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瓦西里耶夫是在我国享有盛名的俄罗斯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由作家本人参与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多项大奖：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纪念奖、全苏电影节大奖、苏联列宁奖金等，作家因此崭露头角，蜚声于文坛，走红俄罗斯，走红世界，在中国也家喻户晓。
　　鲍里斯·里沃维奇·瓦西里耶夫(１９２４－)出生于一个职业军官家庭，卫国战争一爆发，他，一个十七岁刚毕业的中学生，立即弃笔从戎，奔赴前线，战后到装甲兵部队军事院校深造，作家于一九五四年开始发表作品。
　　一般来说，作家创作的路子比较宽，作品有描写战前生活题材的，如《后来发生的战争》《我的骏马奔驰》；有现代生活题村的，长篇小说《格鲁豪曼》(２００１)、中篇小说《女神的毁灭》(１９８６)；有道德题材的：长篇小说《别射击白天鹅》(１９７３)；还有历史题材的小说，如描写俄土战争的历史长篇《虚实往事》(１９７７－１９８０)、《俄罗斯皇后奥列迦》(２００２)、描写俄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历史长篇《请消除我的愁绪》(１９９９)等。但作家从小就处在浓浓的火药味中，作家自己曾回忆，“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马刺的响声中度过”，家庭环境及其自己的戎马生活都使他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过，“他是属于战争培养出来的一代人”，所以作家著称的还是战争题材的作品，在文坛上享有“擅长描写卫国战争题材”的美誉。
　　然而，他的战争题材作品有别于轰动当时文坛上的“全景小说”，如：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邦达列夫的长篇《热的雪》、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等，这些作家刻意描述战争中重大事件与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再塑战争的全景，而瓦西里耶夫笔下的人物主要是普通士兵，关注的是战士的普通日常生活，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具有代表性，它通过五个普通女兵的遭遇以及她们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细腻地展现她们的精神境界，他的创作被视为文坛上的“新浪潮”，瓦西里耶夫被称为代表。
　　在短篇小说《展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仍然保持着自己一贯的创作传统，描写普通人，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小说中的伊戈尔，尽管还是个孩子，但在祖国需要他的双肩“保卫莫斯科，保卫他们有五个房间、住着五家的单元套间”时，“头也不回”走向战场，再也没有回来；沃洛佳，只比伊戈尔大两岁，已经去过战场，几度参战，几度受伤；小说的主要主人公安娜·费多托夫娜尽管一生坎坷，但在战争需要时，她毅然决然地将独子送上了战场，独子牺牲，她悲痛欲绝，但她没有沉浸在永远的悲痛之中，“泪水，此时泪水有什么用!”她不再流泪，随即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夜以继日，她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上……
　　作家匠心独运，把这部小说的背景选择在有五个房间、住着五家的一套合用住宅上，这本身就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一个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主人公的高尚情操。安娜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但大家的孩子都是她的，都是她的亲人，她为他们拿出了自己全部的铁路津贴与配给……战争的炮火使这五个家庭只剩下五个妇女，她们肩并肩，组成人墙保护着孩子，同甘苦，共患难，请看对种土豆、吃土豆的描写：
　　
　　土豆却是全住宅大家一起种。星期天，或是晚上，轮流去种，去培土，去刨。大家围着桌旁吃饭，知道今天吃谁家的土豆，因为药剂师柳芭的土豆成熟得早，玛莎的土豆特别酥，瓦连京娜的油炸饼炸得比谁都香。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土豆了……而现在有三种土豆：集市上的，商店里的，还有古巴的，那时只有一种：大家庭的。对于所有经受过战争苦难的人只有一种……
　　
　　作家自己曾经说过：“在非常特殊复杂的环境里……没有任何人给你下达命令，你必须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做出决定，采取选择，而无法将责任推卸给别人。”伊戈尔、沃洛佳、安娜，包括其他四位在战争中丧失丈夫的寡妇……都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崇高的精神境界的人。
　　简言之，小说《展品№……》以平凡的角度，以平凡的视角，塑造了平凡人物的形象。
　　但是，平凡中不平凡，作家在这部短篇中已有了全新的视角：直面战争的伤痕。虽说小说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但除了伊戈尔留下的惟一信件中的只言片语外，几乎找不到战争的场景，满眼的是战争留下的苦难，倾诉的是战争的创伤，特别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整个小说格调沉重，悲壮。一句话，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揭示的是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悲剧性命运。
　　小说所描绘的五家，战争一爆发，男子汉一个个上了战场，接着，死讯一个个传来，一个个相继成了寡妇，波琳娜如泣如诉地说：“……轮到我的丈夫了”，“我的丈夫瓦西里·安东诺维奇英勇地牺牲了，连他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通知我和我的女儿。”
　　战争也没有放过孩子，伊戈尔多么想活下去，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不知道什么爱情……孩子那光脑壳，充满稚气的狭窄的双肩，瘦小的背影，很快被战火吞噬……他除了在战场匆匆忙忙写的一封信外，什么也没留下，战争剥夺了他的一切，包括生儿育女……
　　沃洛佳比伊戈尔大两岁，已打过仗，且负了重伤，后又赶赴战场，最后死于旧伤复发……
　　主人公安娜的命运更为凄惨，催人泪下。她含辛茹苦把儿子拉大，却碰上战争，儿子上了战场，正当她企盼胜利时，却如雷轰顶地传来了儿子的死讯……战争无情地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她失去了所有的亲人，留给她的只有儿子从战场给她写的惟一的一封信。
　　她能做的，只是对儿子的怀念，白天上班，晚上念信：
　　
　　起初，这是痛苦难熬的需要，继而变成对儿子的哀悼，之后变成了不念就不能入睡的一种痛苦习惯，最终变成了每晚必然与儿子最重要的谈话 —— 与永远是个孩子的伊戈廖克的谈话……
　　
　　支撑她生活下去的也只是回忆：
　　
　　她喜欢夜间突然醒来。此时特别宁静，此时沉睡的不仅仅是整个住宅，而且是整个世界。偶尔传来几声汽车的喇叭声，它们只是掠过房屋的墙壁，微微碰一碰窗户上的玻璃，就在远方消失。黑暗总是与安娜·费多托夫娜做伴，它像天鹅绒一样可以触摸，无声无息。此时安娜·费多托夫娜感到安然与舒坦，接着她不慌不忙地开始回忆自己的伊戈廖克。
　　
　　她本对电视毫无兴趣，但有一天顺便瞄了一眼，看到了一个正在离去的孩子穿着脏军大衣、扛着枪、挎着背包的瘦小背影，她认为他就是她的“伊戈廖克”!于是她有了生活的希望，整天守在电视机旁，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奇迹当然不会发生，她的双眼在伤心中失明，结果只能在梦中寻求幸福：
　　
　　她在永远不见天日的黑暗中度日。岁月在流逝，匀速而又不快不慢地数着分分秒秒，对人的命运依旧像过去一样漠不关心。不过，安娜·费多托夫娜已经不去注意自己流逝的时间。人过六十，发现必然很快了结，很快告别人生……现在值得她生活下去的所有真正价值是从塔涅奇卡晚上念信、短暂的睡眠开始的，以对儿子无休无止的美好回忆结束。在这里，在这些回忆中，她觉察到了自己的能量，她可以拉住时间，让它倒转，可以随意从中切出一段，自己任意重新安排。这是她私人一生熬得来的王国，于是，如果可以对安娜·费多托夫娜谈幸福概念的话，那么正是现在，在自己生命的暮年，她是幸福的……
　　
　　后来她连“回忆”的一点权利也给剥夺了，一帮少年在庆祝战争胜利的口号下偷走了她的“生存的惟一希望”——儿子的信：“……他们利用了她眼瞎，从她的盒子里，不，是从她的心灵里偷走了信……”
　　结果，她儿子的声音再也没有在她的心中响起。儿子消失了，死去了，第二次死了，而且，现在是永远地死去了。“一张官方的公文刻板、无情、冷酷地证实，她的独生子真的死了，别再幻想……”明白这以后，她，一个老太太，在独生儿子死后活了几乎半个世纪，现在突然感到脸上热乎乎的东西不断在面颊上像被凿出的一道道松弛的深皱纹上流……打她接到阵亡通知书后遥远的整整五十个年头，她是“第一次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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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她带着莫大的遗憾凄惨地离开了人间。
　　这一切，全是战争!
