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活下去!?”这句话我在苏联解体后就学于圣彼得堡电影电视大学期间是经常可以听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解体前后的俄罗斯，社会混乱、经济崩溃、卢布贬值、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货物奇缺、生活艰难，俄罗斯人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圣彼得堡的著名短篇小说作家沃罗宁于一九九一年就以《怎么活下去!?》为题写下了这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现状和俄罗斯人民在煎熬中的心态，同时也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沃罗宁是俄罗斯老一代著名作家，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创作出版了数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另有几部长篇小说和电影剧作等，并多次获奖。沃罗宁主要喜爱并擅长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他的小说短小精悍、题材多样、结构严谨、简洁凝炼、寓意深刻、手法高超，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独特地位。
　　沃罗宁的作品不仅深受俄罗斯人民所喜爱，而且译成了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五十年代，他的著名中篇小说《不需要的荣誉》就曾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深受年轻人喜爱。“文革”前后，他众多的短篇小说也经常在我国各种杂志上出现，特别是八十年代，我国十月文艺出版社还编选翻译了他的多篇小说，以《爱情问题》为题结集出版，很快销售一空。《名作欣赏》一九八七年第二期还刊登了沃罗宁的短篇小说《战争轶事》，并对作者和作品作了评介。
　　沃罗宁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书中的题材也多取自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他善于通过普通人的平凡事揭示社会现实中的重大主题。五十到六十年代，他曾担过列宁格勒《接班人》报社的记者和《涅瓦》杂志的主编；经常深入生活采访，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多以农村生活为主题；六十年代末，他辞去主编职务，为了深入广泛了解社会，熟悉生活，他经常去各地旅行，使他更有机会研究社会，认识生活，这一时期(七十到八十年代)作者涉及的题材更为广泛，描写的人物类型更加复杂，但主题主要是歌颂善良、正义、理想和未来，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当时有评论家说：“沃罗宁从社会主义理想出发，讴歌崇高的功勋、勇敢无畏的精神和民族自觉的感情……”同时，他也极力鞭笞社会的丑恶、自私、贪婪的阴暗面。沃罗宁讲：“我经常是含着眼泪写作，我怜悯我所描写的人……”这一时期沃罗宁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如小说集《玛丽娅的礁石》《最后一次远行》《在乡村街道上相遇》《祝您幸福》等，杂志报刊上也可经常读到他的作品。
　　可是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作家分裂为对立的派别之后，作为“爱国派”或称“传统派”的作家沃罗宁却很少有作品问世了。一方面，他的思想“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侦探推理、凶杀淫秽等内容的作品和外国情欲小说充斥了俄罗斯的市场，而严肃的文学作品得不到发表出版的机会。在我求学的六年过程中，我似乎只见到沃罗宁一九九八年以《我们不曾妨碍别人》为标题的这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就有一九九一年创作的《怎么活下去!?》这篇小说，而且这部小说集的纸张粗糙、价格低廉，远不如那些侦探、情欲、淫秽小说的画面精美，这也说明俄罗斯出版业的现状。
　　短篇小说《怎么活下去!?》写于一九九一年。这一年正是苏联处于崩溃瓦解边缘的一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年底，苏联正式解体。《怎么活下去!?》正是在这种政治社会背景之下写出的。
　　沃罗宁师承十九世纪杰出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这不仅表现在作者敏锐的时代感，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追求正义、善良、真理，而且积极干预生活，敢于讲真话。沃罗宁曾说过：“作家必须对人民、对祖国的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一个作家如果不讲真话，闭眼不看我们生活中丑恶的一面，将来只会遭到人民的唾弃……”沃罗宁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所以他深受人民的爱戴。读过《怎么活下去!?》，我们深深地被感动了，因为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讲真话了，他不畏恐吓、威胁，在那种环境下写出了这篇真实的小说。
