗熬好的猪油走了。她理直气壮,明目张胆拿了就走。宗志文没说话。逃亡在外,同甘共苦,哥儿们讲义气嘛。
  姜德珍不做这一类调皮捣蛋的事。你吃什么,她吃什么,而且吃得有滋有味。她一天到晚啃数理化,和人有点儿格格不入,也不像我们鬼精灵主意多,招风惹雨。她本在农村读私塾,哥哥给她恶补了一阵子,来到屯堡,一下子跳到初中二年级。她脑子里只有一根弦:读好数理化,将来上个好大学。
  清江水流湍急,过河得往上游走一段路,才坐小木船顺水而下,到达彼岸。几个女孩跟一个老师从恩施城回屯堡,坐船过江,船在滩上翻了,一船人都淹死了。传说那老师在船上和女孩们调情,闹得翻了船。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没人证实,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凡是有关情的事,就有女孩编出有声有色的故事,在那干巴巴的生活中,那也是一种耍法。
  小街河坝那一段清江较浅,可从水中一堆堆大石上跨过河。那也是我们爱耍的游戏,胆小的人是不敢耍的。我们一个个跨过了河。姜德珍不甘示弱,一边叫我也来了,一边跨到石头上,摇摇晃晃,大叫一声,跌到河里去了。同学们大喊救命。河坝上一个农夫跳下河,将她救上岸,没出人命。人们围着她问长问短,她也不作声,神色惶惶回到宿舍。有人在外面大声叫喊,她的涛哥从恩施城里来了,她这才号啕大哭起来。
  
  作 家 链 接
  聂华苓的两张文学名片
  姚嘉为
  
  2008年5月去爱荷华之前,我先在加州圣芭芭拉见到了聂华苓女士。那是一次庆祝白先勇70岁大寿的学术会议,在台上她畅谈主编《自由中国》半月刊文艺栏的往事,并把白先勇和她多年的通信交还给他。生日晚宴中,白先勇风度优雅地请她跳第一支舞,她舞姿轻盈,衣裙飘飘,满脸的笑,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两周后,我前往爱荷华,再次见到了聂华苓。那天,她一身水蓝衣裙和外套,领口别胸针,神清气爽,招呼我在壁炉前黑漆的圆桌旁坐下,壁炉右方墙上挂着黄永玉的赠画,桌上的鼎是雷震送给她和安格尔的结婚礼物。墙上,屋梁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的面具。落地窗外,胭脂红的阳台上,一溜木凳,足可容纳二三十人。
  爱荷华城是大学城,聂华苓1964年刚来时,人口两三万,现在六万多。这里文化集中,思想开放,每天有各种演讲与文化活动,如普利策奖获奖人演讲系列、诺贝尔奖获奖人演讲系列等。2008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命名为文学城。
  天黑了,聂华苓在厨房里把草莓切片,倒入酒和枫汁搅拌,将独家秘方鸡汤在炉上加热,这是她的两道拿手菜。我们坐在餐桌前喝红酒,吃晚餐,那时柏杨刚去世,她谈起柏杨夫妇1984年来爱荷华的情景,谈她与柏杨之间肝胆相照的情谊。1983年最热闹,茹志鹃与王安忆母女、陈映真、吴祖光、七等生和潘耀明都来了,住在附近的五月花公寓,常来鹿园聚餐谈天。1979年举行的“中国周末”,两岸三地华文作家在这里第一次交流的盛况……这张餐桌前曾有多少世界名家云集,多少谈笑风生,如今一室萧然,只有咬着笔杆的安格尔,从像框中调皮地望着她。
  后院的坡地上,不见鹿的踪影,近年它们不常来了。阳台上,爱荷华河的波光依然穿过树林闪烁,角落里郑愁予送的烤肉架已冷落多年。聂华苓婉拒了妹妹邀她搬去加州的好意,情愿守着鹿园度日,“这里充满我和安格尔的生活,支持我活下去。”她说。
  
