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二OO二年七月版)主要讲述的乃是年龄差距多达二十七岁的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极富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确实可以被归类于爱情小说之中，确实可以让读者联想起具有相似故事原型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与杜拉斯的《情人》来。然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虽然懿翎的小说具有与《洛丽塔》和《情人》相似的故事原型，但这三部小说的最终艺术旨归却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在我看来，如果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旨在通过对亨伯特与洛丽塔之间畸形恋情的表达探究挖掘隐于这畸恋行为之下的深层人性的婉曲与幽暗的话，那么杜拉斯的《情人》则更多的是要通过对肤色种族不同的男女恋人之间那刻骨铭心的生死恋情的描述，在探究人性深邃的同时也在表现着男女主人公之间最终难以彻底沟通消除的文化差异。与《洛丽塔》和《情人》相比，虽然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同样有着对于人物精神深层复杂人性的触摸与表达(其实，从本质的意义上来看，任何优秀的叙事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于深层人性的探测与表现)，但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却并不只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在笔者看来，《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真正的原创性价值其实体现为故事发生的时间乃是“文革”——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格外具有特别意味的特殊时段。正是这样一种特异的事件背景在赋予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奇异爱情发生的可能性的同时也赋予了这一奇异恋情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不难想象，设若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抽掉或者置换，那么懿翎的这部长篇便大约只能成为一部廉价的只是一味地勾起读者好奇心的通俗言情小说了。读者或许会增加不少，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反倒可能趋向于无了。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编者以“它不靠残忍的激情与绝望的忧伤令人沉醉，而是让人物的命运因为对时代生活的丰富含藏和清晰折射而引人深思”的话语对小说价值进行的评判就是极其准确到位的了。在笔者看来，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的价值正体现在“对时代生活的丰富含藏和清晰折射”上。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对时代生活的丰富含藏和清晰折射”便是指作家对于那一特殊时段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
　　虽然从表面上看占据小说主体地位的是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的奇异情事，他们如何在电影院通过“围巾”事件相识，如何因补课而相怨相恨，以及在相怨相恨的补课中又如何夸异地化怨恨为爱恋的故事构成了纵贯全篇的结构线索，但在笔者看来，作者的真实意图其实并不在对于男女主人公情事的表达上。懿翎的匠心独运处正在于她的以不写为写，她真正要刻意地加以探究表现的东西在文本中只是如蜻蜓点水般地点到为止，或者说她只是在情节的铺叙过程中留下一些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以牵引读者如侦探般地去探寻潜隐于这故事深层中的内在蕴涵。在这个意义上，《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便可以让我们联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来，浮出水面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冰山的绝大部分依然沉没于海水之中，需要读者发挥充分的想像力去进行探求。就此点而言，说懿翎的这部长篇小说具备了鲜明的现代叙事品格便是顺理成章了。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于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正值“教育回潮”时期，于是一群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作为教师便和一群来自各个阶层水平年龄均参差不齐的所谓学生集聚在了雁北地区的喜城中学，小侉子与江远澜跨越二十七岁年龄的师生恋便是在这期间得以萌生发展的。在小说所描叙的一系列事件中，颇具神秘色彩同时却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发生在喜城中学的一连串教师(知识分子)死亡事件。约略计来，死亡者先后有于拙、瞿昙海伦、侯大梅、靳绮神、白个白、方向明、阿琪、程星辰与石磊磊。在一部小说中，出场人物大半是死亡的人生结局，且这死亡大都并非正常的自然死亡，这“死亡”事件在文本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我们注意到，在写及这一连串死亡事件时懿翎只是如草蛇灰线似的在偶一触及关键处之后便迅速宕开了笔墨，这就使得这些死亡给读者留下了突兀而至幽暗不明的强烈印象。