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描写女性悲剧命运的作品,本文选取了两位女性——鸣凤和陈白露进行分析。鸣凤以身殉情,是黑暗王国里一道尽管微弱但却使人精神为之一震的闪光;陈白露是一个既已堕落又不甘心沉沦,起来斗争又缺乏信心和勇气,最终痛苦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悲剧形像。本文主要对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两位女性的性格特质、两位女性的内心矛盾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使我们对两位悲剧女性能有新的认识。
关键词:鸣凤 陈白露 悲剧 性格 矛盾 命运
鸣凤是我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巴金的小说《家》中的婢女,陈白露是我国著名现实主义剧作家曹禺的戏剧《日出》中的主人公。《家》与《日出》一为小说,一为戏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加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物形像有其相似之处;而相似之中,又有相异之点,体现了各自的特色,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一、就反映的历史时代而言,《家》反映的是“五四”时期及“五四”以后几年间的社会生活,向我们展示了高氏家族的没落史。《日出》则广泛地勾画了旧中国都市社会的各个角落,活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畸形世态。
《家》虽然没有完整地反映高氏家族没落的全过程,但是,它却对高氏家族必然没落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而生动、准确而形象的描写。它通过对高氏家族中高老太爷,“克”字辈和“觉”字辈三代人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血淋淋的“吃人”本质,形象地阐明了在封建专制强力下,“除了妇女以外,哪一个比随便什么人忍受更多专横顽固的全部压迫呢”[1]这一真理。《家》的故事里,充满了痛苦的呼喊,浸透着悲伤的眼泪,在强烈的痛苦中,奏出了愤怒的旋律,在悲伤的重压下,反抗的新人脱颖而出。巴金着重描写“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觉慧以及觉慧们的反抗精神的同时,还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深沉的黑夜里,首先闪耀出一道电光火石的婢女鸣凤。
《日出》以三十年代旧中国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大都市的一个高级旅馆与下等妓院为具体环境,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罪恶,对被迫害的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且殷切地盼望一个充满阳光的新社会的诞生。通过这个剧本,作者向那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魑魅魍魉,向那个黑暗糜烂的社会发出了呼喊,奏响了人的主题的旋律。将人放到金钱统治的社会上来考察,人与金钱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冲突是《日出》情节的基础,是戏剧的基本矛盾。因此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2]就不是简单地写剥削、压迫,而是深入社会的核心“人”,揭露了金钱统治的黑暗社会对人的吞噬、毁灭,对人的精神追求的扼杀。金钱统治社会对人的腐蚀、吞噬,人的要求遭社会扼杀,黑夜中的人渴望自由的人的世界。作者将人的主题这三层折光凝聚到一个焦点,塑造了陈白露的悲剧形像。不论是鸣凤,还是陈白露,她们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
二、就人物的性格特质而言,《家》中的鸣凤聪慧、美丽、善良、纯洁、高尚、富有忍让和自我牺牲精神,对爱情有热烈的向往。《日出》中的陈白露正直、聪敏、忍辱负重,她以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表现出其痛苦的挣扎与反抗。鸣凤和陈白露对未来都抱有虚幻的憧憬。
鸣凤生活在高府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她九岁被卖进高公馆做婢女,七年来,受尽折磨,在苦难中挣扎着生存和长大,在劳累、屈辱、孤寂、恐惧中度过她辛酸的童年。她悲惨的命运,不只表现在奴隶的地位上,而且还表现在被主人当作“财产”任意摆布、随意处置上。由于她的聪慧、美丽、善良,得到了高家“三少爷”觉慧的倾心和爱慕。这对于一个“眼前现出了一片茫茫荒野,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出路”,并始终被巨大的恐怖感压抑着的孤苦少女来说,无疑是在眼前闪出了人间的一线希望之光。她感到温暖和满足,激起她对未来怀有一种渺茫的幻想。然而,在高公馆这个黑漆漆的地域,只能是一场梦。奴婢的噩运,终于降临在她头上。在主子的谈笑间,高老太爷把她当作“玩具”送给比她大四十多岁的“孔教会”头目、地方恶霸冯乐山“做小”。在险恶的现实面前,她决然不听主子的摆布,不愿涉足眼前出现的那个堕落的深渊。她呼告无门,终于怀着对人生的留恋和不平,怀着对觉慧的深爱,以“跳湖自尽”结束自己短暂而苦难的一生。鸣凤最后的一个念头是这样的:“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远的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她,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自己。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3]这便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婢女的爱情的全部内容。她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借以保护和造福于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要损害他的一发一肤做代价,来换取自身幸福。鸣凤虽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但她始终没有泯灭对纯真的爱情的渴求之情。她的结局虽然是不幸的,但她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却具有不可磨灭的审美价值。