　　作品告诉人们：战争也不只是给安娜一人带来这种灾难，合用住宅的所有妇女的丈夫战后都没有回来，儿子阵亡的也不是安娜一家 ……据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罗斯托茨基一九九二年到北京电影学院讲课时说过：像他这样在一九二二年出生的人，经历过那次战争的，只有百分之三的幸存者，他是这百分之三中的幸运儿，尽管是幸运儿，战争还是夺走了他的一条腿……
　　瓦西里耶夫曾谈到过自己的创作，他说他真正战争题材的作品只是三部：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１９６９)、长篇小说《未入名册》(１９７４)、中篇小说《遭遇战》(１９７９)。这也就说明《展品№……》不同于别的战争题材的作品，不过在作家称为“真正战争题材”的三部小说已经流露出《展品№……》的影子，《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描写普通士兵的遭遇时表现出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残酷以及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遭遇战》在歌颂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提出了爱惜战士生命问题。
　　《展品№……》跨越的时空较广，小说从一九四一年(触角还触及到战前令人毛骨悚然的肃反)，一直写到八十年代中期，字里行间倾诉着战争带给人类的苦难。小说展示的是死亡，展示的是与安娜格格不入杀害她独子的真实惨状。当然，小说绝不是为了表现战争的真实惨状而表现，而是为了制止战争的爆发，小说的字字句句充满对战争的忧虑，这虽然在作家同类的作品，如中篇小说《一棵烧不死的荆棘》(１９８６)、短篇小说《和平，惊叹号》(１９８５)等中有所表露，但《展品№……》使人觉得更为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因此，是不是可以说，与其说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是滴滴永恒的泪，还不如说使人们感受到的是丝丝不尽的愁。
　　主人公安娜在了解昔日的娃娃如今服役的服役，去建筑队的去建筑队，不无担心地感叹道：“当兵，去建筑队，这没有什么，是好事，只是千万别爆发战争。千万别让孩子们再像伊戈尔一样从楼梯走下去与母亲生死离别。”
　　她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一方面世界上战争狂依然大有人在，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对战争也往往麻木不仁，尽管他们嘴上在庆祝反法西斯胜利日，其实，他们压根儿不懂什么叫战争，并不知道战争给人们造成的苦难，并不十分了解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无法医治、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与精神创伤……
　　三个幼稚的孩子竟然在没有得到安娜允许的情况下，偷走了她“全部的生活”——他们利用她眼瞎，从她的盒子里，偷走了她赖以生存的儿子的信。
　　难道仅仅是“天真无邪”?远远不是!
　　大个子姑娘神气活现地对安娜说：
　　“要是您不很快……我是说，您怕是活不到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了，我们不可能赶不上。我们肩负着庄严的职责。”
　　“这就是说，你希望我在五月九日①之前死掉?”安娜·费多托夫娜苦笑了一下。
　　使安娜更为吃惊的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竟打官腔、竟如此没有人情味地跟她说：“我们要您的拷贝有什么用?!”安娜长叹：“……这哪里是孩子的天真无邪?不，他们完全不像孩子……”
　　在过去的风风雨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安娜显示出崇高精神，博大胸怀，她承受了一切，而如今，在不理解战争，不知道战争给人类带来无尽苦难的孩子面前，对战争的忧虑使她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留下了泪水，她倒下了……
　　按一般常理，怀念本来是无法偷走的，因为那是属于理智，但还是被偷走了，连她最后所剩下的对儿子的怀念也被剥夺了：
　　
　　无论她怎么集中自己的记忆力，无论她怎么用心听，无论她怎么祈求怜悯她，哪怕只给听一次，仅仅惟一的一次，听听亲人的声音，伊戈尔和他战友的声音也还是没有在她的心中响起……
　　
　　他们留给老太太的只是一张阵亡通知书：一个打着官腔、干巴巴的、硬邦邦的、没有温柔、没有忧伤的“冷冰冰的死亡之声……”
　　战争的阴影没有散去!一些人对战争的茫然，致使安娜的儿子真死了，第二次死去，而且是永远地死了，安娜也走了，永远地走了，周围寂静无声，空荡荡的一片。
　　真切呼唤和平，让世人远离战争，这就是人们在瓦西里耶夫的短篇小说《展品№……》中感受到的时代感、命运感，这部小说时时刻刻牵动读者的心，使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正是这样的时代感、命运感。
　　
　　①五月九日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每年都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附：
　　
　　展品№……
　　[俄]鲍·瓦西里耶夫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清晨，伊戈廖克①上路了。通知书上写着：他“务必于七点整报到，随身携带……”
　　“带把勺子和一只茶杯，别的什么也别带，”邻居沃洛佳说。“带了，不是丢，就是被拿掉，或者自己扔掉。”
　　沃洛佳只大两岁，但他已打过仗，他负了重伤，出院后回家在父母身边养伤。伊戈尔没有父亲，只有母亲，所以经验老到的邻居帮出出男子汉的主意。
　　“主要的是别忘了带把勺子。”
　　这是头天晚上说的，清晨送伊戈尔的有妈妈和同单元的女人。妈妈站在敞开着的门旁，两拳使劲顶着嘴，两颊的泪水簌簌而下，她肩后是邻居们张望的一张张凄凉的脸。一星期前，沃洛佳的父亲当了民兵。为了不打扰人，沃洛佳已下了楼，在门廊等伊戈尔。伊戈尔下楼上前线，女人们在无言的悲伤中目送着他。看着孩子剃光的后脑壳，看着充满稚气的狭窄的双肩——靠这双肩保卫莫斯科，保卫他们有五个房间、住着五家的单元套间。
　　“天气冷，”沃洛佳从下面大声说，“伊戈廖克，要紧的是别害怕，伊戈廖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天色朦胧灰暗，门廊里若明若暗的蓝色灯光奇怪地映在母亲身上，她是多么想把儿子送到兵站，但不能丢下工作，没有人替换她，工作还没完。她惘然若失地站在门旁，绝望地用拳头使劲顶着无言、抽搐的嘴唇，两肩颤抖，她肩两边各有邻居们眼光心酸、眼窝深陷的两张脸。伊戈尔在第一个楼梯口转过头，他笑不出来：一九四一年那个十月顾不到笑了。不过，他可说了那时大家都说的话：
　　“妈妈，我一定回来!”
　　他没有回来。
　　即使是信，安娜·费多托夫娜也只收到过一封：十二月十七日写的，别的信，假如写过的话，要么没有寄到，要么在什么地方遗失了。收到的信很短，写得仓促，用化学铅笔写的，是学生练习簿上的一张带格子的纸。
　　“亲爱的妈妈!
　　我们正在与万恶的德寇厮杀，他们丢盔弃甲、血肉横飞……”
　　整封信，写的都是这一伟大的欢乐，写的都是战士这一伟大的胜利。只有几行：
　　“……另外，隔壁单元的里玛怎么样?要是她还没有疏散到别的地方的话，有可能，请她给我写封信。否则我们排里的小伙子总收到信，而我与谁都不通信……”
　　信的结尾还写道：
　　“……我很好，一切正常，和大家一起杀敌。妈，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好吗?”
　　在“再见”“热烈地吻你，你的儿子伊戈尔”之后还有一句：
　　“……胜利的日子很快、很快就来到我们的大街上!”
　　胜利日子没有很快来到，而是很快收到第二封信，是中士瓦吉姆·佩列普廖奇科夫写的：“尊敬的安娜·费多托夫娜!我终身难忘的朋友伊戈尔的亲爱的妈妈!您的儿子曾经……”
　　曾经……
　　曾经有过一个伊戈尔，伊戈廖克，伊戈廖切克。曾经有过一个好儿子，学生，孩子，战士。他想与隔壁姑娘里玛通信，想回到妈妈身边，想等到我们大街上胜利的日子。他还想活。非常想活。
　　安娜·费多托夫娜连着三天哭喊，她不相信。单元里的女邻居也哭了，也不相信。邻居沃洛佳已经天天在数，迫不及待地等待医务委员会来复查，他也骂开了，他也不相信。又过了一个星期，阵亡通知书到了，安娜·费多托夫娜再也不喊叫、号啕大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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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一大早——秋冬时还是黑乎乎的一片，她去萨维奥洛夫车站给列车车厢挂钩，每天晚上，秋冬季节也是漆黑一片——回家。战前，安娜·费多托夫娜当的是统计员，但是，一九四一年铁路上人手不够，于是，她志愿去了那里，后来就这样被留了下来。那里发了工作人员供应卡、口粮。她疲惫不堪、过早驮背。从一九四一年秋，她们中谁也没有离开这里。男子汉没了，但有孩子，安娜·费多托夫娜拿出了自己全部的铁路津贴贴补了一半人员的生活费用。
　　“安娜，你为什么全拿出来?你用镜子照照自己吧!”