在一般的小说文本中，死亡来临之前作家总会有一番气氛的渲染与暗示，而在懿翎的这部小说中，那充满暧昧色彩的死亡却总是像那些不请而至的不速之客一样突然降临到读者面前。同时，对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死亡原因，作者也采取了讳莫如深隐约其词的处理方法。比如关于于拙之死，作者只是交待小侉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贾校长对着于拙的尸体在痛苦地解释：“我睡了你的女人不假，我已经得到报应啦”而已。再比如关于石磊磊之死，小说文本也只是在进行了“有消息说她的家族有心脏病史，兄弟姊妹无一人活过四十岁。有消息说她死于药物过量。更有消息说她的死与上面某领导的绯闻有关，她是被迫自杀的”这样一番猜测性描写后，借韦荷马老师之口，说“石老师是不堪逼迫而死的，她的一生和她的名字‘磊磊间中石’天然妙合，生之名，死之誉早已神料”。但是，正是在作者有意忽略后留下来的那些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探知这些死亡者的真正死因所在。很显然，正如韦荷马断定“石老师是不堪逼迫而死”所暗示的那样，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这一连串非正常死亡差不多全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的，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开始的知识分子遭排挤受迫害的过程，在文革中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小说中这些均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知识分子之被迫到塞北小城的中学当教师，这一事件本身就已经是他们不公正人生遭际的一种证明，而他们的一连串非正常死亡，则更是他们苦难人生的表征所在。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叙述话语：“喜城中学的老师们一直把自己喻为无主的羊群，谁来撵羊，谁来捉羊，谁来放羊，谁来宰羊，似乎没有人集中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更没有人用耐心和热忱去解决这个问题。”当这些饱受折磨的知识分子们把自己比喻为无主的羊群的时候，此处之“主”便是指当时十分不正常的文革政治。窃以为，在他们根本不关心谁来“撵”、“捉”、“放”、“宰”自己的行为中所隐藏着的其实正是他们对不合理政治一种极度的轻蔑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则他们动辄便采取的非正常死亡方式，庶几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不合理政治的最大抗议与嘲弄。
　　早在《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问世之前，我们便有过许多以文革与知识分子为共同表现对象的小说作品，其间也自然会有诸多思想精神形态各异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态如何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似乎构成了他们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那就是虽然他们自己身受政治之害，但他们自己其实也对政治持有着强烈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无法像懿翎小说中描写的这群知识分子一样根本不去“考虑”或“解决”到底由“谁”来主宰自己命运的问题，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总是要把自己的行为指向于政治，因而也就与政治构成了一种殊难剥离的纠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不妨把这样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质而言之，由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日益畸形政治化了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更由于他们自身人格的过度软弱，他们根本无法抵御外在的强大政治压力。于是，从日常言行到深层思维方式，甚至到他们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便都无可避免地政治化了。与此类明显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相比较，出现在懿翎小说中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便具有了突出的另类色彩，他们之对于政治的格外冷漠甚至于对政治所持有的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所透露出的其实正是知识分子精神中极为高贵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江远澜对小侉子说过的一段话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谈到小侉子的作文时，江远澜说：“你的福儿奶奶在作文里死了活，活了死，一会儿是救骡子，一会儿是保粮仓，再不就是战山洪，且不说你福儿奶奶一双粽子脚会不会凫水，且不说全县数你们村海拔最高，洪水如何爬坡攀登，且不说大旱连续三年，桑干河即将底朝天，我想讨教你是有一个福儿奶奶，还是有X＋Y个福儿奶奶?”这段话语中，在作文中让福儿奶奶几次死活所表现出的小侉子的顽劣品性姑且不论，江远澜所罗列的“救骡子”、“保粮仓”、“战山洪”这一系列事件所折射出的其实正是当时畸形政治的存在印痕。在这个意义上，江远澜的话语实际上便可被看作是对当时畸形政治话语虚妄性的一种有力的消解与戳穿。既然已经意识到了时代政治的虚妄与荒谬，那么自觉地疏离于时代政治之外便成为喜城中学这些知识分子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生选择。