　　简洁凝炼、短小精悍，是沃罗宁创作中所遵循的首要原则。他曾说过：“契可夫是位不平凡的作家，他给我很大影响，首先，我接受了他的遗教——简练”。他又说：“……写小说必须做到简练，这是短篇小说的首要条件。应该尊重读者，珍惜他们的时间，只有言简意赅、生动活泼、耐人回味的短篇小说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沃罗宁的作品大都相当简短，不少篇章只有一两千字左右，《怎么活下去!?》也只有五千多字，但它反映了社会巨大动荡和变迁下的形形色色各类人物的种种心态，是难得的一篇小说。
　　沃罗宁善于塑造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捕捉典型人物，而且寥寥数笔就能刻画出具有时代性格的人物形象。《怎么活下去!?》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五个人物，有的人物甚至没有个姓名，如主人公“我”，但“我”却贯穿全篇，通过他的内心独白和与别人的对话，活生生地塑造出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而在垂暮之年得不到安宁，又对现实无可奈何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小说中的外孙儿是通过祖孙二人的对话，刻画出一个憎恨过去、无所追求的新一代年轻人的形象；而“我”的女婿，则是通过主人公的叙述，勾画出典型的俄罗斯新贵的嘴脸；邻居的愤怒反抗；车间同事的胆怯退缩，也都是通过几句对话，一一跃然纸上。这五个人物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性格，却是在俄罗斯社会动荡、社会混乱中的典型人物，他们既有典型性，也具有概括性。
　　沃罗宁还擅长于人物的心理描写。他不仅善于依靠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以及景物描绘和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常常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内心倾诉和独白来进行直接描写。《怎么活下去!?》就是通过“我”，也就是作者本人的大段独白，使读者了解了他的光荣历史和现在的处境，他虽然已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本应是儿孙满堂、享受幸福的时候了，却得不到安宁。时局的混乱，物价的狂涨，同事的退党，坏人的威吓，以及外孙儿的指责和女婿的变化，都使“我”时时惊恐不安，甚至难以入睡。“哪儿能找到真理呢?”“去问谁呢?”他“苦苦地思索着，没有喜悦，没有欢乐”。这样的心理描述真实深刻地勾画出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当今俄罗斯社会现实下的典型心态和难言的无奈。我在俄罗斯学习期间，到处可以遇到这样的老人，我经常和他们交谈，气愤、失望、甚至绝望常常流露于言表，正如小说中“我”发自内心的感叹：“是呀，人吃人的时代又在我们这里重现了。”
　　景物描写也是沃罗宁擅长和惯用的重要艺术手法。他对景物的描写决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为写景而写景。沃罗宁往往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烘托事件发展的外在环境。在《怎么活下去!?》中，只有两段景物的描写，而且只有简短的几句，并且置于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它不仅渲染着故事发生的环境，烘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起到前呼后应的作用。
　　小说一开始，作者描述了九月的一天，清晨的寒霜突然降落在花丛里，鲜花残落了，绿草萎靡了，湖水也变黑了，不再招人喜爱了，这短短的几句描述，使读者一眼看出这是作者隐喻当时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寓意着这样一个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后，败落了，不再让人们羡慕了、喜爱了，“我心里感到凄凉、沮丧”。接着开始了主人公的叙述，作者通过主人公“我”的内心独白和事件的描写，以及不同人物的出场，完成了对主题的描写之后，在小说的结尾，又用了短短两三句对景物的描述，“我……满怀希望地看着窗外，等待着天明，可是那里一片漆黑，在这黑暗之中感觉到夜色茫茫，黎明是不会很快到来的……”作者在这里决不是仅仅在写景，而是寓意着深刻的内容，它说出了俄罗斯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但是“夜色茫茫”，一时难以看到希望，看到光明。这简短的两三句话不仅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表现了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这种寓意深刻的描写既为这篇小说增添了光彩，也确实起到了前呼后应的作用。
　　读了这篇小说，我们看到契诃夫大师众多名篇的影子，同时也看到了沃罗宁短篇小说的独特优点。
　　
　　附：怎么活下去!?