　　“伙伴们，不是给你们，是给孩子们的。至于镜子，即使战后，我和你们照不成了。我们照镜子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照镜子的时间过去了，可泪水没有流完。阵亡通知书还在一份份寄来，痛苦的回忆还没有消失，他们床上的枕头还没变凉，大家合用的宽敞厨房里在凄惨地办着集体阵亡的羹饭。
　　“朋友们，邻居们，姐妹们，为我的丈夫沃尔科夫·特罗菲姆·阿甫杰耶维奇祈祷吧!我用他战前得奖得来的留声机换了些猪油，现在我要留声机有什么用!安妮娅，亲爱的，你和我哭哭吧!”
　　“玛莎，我哭不出来了。我的泪水已经哭干了。”
　　特罗菲姆·沃尔科夫留下了三个“小沃尔科夫”，三个，大的才九岁。此时，泪水，此时泪水有什么用，此时能帮忙的只有一个：肩并肩。女人们用组成人墙保护孩子，使他们免遭厄运。瓦连京娜(沃洛佳的母亲)挨着波琳娜，波琳娜与女儿罗佐契卡住在一起，在旧制度时期她家是个洗澡间，只有一个小窗，光线暗淡，整个单元的人都叫罗佐契卡“白玫瑰”。波琳娜挨着拖着三个孩子的玛莎·沃尔科娃，玛莎挨着药剂师柳芭——她有一对双胞胎：盖拉和尤拉，两个人加起来才十三岁。柳芭挨着安娜·费多托夫娜，而安娜·费多托夫娜又挨着瓦连京娜的另一侧。尽管安娜·费多托夫娜身边没有孩子需要保护，但孩子是大家的。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父亲，假如现在还活着的话，是不一样的，但是孩子是我们大家的。单元里的孩子是大家的：这里洗澡间、储藏室改成了住家住的房间，还是打国内战争那时起，正门已经被封死，有公用的走廊，公用的厨房，那些年代，她们聚到厨房常常出于同一个原因。
　　“我亲爱的朋友们，轮到我的丈夫了，”波琳娜强忍着泪水，搂着自己神情一直很严肃的罗佐契卡——半明半暗洗澡间以及黑暗的战争岁月彻底地把她变成了“白玫瑰”。“我的丈夫瓦西里·安东诺维奇英勇地牺牲了，连他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通知我和我的女儿。”
　　安娜·费多托夫娜和大家一起喝了悼亡酒后，回到自己的家，她在入睡前一定要念念两封信和一张阵亡通知书。过了一日日，一周周，一月月，一年年。再度受伤的弗拉基米尔②从战场回来了，他是惟一能回到住着五家五个寡妇(还有孤儿)的单元的男人。之后很快胜利了。莫斯科人纷纷从疏散地、前线、医院返回住地，城里热闹了起来，单元里也与城市一起有了生气。重新布满了欢笑声、歌声，之后，邻居沃洛佳与隔壁门廊里的姑娘里玛结了婚。
　　“你怎么能这样?”当沃洛佳邀请安娜·费多托夫娜参加他们的婚礼时，她含着泪水痛苦地问。“要知道，我的伊戈廖克曾经想和她通信，你怎么能这样?……”
　　“安妮娅大妈，请原谅我们吧，”弗拉基米尔内疚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都理解，不过还是邀请您参加我们的婚礼。”
　　日复一日。安娜·费多托夫娜仍旧早上上班，晚上念信。起初，这是痛苦难熬的需要，继而变成了对儿子的哀悼，之后变成了不念就不能入睡的一种痛苦习惯，最终变成了每晚必然与儿子最重要的谈话——与永远是个孩子的伊戈廖克的谈话。
　　两封信，她早已倒背如流，而她睡前还是迫不及待地念，仔细地盯着信中的每一个字母。由于每晚都念，信很快破了，折叠的地方裂开，纸边破烂不堪。于是安娜·费多托夫娜去了一个熟悉的打字员家里，自己用一个手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了一遍。她和这个女打字员早就认识，还是在二十年代饥荒时她们一起到莫斯科的。女友想帮她打发黄的信，可安娜·费多托夫娜不让，结果她打了很长时间，笨拙地用一个手指一个一个地敲打。结果，现在她有了打字的拷贝，信的原件保存在首饰盒子里，这里保存着许多珍贵的东西：伊戈尔的一撮头发，折叠起来的红领巾，还有在战前死得不明不白的丈夫获得过的一枚“沃罗希洛夫射手”证章，还有一些照片。拷贝就放在床头柜上的纸夹里：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读，希望每天夜里都梦见伊戈廖克，然而，她总共只梦见过两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她的私人生活就是这样，不过还有一个共同生活，它集中体现在：一起下厨房，一起读报，一起回忆，一起忙碌，共同的欢乐，共同的忧愁。没能回到这个住宅的不只是伊戈尔一个人，还有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不过，他们不仅年龄比她的儿子大，而且比他似乎更有活力，因为总算留下了后代，他们正在这套住宅里有吵有叫，有哭有笑。而伊戈尔死后只留下一些课本、一辆旧三轮童车，他誊抄喜欢诗句、格言的一本笔记本，还有一本集邮册。还丢下了妈妈本人：一个孤苦伶仃、面容憔悴、接到阵亡通知书不再哭泣的娘。邻居们嗓门很大，灾难的四十年代，一起悼念把她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不，她们从来没有忘记孤苦伶仃的安娜·费多托夫娜，她也从未忘记她们。不过压在她心头的忧郁无形地抑制了正在成长一代的欢笑声：这一代人要么已经忘记了伊戈尔，要么压根儿没有听说过她的伊戈廖克。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安娜·费多托夫娜从来没有因为什么而抱怨过，然而有一次在他们的厨房里差一点引起严重的不和。
　　这发生在里玛在产院顺利生下头胎的时候。弗拉基米尔的母亲之前已经去世了，父亲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在斯霍德尼亚郊区当民兵时已经牺牲，因此在庆祝会上，弗拉基米尔请安娜·费多托夫娜做教祖母。安娜·费多托夫娜不仅一百个同意了，而且十分高兴：既因为别人欢乐时没把她忘了，也因为她自己：她自然从小就了解沃洛佳，几乎把他看成自己的亲人，与他的母亲亲如手足，对他的父亲也很敬重。然而在高兴答应之后，她的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尽管她一句话也没说，但弗拉基米尔明白她此时想起了伊戈尔。接着他叹了口气说：
　　“我们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伊戈尔’。让我们的单元里再有一个伊戈尔。”
　　安娜·费多托夫娜多少年来第一次笑了，之后大家为新生的伊戈廖克举办的庆祝会办得友好、热烈。五张不同规格的饭桌拼成一张大饭桌，安娜·费多托夫娜上座，邻居们不仅为新生儿，为年轻的父母，而且为她——教祖母干杯，她自然站起身，为对她的儿子幸福的回忆——给刚诞生的小公民取了他的名字纪念他——干杯。
　　一个星期后，幸福的母亲抱着孩子从医院回家了，她一进门就说根本不可能考虑什么伊戈尔。第一，她早决定给自己的头生子取名安德烈，以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亲爹；第二，伊戈尔这个名字现在一点也不入时③。幸亏里玛与弗拉基米尔的所有争论都发生在安娜·费多托夫娜上班的时候：自然而然是里玛胜利了，但是，年轻的父母与邻居共同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对安娜·费多托夫娜说。之后，大家一起沉默；又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用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名字给儿子报了户口，晚上，大住宅里大家又举行了会餐，会餐时，里玛把秘密登记的事告诉了安娜·费多托夫娜，还给她看了崭新的出生证。不过，安娜·费多托夫娜看的可不是新的证件，而是里玛一双充满幸福的黑眼睛。
　　“我的伊戈尔可爱过你，”安娜·费多托夫娜说，“他曾想与你通信。”
　　“我在隔壁门廊里住了一辈子，为啥要写信，”里玛笑了一下，但笑得拘谨，不知怎的，有点内疚。“上学也是在同一个学校，只不过他在十年级二班，我在八年级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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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幸福，”安娜·费多托夫娜没让她把话说完。“让你们的孩子永远知道战争吧!”