陈白露与鸣凤同样年轻、美貌、正直、善良,她和鸣凤一样也有着不幸的命运;但对生活的态度和对现实的反抗方式二人则有不同。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读书知礼,在她痛苦地与男友分手后,在都市奢华生活的诱惑之下,飘落到浮华世界,过着一种舞女不像舞女,姨太太不像姨太太,情妇不像情妇的特殊妓女的生活。她厌弃周围那些庸俗、卑劣的人们,但长久的放荡生活又使她失去了前进的勇气,以追求糜烂的生活来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她对未来曾向往过。她处在黑暗的地域,等待着太阳出来,但又感到太阳不是属于她的,她痛苦、失望乃至绝望。她没有勇气和力量同方达生一起远走高飞,去寻求自由天地,她没有也不可能像鸣凤钟情觉慧那样去爱方达生。何以如此呢?这不仅因为她饱尝过不幸婚姻、孩子死亡、家庭破裂的苦果,从而使她对生活丧失了信念;更重要的是她似乎与奢华的物质享受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聊放荡地度日简直成了她的生命的延续。
当方达生希望陈白露随他离开这块污浊地时,她的回答是:“你有多少钱?”“你养得活我吗?”“我要舒服,我出门需要坐汽车……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钱。”[4]实际上,她已“一辈子被卖在这儿”,这儿就是她自己的坟墓。不独如此,陈白露还为自己堕落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合法”的色彩。当方达生惊愕于她对人生的理解时,她慷慨陈词:“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的。我没有骗过人,我没有变着法子抢过人。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这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的人生哲学的表白,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是怎样侵蚀了一个原本纯洁的女子的灵魂。如果说鸣凤是为爱情而心灵破碎死去,是封建等级观念吞噬了她,那么陈白露自杀的根本原因是对社会、对生活、对自己的失望。死,成了她最好的归宿,也是她最后的无声的反抗。当然,不论是鸣凤还是陈白露,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真正根源都是剥削制度,她们是为产生她们的社会所害,她们是黑暗世界里无数被压迫女性中具有同种命运、同样结局而又个性鲜明的成功的艺术典型。
三、就鸣凤和陈白露的内心矛盾而言,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经受了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从人生问题的根本上说,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强调:“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年轻的鸣凤,她内心始终比肉体更为痛苦。她在痛苦而又惴惴不安的挣扎中,曾一次次燃起生活中的希望,但又一次次被黑暗的现实所扑灭。她像其他一些“薄命”女性一样,封建制度赖以支撑的上层建筑——神权思想,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死死缠着她,从而更加深了她的心灵的重负。悲惨的奴仆境遇,促使她“信仰”一切都是“命定”的,她哀叹自己这种无休止的苦难,她忍受着一切。“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能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之所以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这便是她的简单信仰,而且别人告诉她也正是这样。”正由于此,她对生活绝无奢望,她最高的心愿不过是给爱人做忠顺的奴隶。这就是促使她忍受奴婢凄苦生活的思想根源。但是尽管如此,十六岁的鸣凤仍然对未来的归宿怀有渺茫的希望和幻想,她仍坚信人生、珍惜生命,爱恋一切,也渴望有真正美好的爱情。于是,她一方面认“命”,另一方面又想违抗“神明”的“命定”,这就在她心灵深处构成一个历经煎熬的特定的痛苦世界,也形成了她的全部行为的内存联系。必须指出,作者也正是从她这个“抗命”的主导方面,即从这个被压迫着对自身命运进行抗争的视角,来描写她对觉慧的爱情的。这正是她违抗“命定”的思想在特定条件下的反映。然而,憧憬是美好的, 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所维护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又像“一堵墙横在她跟他之间”。这座又高又厚的墙,她是无法逾越的。她没有表达爱情的自由,只能任炽热的爱烧灼着那颗憔悴的心。她怀着一线希望挣扎着,她又在挣扎中感到一种绝望的悲哀。更为冷酷的是。心灵的炙痛,不尽来自罪恶的现实和因袭的重负,也来自自己的心上人和她的同根姐妹。觉慧先是用“把你嫁出去”的戏谑刺伤她的心,后来在她痛苦不堪,绝望赴死之前,他竟然丝毫未察觉出她的痛楚,终于让她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扑进了冰冷的湖水。悲剧出现后,周围那些受苦的姐妹们由于受了封建伦理的影响,竟也嘲笑她的不幸。由此可见,渗透在封建大家庭生活中的麻痹人心、灭绝人伦的封建礼教何等残忍!