细读文本，你就不难发现他们既可以为爱情而痛苦，如江远澜、石磊磊、庄稼重、程星辰等，也可以为衣食而忧心，典型如江远澜之专吃大米，还可以为智慧所苦恼，这一点在他们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精神内核却相当一致的对待教学，对待自己孜孜以求的事业的严肃态度中便可有一目了然的领悟，然而惟独没有表现出对时代政治的兴趣来。对于这一点，小说中惟一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形象，曾经与这些知识分子们朝夕相处的贾校长的感觉应该说是敏锐而准确的：“这两年来，他对麇集到此的各路知识分子精英算是领教够了。表面上，他们是一群享有流放恶名的流放犯，是臭不可闻的老九，但实际上他们比叫化鸡还要飘香四溢，飘香四季!他们比喜城满山遍野最具毁灭植被、庄稼的白草还要耐旱，耐寒，耐风沙，他们的神情中总有一种在百老汇上演歌剧的兴奋，哪怕迎来的是死亡的厄运。他们动辄就死的行为比病毒还善于传播，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恐惧，个个都是视死如归的模样。”尽管置身于特殊时代政治氛围笼罩下的这些知识分子们事实上很难摆脱畸形政治对他们的戕害，但更看重人格尊严的他们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采取种种非正常死亡方式，也不愿意为了苟全性命而去屈从于当时的畸形政治。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全然有别于文革后的同类小说作品中具有明显政治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根本特征所在。本文标题所谓“知识分子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的具体语义内涵首先指的也是这一点。懿翎小说中写到过的此类知识分子形象大约有十多位，其中塑造最成功且极富新意者当推江远澜和韦荷马。
　　先来看韦荷马。据作者在后记中交待，韦荷马是有原型的人物(即作者插队时的语文老师陈鼎民先生。但又何止是韦荷马呢?女主人公小侉子身上其实便有着作者懿翎自己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懿翎的这部长篇理解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归类于描述展示主人公成长历程的“成长小说”之中。而在另外的意义上，所谓“自传”、“成长”云云，也只是意味着作者对自己所欲表现的生活对象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而已。惟其将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全部投入了写作历程之中，她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才会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韦荷马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内心深处对于当时的畸形政治有着入木三分的深刻认识，故而便以“佯狂”的形式巧妙地应对防备可能随时降临的畸形政治对于自己的迫害。在喜城中学，韦荷马一向以“惧内”而著称，岂料这“惧内”却是他们夫妻间上演的一出“周瑜打黄盖”。韦荷马对江远澜说：“倘若我不声称内人把我整得苦不堪言，我也会像瞿昙海伦、石磊磊一样死得只剩骨头棒子了。”一语道破天机，原来韦荷马的“惧内”却也是一种机警的自保策略，也是一种知识分子针对畸形政治的消解应对举措。这其中既显示出了韦荷马的智慧，却也映现出了身处险境不得不如此的一些无奈来。韦荷马此举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哈姆莱特的装疯来。哈姆莱特为复仇而装疯，韦荷马为自保而“惧内”，二者几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韦荷马虽然时常装出一副窝囊相以“惧内”为自保之策，但他内心中真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其实也还是很暴露过几回的，真所谓“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者也。比如小说中曾写到过韦荷马总是怀着绝望痛苦的心情听当时广播上的各种报道的细节：“因为他固执地自负地认为：他能听到这些报道，无疑是在用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分担整个民族的痛苦与悲哀。”再比如有一次上课时，韦荷马情不自禁地借屈原而大发感慨：“国魂屈原尚遭两次流放，一次被楚怀王逐于汉北，一次被顷襄王逐于江南，但屈原不屈，写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名句。我能来到喜城，有流放之事但无流放之志。今示古人《春天》，冀盼同学们举一反三，深思深想，该当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拥有一个怎样的春天，我们又能为这春天做怎样的贡献。”虽然韦荷马是在借屈原而自鸣其志，但从二者的精神实质来看，其实是既有相同也有相异之处的。二者的相同处即虽然都身处逆境都饱经苦难折磨但却始终牵挂着自己的祖国与民族，相异处则在于屈原尽管身受政治之苦，但却一直没有放弃对政治的信念，而韦荷马则已经洞悉了畸形时代政治的全部险恶与丑陋。他那“惧内”式的佯狂自保行为，在笔者看来，正与懿翎小说中那些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一样，所透露出的正是对畸形时代政治一种断然的冷漠、厌倦与拒绝。韦荷马作为知识分子一种高贵的精神风骨正是这个意义上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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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江远澜。