　　之后她回到自己的家里。敲门，叫她，请求她，都白费——连门都没有叫开。打这天晚上之后，几乎半年，她都避免瞧小孩一眼。半年后的一天，是星期六，里玛抱着小安德烈没有敲门就冲进了安娜·费多托夫娜僻静而又似乎永远沉寂的房间。
　　“他三十九度!他拼命地喊叫，沃洛佳上班。我去叫‘急救车’，您看一会儿……”
　　“你等等。”
　　安娜·费多托夫娜解开孩子的襁褓，摸了摸他的肚子，接着给灌肠。医生来时，小安德烈已经在没有被承认的教祖母的怀里哗里哗啦地玩玩具了。
　　“里玛，你还没有学会带孩子，”安娜·费多托夫娜等医生走后笑了笑说。“我只好再回忆回忆老行当了。过来给我看看孩子吃点什么，睡在什么地方，玩点什么。”
　　接着，打这天以后，她成了真正的祖母。她自己把小安德烈从托儿所领回来(里玛送去，时间上方便些)。喂他吃饭，抱他散步，给他洗澡、穿衣服、脱衣服，还教年轻的妈妈：
　　“不必买很多玩具，否则，他对一切会失去所有的兴趣。少抱，只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抱：要让我们的小安德烈养成独立的习惯。要学会自己玩。里玛，这是大事!”
　　“安娜·费多托夫娜，咱们亲爱的奶奶，我们一定把下一个孩子的名字叫伊戈廖克，以名誉保证!”
　　可第二个生下来的却是个小姑娘。为了纪念沃洛佳的母亲，孩子名叫瓦连京娜——这可是安娜·费多托夫娜坚持的。她自己则一直在盼，一直在盼，但她总没有盼到，没有盼到。
　　时间在流逝、飞驰。孩子们在长大，他们已经不是安娜·费多托夫娜的义孙、义孙女，而是最亲最亲的亲孙安德留沙和亲孙女瓦列奇卡。他们的父母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里玛·安德烈耶芙娜已经步入中年，安娜·费多托夫娜本人显得越发衰老、憔悴、干瘪消瘦。过去挤在一个合用住宅的住户发生了变化：有的分到独套搬走了，有的远走高飞，迁到外地，只有两家——弗拉基米尔、里玛和孤苦伶仃的安娜·弗多托夫娜一直没有搬。弗拉基米尔和里玛明白，安娜·费多托夫娜怎么也不会离开独子一去不回的房子，况且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已经离不开老太太，因此弗拉基米尔断然拒绝一切搬家方案，坚持用别人在这单元腾出来的面积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样，到六十年代初，他们终于得到了有五个房间的全套住宅，其中一个房间重新恢复成洗澡间，几乎从国内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洗澡间了，一间大的房间仍然给安娜·费多托夫娜，而另外三个房间是他们家四个人户口的名下。恢复洗澡间之类房屋修建与改造之后，安娜·费多托夫娜办理了退休手续，本来她还想继续干，但是……
　　“孙子孙女怎么办?”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在家庭会议上严肃地问。“安德赖卡九岁，瓦柳什卡④五岁，安妮娅大妈，瞧，这就是你神圣的工作。”
　　“上帝把我们安排在一起生活，”里玛附和着说，“我们的父母已经去世，您的伊戈廖克没了，您的退休金全拿出来一起用，让我们像一家人过吧!”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丈夫笑了笑说，问题就这么定了。
　　的确，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变，在变。一般说来，是朝好的方向变，但是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信。对于母亲来说，她保存的伊戈尔的信，不仅仅留下了他孩子气的笔迹，而且也是他的声音，而同团战友的信现在听起来就像有关儿子的最后一个故事。时间给信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把信磨破了，而且似乎把语言变成了声音；现在她越来越频繁十分清晰地听到她临睡前念信的声音。信，她了解透了，听熟透了，但还是认认真真地盯着每一个字母、每一行。假如有什么特殊原因破坏了她这一多年的习惯，那她怎么也不会入睡。
　　有打字机打的两封信和一张阵亡通知书，她把阵亡通知书也背得滚瓜烂熟，但它就是仍然发不出声音。通知书里任何一个字母都发不出声音，而且也不可能发出声音，因为安娜·费多托夫娜把阵亡通知书永远理解为儿子的墓碑，尽管它成了公文，可仍然保留着无声坟墓本身的全部重量。因此，每天晚上读阵亡通知书时，失去亲人的母亲感受到的只是坟墓阴冷的沉寂。
　　然而，最为奇怪的是，安娜·费多托夫娜对谁都没说过自己的怪习惯。起初是出于强烈的孤独感，出于隐盖这孤独的强烈愿望，在那黑暗痛苦的年代，不只是她一个人受难。后来原先的痛苦减轻，与她遭遇相同、丈夫或者儿子没有回来的邻居如今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单元里没有别的寡妇了，而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笑声越来越多，快乐的话语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在一个昏暗、潮湿的早晨，伊戈廖克永远离开的如此熟悉、亲切的住宅如今变得富有年轻的朝气。先前，安娜·费多托夫娜不敢向年轻的邻居说自己的老习惯。之后，这一切成了仪式，成了近似于有规律的宗教仪式，仪式联贯，有音乐节奏，有气势，有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听得到的声音。正在成长的一代唧唧喳喳，嗓音嘹亮，他们离多灾多难的四十年代太远了，孤独的老人有意识地向他们隐瞒自己古怪的习惯。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过去几家合住的套间里，现在只住着一家：大人上班，小孩学习。为了使他们工作、学习得更好，安娜·费多托夫娜操起了全部家务：烧饭、喂养、打扫整理。晚饭后，她和弗拉基米尔、里玛看看电视——一台老式的小荧屏“卡维恩”牌，电视一结束，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铺好床，拿出信，接着，在她孤独的房间里响起了一九四一年的声音……
　　“……胜利的日子很快、很快就来到我们的大街上!
　　一九六五年，在迎接胜利日时，电视上开始播放许多战斗影片：有描写那些年代战争场景的故事片、纪录片。安娜·费多托夫娜通常不看，还在刚刚显示字幕时，她就起身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儿子同龄的孩子一个个倒下，尽管是故事片，演员倒下的姿势也挺美的，可她一颗苦难的心实在承受不了这类刺激。对于她来说，与其说证明死亡，还不如说像她展示死亡，展示与她格格不入杀害她独子的真实惨状。所以，她不作任何解释就走开了，也没有人要她解释，她不解释，弗拉基米尔和里玛心里也非常明白。
　　只是有一次，她在房间里比往常多呆了一会，“卡维恩”电视的小荧屏上已经开始播放一部战斗片——其实电视是随便开着的，谁都没有看。十一岁的瓦列奇卡的平脚板病突然加重了，赶忙请了一个专家给她治病。就在这天晚上，孩子的父母与安娜·费多托夫娜热烈地讨论专家对病情的诊断。他们太专心致志了，忘了关电视机，此时，电视的荧屏上正在放一部纪录片，不过声音很低(因为孩子已经睡觉了)。
　　安娜·费多托夫娜十分偶然地朝荧屏瞄了一眼——那时，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瓦列奇卡的平脚板病上了，然而她瞄了一眼，看到了一个正在离去的孩子穿着脏军大衣、扛着枪、挎着背包的瘦小背影。
　　“伊戈廖克!……伊戈廖克!瞧!……”
　　伊戈廖克(如果真是他的话)还是走了，就像几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离去的那样：头也不回，永远地离去了。谁都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电影，什么片名，在什么样的电视节目里找到它。一切都不清楚，一切也不可能了解到。接着，只要有打仗的节目一开始，安娜·费多托夫娜就守在电视机旁，整天几乎挨着很小的荧屏看，现在，只要有战争的节目，无论是电影、新闻，还是电视剧，她都不放过，因为在荧屏上何时何地都有可能出现孩子穿着脏军大衣、扛着枪、挎着背包的瘦小背影。厨房里的肉饼炸糊了，汤水烧干了，瓦列奇卡为围裙发皱大声哭喊，安德赖卡因为马虎吃了２分，然而，安娜·费多托夫娜仍然不屑一顾，继续目不转睛继续看，看着陈旧笨重的电视机。
　　电视里再也没有闪现过孩子在可怕的一九四一年秋去保卫莫斯科时的背影。也许这不是他的背影?不是伊戈廖克的背影呢?难道像这样永远离开我们、头也不回离去的孩子还少吗?弗拉基米尔常常这样平静、理智地旁征博引，里玛也谨慎、慢悠悠地小声劝她，可母亲不听劝告，两眼还是死死地盯着电视荧屏。
　　 [##]
　　“唉，你还看啥?你还看啥?这已经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了!”