  第一张名片: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
  1925年聂华苓在湖北武汉出生,11岁时,任贵州平越行政专员的父亲被红军杀了,由寡母抚养她和弟妹们长大。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1949年辗转来台,同年进入《自由中国》半月刊工作,担任编辑,一年后被邀参加编辑委员会,是编辑委员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
  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指出,聂华苓主编《自由中国》文艺栏后,丰富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内涵,邀请作家的多元,造成散文的大量出现,内容上增添了异国想象,对情感与情绪的细致掌握,作家的“创作技巧完全异于制式、僵化的文艺教条”。
  聂华苓与梁实秋、柏杨的交往,可谓肝胆相照。她在回忆录中有专文写他们之间的情谊。《自由中国》停刊后,聂华苓陷于孤立,梁实秋不时请她和林海音、孟瑶去家里打麻将,梁师母以拿手好菜款待,梁实秋扮小丑说笑话,惹得她们开怀大笑。1964年她离台赴美,梁实秋主动借路费给她,后来她申请到研究费还给他。
  20世纪50年代初聂华苓已认识柏杨,那时他是郭衣洞,在《自由中国》发表了小说《幸运的石头》和其他小说。他在救国团工作,又办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我不太理他,觉得纯文学不该和政治搞在一起。”后来柏杨被捕,坐了几年牢,出狱多年后,1984年终于来到爱荷华,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1988年聂华苓得到余纪忠的邀请,终于走出了黑名单,重回台湾访问,柏杨的四处奔走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2年台静农教授登门邀聂华苓到台大教小说创作课,等于给她开了禁。接着徐复观请她去东海大学,教现代小说,余光中教现代诗,课在星期五晚上,他们当天一起结伴从台北坐火车去台中,再搭车上大度山。
  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作家陈少聪回忆当年上聂华苓小说课的情景:“和当时其他的洋老师比起来,她的教学方法很新颖。她用20世纪的西洋名家作品为教材,介绍叙述者的人称,作者如何使用意象来描述内在的心理真相。当时这些对我都是新观念。”她形容聂华苓当年的穿着和风采:“总是一身旗袍,看起来很传统,很有中国味道,气质举止优雅。看到她踏着细碎的步子走进教室,开始讲解那奥秘又辽阔的西方文学,我总感到惊奇又有趣。”
  
  第二张名片:创办国际写作计划
  1963年是聂华苓人生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美国诗人安格尔获得洛克斐勒基金会赞助,访问亚洲作家,来台湾时,结识了聂华苓。次年聂华苓应邀到爱荷华,担任“作家创作坊”顾问,1967年她与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1971年两人结为连理。“国际写作计划”与“作家创作坊”是爱荷华大学两个不同的文学计划,对象与目标都不一样。
  1941年安格尔接掌“作家创作坊”一直到1966年,25年间发展为美国文学重镇,主要对象为美国年轻作家,修完两年文学创作课后,获得硕士学位。也有外国作家参加,余光中、叶维廉、白先勇、王文兴和欧阳子都获得创作坊的学位。1967年创立的“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向安格尔提出的建议,每年邀请外国优秀作家到爱荷华来访问交流数个月,写作、讨论、朗读、旅行,他们是驻校作家。
  1978年聂华苓第一次回大陆,拜访了夏衍、曹禺、冰心等名家。1979年中美建交,三岸作家首次在爱荷华“中国周末”相聚,二十多名台港大陆和美国作家应邀参加,开了两岸三地作家在海外交流的先河。
  “国际写作计划”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台港大陆作家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平台。1976年安格尔与聂华苓被三百多名世界作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82年同获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之文学艺术贡献奖,聂华苓多次担任国际文学奖评审。2008年,聂华苓被选入爱荷华州妇女名人堂。
  这个计划带给聂华苓最大的满足是,“接触面广了,看的人多了,写作视野变得更广阔。我不只看中国人的处境,而是人的处境。作家在一起,谈的都是人的问题。”
  在“国际写作计划”庆祝四十周年纪念会上,主持人要她第一个上台讲话,她讲得全场大笑。汪曾祺曾说:“聂华苓比中国人还中国。”她觉得自己很中国,但也很美国,并不冲突。她和中国人一起吃喝谈笑,和美国人一起也很自在。“我在美国、大陆、台湾,就像一个女人穿衣服,什么式样都很合身。我已经融入美国社会了,不是努力地要融入,而是工作、婚姻、个人的交往,很自然地融入了。”
  离开鹿园前,我请求去安格尔墓前凭吊,她爽快地答应了。车子转进一条砖头路,她指着一栋屋子说:“这是白先勇在爱荷华念书时的住处。”爱荷华城里处处有作家昔日的步履,也只有聂华苓能一一指认吧!车子进入绿草如茵的墓园,一片静谧,我们来到安格尔墓前,一面黑亮的大理石碑上刻着他的名字,还有她的。碑上有一道雨渍,她连忙趋前细细擦拭,我绕到墓碑背面,上面是安格尔的诗句:“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
  (本文略有删节)

聂华苓:三生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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