给予陈白露的希望以致命打击的是她对自身的失望。在方达生面前,她内心的希望开始升腾,因为支持她在昏沉生活中活下去的是心中的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来叩她心灵之门的是方达生。问题不在方达生爱情的真假,而在于陈白露终于自己揭开了这个迷,她冒过这个险,却失败得很惨。导致这次冒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生活在她身上的影响。当我们在肯定她身上的积极的精神追求时,还应看到深深地渗透到她肌体中的资产阶级寄生腐朽生活的腐臭。这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旦失足,在人生的歧路上就愈走愈远。寄生的、奢华的生活使她丧失了自由飞翔的能力,她已经只能安于金丝笼中鸟的生活,再怎么也难以摆脱。她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跟方达生走,无非是重复过去与诗人的悲剧而已。这使她对未来失望了,她虽然心中有希望,却又不得不在残酷的生活桎梏下挨日子,正像鲁迅所说:“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自己腐烂的尸骸。”[5]这有多深的痛苦与绝路,希望终于化为灰烬,绝望的情绪盘踞了整个心灵——这就是陈白露往事回忆完毕的那一刻。如果说第一幕她向方达生告别时,做出“夸张的悲戚”,那么在这时则流露出深深的痛苦。环视茫茫尘世,没有她的一丝活路。陈白露最后绝望,下定自杀念头,不在小东西的终于无救时,不在王福升的催帐时,也不在潘月亭的破产、张乔治的不肯借钱时,而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刻,这之前是对死的犹豫,这之后是对生的留恋罢了。
鸣凤和陈白露,这两位“五四”以后的新女性,都选择了自杀来了结一生。为了希望的不能实现,终于抛弃了人生的乐趣,毁灭了年轻美丽的生命。人的毁灭必然引起我们悲剧的感动,而年轻美丽的生命的毁灭唱过多少魄动心惊的悲歌,我们应该向毁灭年轻美丽生命的罪恶势力提出严正的申诉。别林斯基论悲剧时认为,崇高的精神力量的毁灭是“悲剧中的致命的灾难”,是“悲剧思想力量与伟大意义所在”[6]。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中,人的希望的毁灭,是“致命的灾难”。在这“致命的灾难”中,她们怀着希望,向往自由的心苗被残暴、凶恶的罪恶爪子揉碎了。
鸣凤和陈白露用死赎回了她们生前得不到的东西,换来了精神的解放。虽然这解放是悲哀与痛苦的,但悲剧任务离不开崇高的精神境界。悲剧的感动力量在于:“所毁灭的不是在我们内部最贵重的东西。我们不是在最好的东西的毁灭中,而是相反地在真的东西中的胜利中得到提高的。”[7]毁灭中的新生,是真正的人的胜利。这就是悲剧的崇高,是悲剧最撼人心灵的又一力量。
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艺术上总是有所创新,巴金和曹禺对两位新女性形象的刻画,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注释:
[1]周芳芸:《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研究,1991年,第5期。
[2]曹禺:《〈日出〉跋》,北京: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
[3]巴金:《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曹禺:《日出》,北京: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
[5]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转引自朱栋霖《论〈日出〉与陈白露的悲剧形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6][俄]别林斯基:《戏剧诗》,《古典文艺理论译丛》(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徐开垒.巴金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2]林志浩.中国现代文学史(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3]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4]王嘉良.中国现代文学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5]李标晶,黄爱华.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0.
[6]杨辛,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邵奇斌 浙江省杭州市浦沿中学 3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