　　“沃洛佳，随她去吧，我们劝说起不了作用。”
　　家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然而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就像一种回归到过去有节奏的太平生活的许诺，就像一种对如果不是光明的就是所熟悉的未来的期望。每天晚上念信的仪式没有任何改变：安娜·费多托夫娜尽管整天特别紧张地看荧屏，但睡前仍一如既往地念信。她仍那样不慌不忙，那样认认真真，仍那样清晰地听到来自战场的三封信中的两个声音：伊戈廖克生活在战场上的嗓音，第二个声音是他的战友瓦吉姆·佩列普廖奇科夫中士的，她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听到他说过话，但是，他那纯粹孩子般的中音却清清楚楚。这两个声音非常相似：青春与友谊，战争与危险，共同的生活，还有，如安娜·费多托夫娜猜想的那样，共同的死亡，区别只不过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仅此而已，把他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俩完全是兄弟，但她还是能区别他俩的嗓音，他们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只是继续生活在她的心里。
　　庆祝反法西斯胜利的活动已经结束，电视上战争题材的内容越来越少，而安娜·费多托夫娜仍然守在电视旁，总是期望发生奇迹。其实奇迹是不存在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多少年来，她读儿子朋友的信第一次结巴了，本来应该马上连着一句：“安娜·费多托夫娜，您的伊戈尔为我们班永远树立了榜样……”但这句话没有说出声音，话语中断，仪式突然乱了，安娜·费多托夫娜顿时惊慌失措起来。她凝神听了，没听到声音，于是她慌慌张张地赶忙看中士的信，不再指望听到他的声音，不再寄希望于自己的记忆。她凝神细看，把打字机打印的破纸一会儿移到眼前，一会儿拉远，她移动了灯的位置，使光线亮一些，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她连一个字母都看不清，只见字与字连成行，行与行混在一起，一片模糊，安娜·费多托夫娜奇怪而又冷静地明白了：多少天来盯着昏暗的电视荧屏前，这下她有了结果。
　　她没有害怕，没有惊慌失措，对谁都没有说什么：何必叫别人担惊受怕?不过第二天，在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后，她准备去门诊部看病。她套上外套，检查一下身份证后上了大街，突然，她的身子晃了一下，眼前一片模糊，行人与车辆好像从神秘的云雾里突然穿了出来，她猛然停下脚步。在家里她全然没有发现这样，可能是因为她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记忆力帮助了衰退的视力，也可能因为家里的所有距离都是有限的。她不得不停一会儿，适应一下新的打击，她去门诊部不是走去的，而是走一路，摸一路。
　　安娜·费多托夫娜戴上眼科医生验光后配的眼镜能走路，但不能读书了。但是每晚入睡前她还是取出信不慌不忙地看，听，或者回忆脑海中已经根深蒂固的话：“……您的儿子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西兰吉耶夫列兵英勇地献身了……”
　　在安娜·费多托夫娜能辨别信上一行行线条的时候，这还管用。然而，她的视力一年不如一年，世界变得一片渺茫，越来越黑。尽管家里新添了大荧屏的电视，她也无法看了。孩子瘦小的背影再次离开了她，永远永远。不过，这是亦步亦趋的，假如说她不是渐渐适应的，那么也是使她渐渐容忍，她正是怀着无可奈何的苦恼接受了这一切。然而在珍贵的信上连线条也看不到时，在她彻底衰弱的视力面前，珍贵的信突然变成了几张单调的灰纸时，安娜·费多托夫娜真的惊恐万状了。于是几十年来她第一次把自己神圣的秘密告诉了惟一的一个人——瓦列奇卡。这不仅仅在于瓦列奇卡是在她的手上长大的、叫她奶奶、也把她当成奶奶，而且还在于此时的瓦列奇卡已经是第一医学院的大学生了，安娜·费多托夫娜完全坚信，可以把自己这样秘密告诉自己的喜欢的孩子。尽管瓦列奇卡有时不能遵守时间给她念信——或是外出，或是值夜班，或是有青春妙龄难以预料的事，但一般来说，她自己所习惯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时光不可阻挡地飞速向前。青年建筑工程师安德烈结了婚，他搬到妻子家里去住了。里玛把三封信重新用打字机打了拷贝(原件仍然保藏在宝贝的盒子里)。由于战争的旧伤复发，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去世了，瓦连京娜⑤未婚生了一个女孩，这时，安娜·费多托夫娜双眼完全失明了。
　　不过，她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她在几乎生活了一辈子的房间里走动自如，哪里放什么东西，她全都知道。她很快学会了自己料理自己，继续为全家人洗衣服。这个过去几家合住的住宅里如今剩下的又全是女性了，她手摸，踮着脚尖，在家里走来走去，她想，生活就是这么怪，它硬是把人拉回到人们想摆脱的地方去。
　　然而，她现在主要操心的是带爱吵爱闹、没有父亲的塔涅奇卡，这小孩是她完全失明后生活最后的欢乐与含义。外祖母里玛从托儿所，从幼儿园，然后从学校接塔涅奇卡回家时，安娜·费多托夫娜总是焦急地等着。学校很快有两所，因为要送塔涅奇卡去学音乐。她的母亲和外祖母要工作、跑商店、照料家务，所以安娜·费多托夫娜与她在一起玩的时间比她们多得多。安娜·费多托夫娜把以前给自己儿子讲的童话现在讲给她听，给她回答没完没了的“为什么”。塔涅奇卡五岁时，安娜·费多托夫娜第一次给她看了自己珍藏的信，不仅仅看了拷贝，还看了原件，详详细细地给她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事隔一年，塔涅奇卡会认字了，她代替妈妈在安娜·费多托夫娜床前念信。不过，这么一来，安娜·费多托夫娜不得不早上床。然而这更好一些，因为她年纪大了，动不动就感到疲倦、气喘，比一般人醒得早，总是长时间睡不着。
　　她喜欢夜间突然醒来。此时特别宁静，此时沉睡的不仅仅是整个住宅，而且是整个世界。偶尔传来几声汽车的喇叭声，它们只是掠过房屋的墙壁，微微碰一碰窗户上的玻璃，就在远方消失。黑暗总是与安娜·费多托夫娜做伴，它像天鹅绒一样可以触摸，无声无息。此时安娜·费多托夫娜感到安然与舒坦，接着她不慌不忙地开始回忆自己的伊戈廖克。
　　她回忆起，他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全靠她的温暖、照料与爱抚，全靠她的胸怀与她的双手——全靠她，好像他的脐带还与母亲连着，好像母亲身上的热流还哺养着他，给他倾注力量，给他健康，好像让他明天受罪似的。她回忆起她是如何每天给他洗澡的，至今，她还能体会到那时感受的莫大幸福。她回忆起，他是多么高兴地对他睁着一双信赖的圆眼，用一双有力的小脚拼命地在小盆里搅泡泡，没头没脑地用小拳头敲澡盆，当时，他是多么不喜欢肥皂，甚至有些怕它。
　　她回忆起他在小床上是怎样紧紧地扶着床栏杆自己站立起来的，还有他怎样成功……不，他没有成功——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就马上摔倒了。不过，他不但没有害怕，反而笑了。她扶他起来，他马上又挪动脚步——又“扑通”一声摔倒了，又笑了。然后，他重新挪脚、跺脚、奔跑，经常摔跤，经常碰伤，经常痛得直哭，不过，他顷刻就把这类痛苦置于脑后。哎，这段时间他身上碰出了多少青斑和疙瘩啊!
　　小澡盆已经装不下儿子了。以前的家，不知怎的，总是有风，她生怕伊戈廖克洗澡时受凉，她总是渴望搬家，随便什么地区，随便什么房子。
　　不，她急于换房，不只是小澡盆装不下儿子、身体只好一部分一部分地洗的原因。她拿定主意换房是儿子已经长大，有一次，他向她提了一个又盼又怕的问题：
　　“我的爸爸呢?”