这是较之于韦荷马更具个性化色彩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如果说韦荷马尚且对外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的话，那么江远澜与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却始终处于难以和解的紧张状态之中，或者说江远澜在骨子里根本就拒绝介入参与到日常生活之中去。于是，这样一位数学系的高材生，山西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在生活中面对日常事务时的尴尬便几乎是家常便饭了。明明下着大雨，但拿着雨伞的江远澜却忘了将其打开：“江老师拿着雨伞，但慌乱中没有打开，一直像摇着个拨浪鼓举着，浑身湿得更透彻，他的头发也编成了绺绺。”更有甚者，为了给小侉子买头箍，江远澜一个寒假中三次往返于喜城与北京之间，结果却未能如愿，以至于大发感叹：“给女人买东西是件要命的难事。女人要的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比数学复杂一千倍。”为了达到和小侉子结婚的目的，江远澜居然自称自己强奸了小侉子并主动到公安局去自首，他这么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我只想先斩后奏娶她!”这就使郭局长不由得生出了“这世界上真是没有比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更可怕、更讨厌的事物了，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破坏让他从另一个意义上理解了秦火一炬的原因”的感慨。然而，尽管江远澜在应付日常事务方面确实是一个低能儿，但从他对自己所追求事业的痴迷与疯狂程度来说，他又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数学天才。关于这一点，正如小说中描写的：“数学确是江远澜心目中的北辰，固定在他的灵魂中央，他的手势、语言、神情都痴在其中，自然忽略了我的思绪像四处闲逛的二流子。”为了数学，江远澜可以在狱中钻研啃读《韦氏大词典》；为了数学，江远澜居然一个人被关在大殿当中，忍饥挨渴达三四天之久；本来已经约定要与小侉子一起自杀，但一闪念间出现的数学研究的灵感居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一日，江远澜突然间想到了旷日持久，尚未解决的数学难题后撒丫子就跑，他心中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豪情，一如高斯发现了F2=17也是费马素数的喜悦。”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江远澜就是为数学而生的，数学就是江远澜，江远澜也就是数学。窃认为，在一个畸形政治凌驾于其他任何事物之上的时代，如江远澜这般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专业研究之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专业的那种痴迷疯狂的态度与行为，实际上体现出的正是江远澜们在看透了畸形时代政治的虚弱本质之后对于畸形时代政治的一种轻蔑与超越。也正因此，江远澜那只吃大米的行为便也带有了明显的象征隐喻色彩。在笔者看来，仅对江远澜一人而言，只吃大米而拒绝进食其他杂粮的怪癖庶几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其精神品格高贵不与流俗汇同的一种有力象征。其实，江远澜固然在日常生活方面呈现出了许多不通俗务的特征，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畸形时代政治的虚妄与荒谬缺乏必要的观察认识。我们注意到，江远澜的宿舍里挂着一首诗：“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情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既然挂在江远澜的卧室里，那我们便不妨把这首诗当做江远澜的自况。在此诗中，江远澜痛惜自己虽有绝世的数学才华，但却因身处乱世而得不到充分施展的机会。所谓“高节终竟受疑猜”，指的正是他被贬喜城的生存现实。正如同韦荷马曾借屈原而大发感慨，江远澜在此处也引屈原为同道。由此诗即可看出，虽然不谙俗务，虽然总能痴迷逃遁于数学研究之中，但在江远澜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真切的精神痛苦存在的。但也正因为江远澜对于畸形的时代政治有一种相对深刻的体认，所以他才会这样批判孔老二：“孔老二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将中国教育引向了歧途，孔子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几乎有柏拉图对西方教育的影响那样长久。但孔子不谈数学，这很可能就是造成中国比较落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江远澜似乎与当时的其他人一样确实是在批判孔子，但从精神实质上看，他的批判与别人的批判又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位“数痴”、“算呆”，他不仅对于中国数学的滞后痛心疾首，而且认为这种滞后局面的形成与孔子“不谈数学”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江远澜对孔子的批判又绝对是真诚的，他实际上是在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在另一个方面，由于江远澜之批孔子与当时畸形时代政治之孔子批判的错位，他的这种批判行为实际上又在无形中构成了对于畸形时代政治的一种有力消解。这样，在批判孔子这一行为细节中，江远澜作为一位酷爱事业的知识分子的超人智慧与精神风骨便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艺术表现。此外，在江远澜以油条作哑铃以应付教师早操的行为中，他所特有的那一种生活智慧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示。论述至此，我们不妨引述小说中郭局长对于江远澜的一段评价来归结对江远澜的分析。在我看来，郭局长的这段话将帮助我们更准确合理地理解把握江远澜其人以及他存在的意义：“他(指郭局长)一直觉得喜城中学有江远澜，乃至一批江远澜的存在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和模范作用就在于他们个个都忘我钻研：他们与精神的人及将要成为精神的人，构成一种类比，他们哺育给学生们的思想及思维方式，都是注入在下一代心里的弥足珍贵的精神种子。”