　　他们连结婚手续都没有办过，在伊戈廖克三岁时，爸爸一去就没有回来。然而，妈妈总觉得儿子记得已经死去的父亲，总觉得这里的房间、邻居、家具、墙壁——一切都在向儿子讲述他不应该知道的一切。所以，儿子刚刚产生兴趣打听父亲，安娜·费多托夫娜就换掉了有阳台的舒适大房间，来到几家合用的单元里，一到这里，她就说自己是个寡妇。瞧，就是伊戈廖克上战场离开的那个房间，说不定她在这里将了结自己的一生。
　　 [##]
　　安娜·费多托夫娜很少回忆儿子短暂生平中的学生时期。不，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一切：磨破的肘部，碰破的膝盖，记得所有的“差”、“很好”和所有的苦与乐。不过那时伊戈廖克已经不属于她一个人独有，那时学校已经插在她与儿子之间，已经为他创造了新的天地：他结交了自己的朋友，产生了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委屈，树立了自己的理想，这里没有安娜·费多托夫娜的份。学生时代的伊戈尔只有一半属于母亲，所以，她还是乐于回忆他娃娃的时候。
　　不过说实在的，她特别喜欢回想一件事，而且回想得很详细，那时她似乎还笑了。
　　伊戈廖克“私奔”西班牙。没有父爱的孩子要么特别顽皮，要么缄口不语。她的儿子属于后一类。缄口不语的人自己不会到处跑，但是很乐意听从到处跑的人的话。那次私奔西班牙的发起者是隔壁邻居瓦连京娜、伊万·达尼诺维奇的儿子沃洛季卡。他还曾想去埃塞俄比亚，帮助埃塞俄比亚人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但由于完全缺乏地理知识，途中迷了路，晚了。后来爆发了西班牙内战，住宅里筑起了堡垒。伊戈尔一起筑，邻居们不时被碰痛，他们捂着碰痛的部位骂他们，而整个住宅里整天震耳欲聋：“消灭法西斯!”
　　一年后，西班牙的局势危急，似乎少了沃洛佳，共和国派怎么也支撑不住了。单个儿去太难(又是该死的地理!)，沃洛季卡艰难地说服了伊戈廖克悄悄地去一趟马德里，等消灭法西斯后，回莫斯科过五一节。但是不知怎的，两个朋友从莫斯科白俄罗斯站出发，被邻居特罗菲姆·阿甫杰耶维奇发现了，那时整个单元的人都出来找，只有他碰上了好运气。
　　“淘气鬼，回家去!”
　　然而，无论安娜·费多托夫娜回忆自己什么时候的儿子——毫不懂事的，爬着的，跺脚的，偷偷去西班牙的，做她不懂作业的，但最终出现在她面前的仍然是：他慢慢地沿着楼梯走下去。每天晚上她看到的是她孩子瘦小的背影，听到的是相同的话：
　　“妈妈，我一定回来!”
　　她还清晰地回忆了她身后邻居的叹息声，那时她们还是大兵的妻子，但很快就可怕地、不明不白地渐渐成了寡妇。她回忆了大家庭里一次次为亲人举办的葬后宴，回忆了共同的苦难、共同的艰难处境，回忆起灰色的蛋粉面条、供应卡、商店定量购货卡——钱不够，从来没有买足，还有菜地。那时每家都有菜地，战后莫斯科靠菜地得到供给，靠菜地得到振兴。
　　菜地是不同的工厂分的，但是土豆却是全住宅大家一起种。星期天，或是晚上，轮流去种，去培土，去刨。大家围着桌旁吃饭，知道今天吃谁家的土豆，因为药剂师柳芭的土豆成熟得早，玛莎的土豆特别酥，瓦连京娜的油炸饼炸得比谁都香。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土豆了。而现在有三种土豆：集市上的，商店里的，还有古巴的，那时只有一种：大家庭的。对于所有经受过战争苦难的人只有一种。
　　她白天做家常事，晚上听念信，黎明前回忆，在永远不见天日的黑暗中度日。岁月在流逝，匀速而又不快不慢地数着分分秒秒，对人的命运依旧像过去一样漠不关心。不过，安娜·费多托夫娜已经不去注意自己流逝的时间。人过六十，发现必然很快了结，很快告别人生，这通常称为老年。安娜·费多托夫娜的思维清醒，生活上能自理，她生活的全部含义都在过去。如今的一切显得短暂，流逝迅速，她承担的家务不多，现在值得她生活下去的所有真正价值是从塔涅奇卡晚上念信、短暂的睡眠开始的，以对儿子无休无止的美好回忆结束。在这里，在这些回忆中，她觉察到了自己的能量，她可以拉住时间，让它倒转，可以随意从中切出一段，自己任意重新安排。这是她私人一生熬得来的王国，于是，如果可以对安娜·费多托夫娜谈幸福概念的话，那么正是现在，在自己生命的暮年，她是幸福的。
　　大家已经隆重地给她做了八十大寿，来祝寿的不仅仅是全家，而且还包括以前与她肩并肩一起住在饥饿的大家庭里的姐妹的子女。他们在那个战争的第一个夏天学走路，呀呀学语，在地上爬，即使记不住她的伊戈廖克，但至少曾经看过活着的他。所以，她特别喜欢这些实际上已经不认识的陌生人的到来。
　　“等等，等等……”她用干瘪的手指摸着一个来客的脸，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原来这样，是住在洗澡间的波琳娜的女儿，叫罗扎?”
　　“是罗扎。”
　　“记得，记得……”安娜·费多托夫娜的头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是像所有的盲人一样，她的头直直的，抬得比一般人稍高一点。“你长在这里没有阳光的地方。所以我们叫你‘白玫瑰’，没有白叫。结婚了没有?”
　　“安妮娅大妈，请把手伸出来，”昔日的白玫瑰、今日风度翩翩的太太抓住老人干瘪的手，把它贴到她身边男人的脸上。“认识一下，他就是我的丈夫安德烈·尼基季奇。”
　　“安德烈，你好!你们有孩子了没有?”
　　“大的女儿随建筑队走了，儿子在部队里，”罗扎的丈夫说。“我和罗扎都老了……”
　　妻子恶狠狠地拽了拽他的袖子，接着他内疚地缄口不语了。其实，安娜·费多托夫娜一点都不悲伤，她想，如果孩子的孩子已经在部队服役，去了她看不到的建筑队，那么她这个老太婆已经老朽!当兵，去建筑队，这没有什么，是好事，只是千万别爆发战争。千万别让孩子们再像伊戈尔一样从楼梯走下去与母亲生死离别。
　　这类担忧经常光顾她：她接受她周围的生活，感到亲近，这类生活表面上理解不了，实质上现在她觉得这类普通生活类似以前合用套间的大家庭。这里，大家生活在一起，这里，大家都是自己人，这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里，大家吃着大家一起种植的土豆，这里，孩子们又会突然离开。下楼去莫名其妙的地方。她特别担忧所有的母亲。
　　“安妮娅，您认出我了吗?”
　　她爱抚地摸了一下说：
　　“是盖拉。尤尔卡在哪儿?他没有来?”
　　老人弄混淆了，现在站在她面前的是尤里，尤尔卡，不是盖拉。不过，谁都没有纠正她，只是笑了笑。尤里先是疑犹豫地干咳了一声，然后口气坚定地说：
　　“安妮娅大妈，您是问尤尔卡?尤尔卡现在在帕米尔建设水电站，他让我们向您问候!祝您老人家长寿!”
　　“请入席，孩子们，请坐下!”里玛下了“命令”，“把寿星请到上席!”
　　大家刚刚坐下，就马上滔滔不绝地拉起了遥远年代的话题。客人们回忆的往事，有大家一起说的，也有单个儿讲的，但不知怎的，回忆有些太概括，好像他们在来这儿前读过几篇有关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的文章似的。安娜·费多托夫娜什么都没有觉察到，她感到无限的幸福。里玛一年前已经退休，她头发斑白，身体发胖，现在她非常满意。之所以满意，是因为她不是简简单单地把这些客人请来为老人祝寿，而是作了精心的安排。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难怪伊戈廖克想和她通信。她事先从图书馆选了一些小册子，分给客人看了，这样大家都能在一起谈论各种话题，甚至争论上几句，里玛什么都了解伊戈尔，只要及时地补充、纠正一些细节即可。一切都进行得惟妙惟肖：过去的大家庭给失去亲人的老太太做了八十大寿，很少有人这样做。
　　之后，一九八五年，到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人们准备、企盼节日的到来，理所当然地引以自豪。电视上又开始播放战争题材的故事片、有关战争的新闻、歌曲、诗歌、回忆录和纪录片，现在要比一二十年前播放的多得多。除了安娜·费多托夫娜，大家都看了电视系列片《战争的战略》。安娜·费多托夫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既难过又苦恼，因为只有她一个人能认出遥远的一九四一年亲儿子离家时的孩子背影，而双目失明又永远剥夺了她看的机会。剥夺了她最后一个奇迹的机会：临死前看一眼早已经死去的儿子。
　　一九六五年闪过的身影说不定不是她的伊戈廖克呢?更何况她看到的背影一晃而过，没有来得及看清……不过，她心灵的最最深处，有一个违背自己心愿的秘密：这不是他，不是她的儿子，不是伊戈廖克。然而，她听不进理智的、合乎常理的话，她想相信，伊戈尔尽管死了，但似乎没有彻底地死去，似乎不是全死了，可不是!他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会在烈士公墓里腐烂，不会消亡，他会永远留在发白的胶片上，摄影师不是专门给儿子拍的，是拍摄前线实况时无意中进入镜头的。她儿子真的在这个前线实况里生活、战斗过，现在她的儿子永远地保留了下来。她想相信这是真的，她也必须相信，然而，她相信了。她只是相信，什么都不想证实。
　　 [##]
　　“太婆，他们找你，”塔涅奇卡领着两个神态严肃的姑娘和一个更一本正经的男孩走进了屋高兴地大声说，“你把东西全给他们看看，给他们说说，好吗?我走了，不然我音乐课迟到了。”
　　接着，她一阵风奔了出去。瞎子安娜·费多托夫娜站在厨房，她看不到，但是准确知道三个孩子腼腆地挤在门旁。
　　“把外套脱了，”她说，“走过走廊，到我的房间里去。我马上来。”
　　小客人顺从地一个个向她的房间走去，安娜去了厨房。她熟练地洗好碗碟，又熟练小心地把它们放到烘干机上，之后回到了房间。孩子们排成一排列在门旁。她走过时用手轻轻地摸了摸每个孩子，她想弄清楚——她的这些非邀之客是什么模样。她觉得前面的姑娘比表情严肃的男孩高，身体也棒些，排在最后面的小个子女孩很好动，总是不停地晃来晃去，嘴里叽叽咕咕，两只脚不停摆动，鞋子吱吱呀呀响个不停。“就是说她非常喜欢这双鞋，也许鞋是新的。”安娜·费多托夫娜想，“看来，高个儿女孩是他们的头，男孩不服气。就连现在还在生气，脑门上还冒着汗。”她一下子就摸清了一切，之后坐到了已故的弗拉基米尔的母亲留下来的一把圆椅上。
　　“随便坐!说说你们来干啥?有什么事吗?”
　　孩子似乎没有坐下，老是叽叽喳喳的，相互推来推去。最终男孩被推了出来。
　　“您的重外孙女塔妮娅和音乐学校的学生参加了我们少先队的活动。我们倡议：寻找无名英雄。那时，她说了法西斯打死了您的儿子伊戈尔，他给您写过很多信。”
　　男孩像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完后不吱声了。安娜·费多托夫娜等了一会，见女孩没有说话后纠正说：
　　“伊戈尔给我总共只写过一封信。第二封信是在伊戈尔牺牲后由他的战友瓦吉姆·佩列普廖奇科夫写的。”
　　她伸出手，从习惯的地方——床头柜上拿出纸夹，从里面取出几张纸：有的被念破了，有的还没有破。她把信递给了高个儿姑娘，安娜·费多托夫娜能准确地想象到这主角呆在什么地方。
　　“这里面还有一张阵亡通知书。”
　　孩子们拿到纸夹，马上围到了一起，安娜·费多托夫娜甚至觉得三个脑袋此时撞到了一块，她笑了。少先队员们唧唧喳喳起来，不过没有多久，高个儿姑娘就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狐疑说：
　　“这都不是真的!”
　　“说得对，是拷贝，我非常珍惜信，”安娜·费多托夫娜解释说，尽管她不喜欢姑娘说话的腔调。“姑娘……就是那个矮一点的姑娘，你站在橱旁。对不?”
　　“对，”小个子张皇失措地应声道。“您的重外孙女说过，您的眼睛是愁瞎的。”
　　“我能觉察谁站着，谁站在什么地方，”安娜·费多托夫娜笑了笑。“你打开左边的上抽屉。那里有一只木盒，拿出来给我。”
　　又是一阵唧唧喳喳，然后是拉抽屉的声音，接着有人——安娜·费多托夫娜断定是男孩——把木盒放到她的手上。
　　“都过来!”
　　孩子们马上围住了她，她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与体温，她准确地知道他们站立的位置。她打开盒子，小心翼翼地取出珍贵的信件。
　　“看，你们可以看看。这里有我儿子伊戈尔的信，有他的朋友瓦吉姆的信，还有……还有一张阵亡通知书。那时正式通知谁在战争中已经牺牲是这样叫的。”
　　孩子们久久地打量着信，叽叽咕咕，安娜·费多托夫娜断断续续地听到：“为什么叫我?为什么呢?你是头呀……”“因为是她的儿子，不是女儿，你明白?要是女儿，那么该我本人，或者卡佳，因此，你必须……”勉强能捕捉到一点，看来挺激烈的争论这样结束：男孩胆怯地干咳了一声说：
　　“您该把这些信交给我们。交给我们吧!”
　　“怎么说?”她几乎是又愉快又惊讶地说。“这些信事关我儿子，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呢?”
　　“我们学校举办一个陈列馆，我们要隆重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我很愿意把信件的拷贝给你们学校的陈列馆。”
　　“我们要您的拷贝有什么用?!”小头儿突然挑衅性地插进来，安娜·费多托夫娜大吃一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竟打官腔、竟如此没有人情味。“不，真太好玩了!几张拷贝，太简单了，几张白纸!我可以在拷贝上写上我的祖母是‘青年近卫军’女英雄，这有什么用?!陈列馆会收这样的拷贝吗?!”
　　“不会收，”安娜·费多托夫娜特别不喜欢这种挑衅性的、充满她无法理解的咄咄逼人的口吻。“你们可别拿走。把所有的信还给我，快!”
　　孩子们又紧张地悄悄议论起来。要是在平常，安娜·费多托夫娜不费力气能听到他们争论啥，可是现在她又气又难过，什么也听不到，而且她也不想听。
　　“把信还到我的手上。”
　　“太婆，”最小的姑娘第一次说话了，她还是一口童音。“您太，太老了，对不?而我们还有得活，要受榜样的教育。要是您突然不行，那时我们所有爱国主义的榜样全丢了。”
　　“那你们等我死后来取吧，”安娜·费多托夫娜悲伤地说。“把信给我，还要我说个不停?”
　　“要是您不很快……”，大个子姑娘又开始挑衅了，不过没有把话说下去。“我是说，您怕是活不到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了，我们不可能赶不上。我们肩负着庄严的职责。”
　　“这就是说你希望我在五月九日⑥之前死掉?”安娜·费多托夫娜苦笑了一下。“谁知道?谁知道……不过那时这些信也不会交给你们，而是给别的学校，给我的伊戈尔的母校。那里也办陈列馆。”
　　他们默默地把信和阵亡通知书还给了她。安娜·费多托夫娜一张一张地摸，在确信是原件后才整整齐齐地放进了盒子里，然后说：
　　“小男孩，把盒子放到橱左边的上抽屉里去。然后严严密密地推上，严严密密，要让我听到声音。”
　　可是此时她听力不行了，她的心全被前面的谈话打乱，她惊讶，她气愤。这哪里是孩子的天真无邪!不，他们完全不像孩子，而是像成年人一样硬逼她就犯，不是请求，而是强行她交出惟一的珍宝。
　　“一条可怜虫!”大个儿姑娘突然清晰、蔑视地说。“在我们面前你胆敢再说一个不字……”
　　“反正都不行。反正……”男孩激动地小声说了起来，但听不清楚。
　　“快住嘴!”小头头大声打断了他，“否则我们会摆平你，叫你哭个够。卡佳，对不对?”
　　就连这么大的声音也打安娜·费多托夫娜的耳边溜了过去。她在等推抽屉的声音，在全神贯注这一声音。好不容易听到这一声音后，她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孩子们，走吧! 我非常累了。”
　　“再见，”少先队员们一个个轮着告别后向门口走去。
　　男孩在门旁问：
　　“是不是要叫医生?”