　　如果说对于江远澜、韦荷马等一系列以其视事业为生命且又格外重视个人人格尊严为显著特征而明显地区别于文革后同类小说中带有鲜明政治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独特发现和成功塑造可以被看作本文标题所谓“知识分子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的首要语义特征的话，那么本文标题的第二个语义特征便是指懿翎小说对于叙述视角的成功设定。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对于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而言，能否设定一个巧妙的叙述视角是衡量小说艺术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这一点，身为小说编辑的懿翎当然是十分清醒的。从其具体的文本叙事实践来看，作家在这方面很显然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所采用的乃是非限制性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即女主人公小侉子)为叙述者，但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她并没有严格地遵守第一人称叙事的叙事规则，许多超出了“我”(小侉子)的视野之外的人与事其实也都进入了“我”的叙事范畴之中。所以我们才把这种叙事方式称之为非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更严格地说来，小说所设定的其实只是“我”也即小侉子的一种叙述视角而已。在笔者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叙述视角的设定为小说的最终成功提供了某种艺术上的保障。我们注意到，在故事发生发展的主体时间(即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内，小侉子的实际年龄是十四五岁。而十四五岁，正是一个人从不谙世事到长大成人过程中的关键时段。在小说中，虽然由于个人特殊的坎坷经历，小侉子看起来比同龄人显得要成熟许多，但实际上她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正处于半懂不懂的朦胧状态。关于这一点，只要将小说正文与后面的补遗一、二略作比较，即可有一目了然的认识判断。但也正是因了尚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小侉子对于那一特殊时段中人与事的半懂不懂，小说才取得某种类似于雾里看花的艺术效果。对于小说中的诸多人事，小侉子的感觉、描述与认识明显地错位于这些人事的本来面目，而这也就为读者留下了极为阔大的思考参与空间，可以诱发读者以极大的兴趣介入参与到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之中。同时，由于小说中的一切人事均是由小侉子眼中看出并转述给读者的，因此这一切人事在作品中均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形。而这种变形，在进一步磨砺读者的审美接受感觉的同时也给小说本身带来了一种现代的叙事审美品格。
　　在关注分析小侉子作为一种特定的叙述视角，所必然产生的特定叙事艺术效果的同时，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小侉子也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在笔者看来，小侉子是如同江远澜、韦荷马一样塑造极为成功的个性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小侉子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她出生一个月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在那个荒唐的年代，由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背景，年仅十二岁的小侉子便只能以知青的身份去喜城县插队落户。小侉子天性顽劣、调皮，很小的时候便怂恿父母离婚，五岁上幼儿园中班时就想到过死，七岁时因为产生了要“还一个孩子给双亲”的念头，居然从幼儿园偷了一个小孩回家。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对于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天性，在十二岁时便开始独立生活的女孩子而言，在远离北京的喜城县，在没有了父母的管束之后，其顽劣调皮的天性究竟会有怎样的一种放任发展。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系列这样的景观：她可以带着十七只母鸡和一只公鸡来喜城中学上学，为发泄对江远澜强迫自己补课的怨气可以三番五次地“偷”江远澜的钱，可以把江远澜在大殿中一锁就是三四天之久。然而，尽管小侉子的性格中确实有其顽劣调皮的一面，但也还有着善良纯真正直仗义的一面。在得知大队的油坊要开，但油捻儿用的棉花钱还没有着落的时候，她可以慨然地捐出刚从江远澜家“偷”来的十元钱。也可以在刚做完手术尚未拆线时便到南坳参加消灭羊群疫情的活动。虽然她表面上总是一副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其实对同样作为异乡人而身处逆境的喜城中学的老师们却充满了本能的理解和同情，与江远澜的相遇且更进一步的相恋相爱既是小侉子关键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也是促使其心智迅速成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小侉子与江远澜的畸形恋情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性荒漠时代的人性奇迹。