　　“不用了，谢谢你，我什么都不需要。”
　　小代表团走了。
　　安娜·费多托夫娜很快忘记了苦恼与有点不解的委屈。“为什么拿不懂事的孩子问罪呢?”她想。“想啥做啥，心灵纯洁。”心里原谅了孩子们后，她又来到厨房，现在她的全部生活都在这儿：不仅洗刷，而且还做饭，大伙热情夸她，她就感到幸福。里玛悄悄地重新洗她洗过的所有餐具，尽可能地给她烧过的汤再加工，这是她怎么也猜不着的。但是今天早上里玛去了大儿子安德烈那儿，他的小淘气鬼儿子生病了，所以今天她的手艺没有人“理会”。
　　当然，现在她时常出错，原因与其说是双目失明，还不如说是年迈。她现在常常忘记以前了如指掌的烹调、配料，要么多放盐，要么压根儿一点也没放。有一次，炉灶上两口锅同时烧开，她混淆了，结果汤不是汤，怎么也下不了口。但是，谁都没有责备老太太，于是她一直处于幸福的误会之中：至今她不但没有成为家里的累赘，而且还总是助他们一臂之力。
　　安娜·费多托夫娜很快忘了三个卖力的少先队员来访的事——一般地说，刚刚发生的，她转眼就忘，而遥远以前的事，她记得既牢又清楚，但是这天，夜幕越是临近，她越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正是由于恐惧无缘无故，正是因为安娜·费多托夫娜怎么也不能找出它的原因，哪怕间接原因，所以她愈发恐慌。塔季扬娜⑦已经放学回家，安娜·费多托夫娜给她吃了饭，打发她去做功课，她自己洗了碗碟，可她身上的恐惧感愈来愈强烈。
　　 [##]
　　“是过度劳累了，”里玛回家后听到安娜·费多托夫娜惊慌的抱怨断定说。“上床躺着，我马上叫塔尼卡⑧给你念信。”
　　“里玛，你别打扰她。她刚刚坐下来做功课。”
　　“好吧，我来念，再和你讲讲重孙的事。他患感冒，打冰球跑累了，大家挺紧张的……”
　　此时，安娜·费多托夫娜的怪习惯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人们都理解她的担心，她没有必要瞒着，入睡前谁有空，就给她念十来分钟。念得最多的是塔涅奇卡。瓦连京娜为了支撑有两个退休的和一个少先队员的家，要连班做。里玛不但要忙家务，还要照顾住在新区的安德烈家，她的孩子老是受凉，好像作对似的，他们家离这儿特别远。
　　“……我很好，一切正常，和大家一起杀敌。”里玛念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也把全信背得滚瓜烂熟了。“妈，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好吗?”
　　一直毕恭毕敬、安然地听念信的银发老太太此时突然举起手，里玛惊讶地停下，经过一段紧张奇怪的沉默之后问：
　　“发生了什么事?”
　　“他不知怎的不情愿，可她们硬是威胁他，”安娜·费多托夫娜嘟嘟哝哝地说着，不知在看，也不知是听。
　　“他是谁?”
　　“一个男孩。男孩不情愿，可小姑娘吓唬他。他好像拒绝了，他说，我不干，我不干。而小姑娘说：‘可怜虫，再敢说个不字’……里玛，”安娜·费多托夫娜突然从床上支起身子。“里玛，看看盒子，看看盒子……”
　　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里玛二话没说，站起身，拉开橱的抽屉，打开盒子。老太太探着身子，在焦虑紧张地等着。
　　“怎么啦，为啥不说话?”
　　“没有了，”里玛小声说。“阵亡通知书放在原地，还有照片、证章，可是信不见了。既没有伊戈尔写的，也没有他的战友写的，只有一张阵亡通知书。”
　　“只有一张阵亡通知书……”安娜·费多托夫娜的嗓音变嘶哑了，她昏了过去。
　　救护车很快到了，医生们使安娜·费多托夫娜脱离了昏迷状态。他们说，她的肌体的功能总的还算好。病人只要躺个把星期，一切都会正常。安娜·费多托夫娜沉默着，对谁都不埋怨，她一双失明的眼睛穿透了医生，不仅穿透了里玛，穿透了第一个帮她念信的瓦连京娜，穿透了吓坏的塔涅奇卡，而且还穿透了她自己的、对于她来说永远是合用住宅的墙壁，穿透了时代，穿透了把如今的她与亲身儿子隔开的整个历史的帷幔。
　　“妈妈，我一定回来。”
　　不，她再也听不到这些话。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伊戈尔说此话的时间地点，怎样说的，但是，她的心中再也没有响起他的声音。
　　“你们走吧，”她说得很艰难，但清楚、清醒，眼睛仍然严肃地注视着只对于她来说存在的远方。“我要睡觉了。我休息一会。你们走吧。”
　　“要不要念一会!……”里玛胆怯地问，不过女儿拉了她的衣服：没有信念了。
　　她们关了灯，轻轻地走出房间。然后脚步声、说话声消失，门吱呀一声，接着，一切都静了下来。
　　安娜·费多托夫娜微微闭上盲眼，屏住呼吸，紧张地谛听起来，然而她的信静悄悄的，儿子的声音再也没有在她的心中响起。他消失了，死去了，第二次死了，不过现在是永远地死去了。明白这以后，她一个老太太，独生儿子死后活了几乎半个世纪，现在突然感到脸上热乎乎的东西不断在面颊上像被凿出的一道道松弛的深皱纹上流。她抬起不听使唤的手摸了摸，明白了这是泪水。打她接到阵亡通知书后遥远的整整五十个年头，她是第一次流泪。一张官方的公文刻板、无情、冷酷地证实，她的独生子真的死了，别再幻想，她最后所剩的——只有对儿子的怀念。
　　在她全部的记忆中只剩下了一张阵亡通知书。安娜·费多托夫娜还理智地认识到，怀念是别人无法偷走的，那是属于理智，而这是现实，也就是在这现实中，儿子及其战友的声音随着他们的信一起消失了。无论她怎么集中自己的记忆力，无论她怎么用心听，无论她怎么祈求怜悯她，哪怕只给听一次，仅仅惟一的一次，听听亲人的声音，伊戈尔和他战友的声音也还是没有在她的心中响起。
　　仍然寂静无声，空荡荡的一片。他们利用了她眼瞎，从她的盒子里，不，是从她的心灵里偷走了信。
　　“上帝啊……”
　　突然响起了一个嗓音：清晰、洪亮。不是儿子的，而是别人的：打着官腔，干巴巴的，硬邦邦的语气，没有温柔，没有忧伤，不是在读，而是在宣布：
　　“……现在，我们特通知您：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克林斯克区拉基托夫卡附近的战役中，您的儿子列兵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西兰吉耶夫英勇地牺牲了。”
　　“不!不!不!不要!我不听!”她无声地叫着，但是她心里另一个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压过了她软弱无力的叫声：“……您的儿子列兵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西兰吉耶夫英勇地牺牲了……您的儿子伊戈尔英勇地……”这声音在她的心底轰鸣，皱纹纵横的老脸上泪水不停地涌动，好像力图弥补多少年无泪的损失似的。
　　甚至在她死后不再有任何感觉时，声音还在她没有呼吸的肌体中久久地长鸣，不过，沿着面颊滚动的泪水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剩下的只有打着官腔的、冷冰冰的死亡之声与母亲无能为力的热泪!
　　两封信成了学校陈列馆的备用展品。少先队员因收集积极受到奖励，但是，怎么都没有找到放置两封信的地方，伊戈尔和佩列普廖奇科夫中士的信只好备用……
　　这两封信至今还放在那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展品№……”它们被夹在红色的硬纸夹里，在抽屉里放着，纸夹上写着“伟大卫国战争史备用展品”。
　　(陆永昌译)
　　
　　①即伊戈尔，是伊戈尔的爱称——译注。
　　②即沃洛佳。
　　③伊戈尔有勇士的含义。
　　④安德赖卡是安德烈的爱称，瓦柳什卡是瓦连京娜的爱称。
　　⑤即孙女瓦列奇卡。
　　⑥五月九日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每年都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⑦即塔妮娅。
　　⑧是塔妮娅的爱称。
　　

• 陆永昌： 永恒的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