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正如同小侉子与江远澜的爱情本身带有鲜明的奇异色彩一样，懿翎在小说中对他们之间爱情的描写本身也足堪以奇异称之。一般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总离不开甜言蜜语与情意缠绵，但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的爱情却是在双方不断的对峙与争斗中不自觉地萌生出来的。由于江远澜是数学的疯狂痴迷者，由于小侉子是尚未成年的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年，所以在情感的产生与表达方面，他们绝没有丝毫的虚饰与伪善，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旦爆发，就再也难有改弦易辙的可能。虽然由于时代的差异变迁，由于天地造化弄人，江远澜与小侉子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但从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来看，他们其实一直都是把对方视为自己惟一真正的情感依托对象的。在笔者看来，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奇异爱情故事的发生与文革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有着某种殊难割舍的联系。一方面是文革这样一种畸形的时代政治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另一方面他们那奇异爱情中蕴含着的人性光辉又强有力地映照出了畸形时代政治的孱弱与苍白。无论是江远澜，还是小侉子，作家对他们形象的成功塑造都是通过对他们奇异爱情的奇异展示才得以最终完成的。窃以为，正是在与江远澜之间奇异爱情故事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小侉子性格中善良纯情的一面才得到了某种充分的展示，小侉子这一人物形象才得以立体化地进入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
　　除了个性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一种恰切的叙述视角的睿智选择之外，本文标题的第三个语义特征便是指懿翎在小说中对于语言的一种创造性运用。在笔者看来，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于知识分子语言与民间语言的交叉运用。在一般意义上，一部专注于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小说似乎只应该运用典雅的知识分子语言，而懿翎这部小说虽然也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她却成功地将典雅的知识分子语言与粗俗但却不乏活力的民间语言(具体来说，便是雁北方言)交织在了一起，使二者水乳交融地汇流成一个有机整体，交汇成了一个极其鲜活灵动的语言艺术世界，这一特点的形成，与懿翎小说所要展示的是一群自城市来到乡村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与生存境遇的思想主旨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不难想像，无论舍弃了其中的哪一种语言形式，《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恐怕都难以达到现在这样的审美艺术效果。其次是一种戏谑夸张反讽幽默的语言风格的具备。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摘引两段关于江远澜的描写：“江老师像只垂头八哥，双肩左低右高，厚大的嘴贴在胸脯上，后脑勺尖锐地向前冲，整个臀部下滑，腿精细”；“江远澜身上好像安了无数失灵的水龙头，哩哩啦啦似蒙松雨儿蔫儿蔫儿地跟着他。他身披一块墨绿色有白条的浴巾，既无风箱板宽，也无风箱板厚的胸脯每打一个喷嚏，肋骨都有射出去的危险，可他还无畏地打着喷嚏，再加上他下身只穿一件月白色府绸的裤头，上身只穿皇帝的新装，锄板一样窄长的脚丫子，吧唧吧唧走着走着还甩甩抖抖”。在懿翎的小说中，类似于这样的叙事段落几乎俯拾即是。由这两段话语，我们即不难对于小说文本戏谑夸张反讽幽默的风格有一种直观的领悟把握。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极其个性化的语言风格的具备乃充分体现了懿翎的叙事智慧，在当今的中国小说界，如懿翎这样具备鲜明个性化语言风格的作家其实并不多见。第三是指小说中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江远澜的语言中到处充斥着数学概念与数学语汇，韦荷马的语言中总是闪烁着某种避世的无奈与痛苦，小侉子的语言则是典型的融儒雅与粗俗于一体。高度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自然需要能使读者闻其声见其人的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这虽然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基本常识，但在现代后现代普遍忽略人物语言个性化的今天，似乎也还确有对于这常识作再度强调的必要。总之，正是因为有了如上所言懿翎在小说中对于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为依托，所以她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才最终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 王春林： 知识分子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3期
• 王春林： 二??六年长篇小说散点透视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