　　[俄罗斯]沃罗宁/张焰译
　　
　　我清晰地记得九月的那一天，清晨的寒霜突然降落在了花丛里，于是鲜艳的花朵僵死般地垂下了头，渐渐地残落了。绿草也显得暗淡萎靡了。湖水变得黑黝黝的，不再招人喜爱了。我心里感到凄凉、沮丧，多么想得到些温暖，我急忙燃着了壁炉。干燥的桦木劈柴烧得多么旺呀，火苗如同跳舞似的，从这根树枝飞跃到另一根树枝上，从这块劈柴奔跳到另一块劈柴上，它那金黄色的火焰欢快地笼罩着壁炉里的圆木垛。
　　我无所用心地沉寂在宁静之中，心里感到格外舒畅，我不再阅读报纸，也不听什么广播，只是有时把电视打开，看看新闻报导，而且更多的是关注国外发生的事情，似乎只想看看这些节目，这也不过是好奇心的驱使罢了，何况很多报导过的内容很快便从记忆中消失了。即使是你记得以色列的士兵杀害巴勒斯坦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表示愤怒和抗议，又能如何呢?我骂一声联合国，顺便再骂一声我们的政府，也不过如此而已，毫无一点用处。因为我想改变这一切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我扛着号召保卫可怜的巴勒斯坦的标语牌，走到广场上去，那依然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反正当今世界的强权主义者肆意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召开过多少次群众大会，举行过多少次游行示威，可又改变了什么呢?毫无改变，除了对他们的非正义行为和我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厌烦之外，毫无任何改变。
　　所以，我为我的心绪能够安宁下来而感到高兴。
　　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用事实证实过，激动地说服过别人，也激烈地争执过，可现在不再做声了。真的，和家里的人、和熟悉的人们、和邻居尤里帕甫罗维奇谈论过国内发生的事情，谈论过生活是越来越艰难了，不过这些谈话不是有修养的人所为，而是凡夫俗子、小市民的说法，但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当然啦，如果市场上卖的肉一公斤要三十个卢布，蜂蜜一公斤要四十个卢布，土豆还要卖四个卢布，那还说什么哪!再说，其他的东西也都是很昂贵的，不但如此，据说，物价暴涨了五倍、十倍，所以，人们说的是对的，可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过是扯闲话罢了，就如同公共食堂里的老太婆指指画画，怨这怨那，结果是白白消磨时光，精神上弄得疲惫不堪。人们不过是希望无忧无虑地、安宁平静地生活呀，更不必说，我已经是颐养天年的人啦，既然如此，我是应该得到这种平静安宁的，可是，往往我是无法平静安宁下来。有一次，我去看望邻居，正巧碰上他往猎枪里装子弹。
　　“准备去打猎吗?”
　　“鬼才去打猎呢!是为了自卫。根卡茹切柯夫威吓我，要把我吊死。”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竟有这样的事儿。为这个事儿你也会被他们捆起来，想不到这样的法西斯会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你还没有退党吧?”
　　“干吗要退党呢?”
　　“瞧着吧，就让他们瞎闹去吧，”他手中拿着几粒子弹，将其中两粒装进枪膛里，“这样就保险多了。”
　　“他未必这么当真吧，”我说道，我不大相信他会采取这种手段。
　　“鬼才知道他会怎么样呢，不是他一个人在威吓，他们那些人在我们这里什么干不出来呢!”
　　我离开他家时，心绪十分沮丧。怎么能这样呢?在我们的国家里，怎么能把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呢?也包括我在内。我既没有偷人，也没有涉及什么肮脏的坏事。我十八岁就当自愿兵，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因屡立战功、受重伤后荣获了金质奖章，而且在火线上入了党，伤愈出院后，立即重返前线。复员回家时，我已获得了三枚勋章和五枚奖章。战后任何人也不能指责我干得不好。我做过工人，上过学校，当上了工长，那为什么要吊死我呢?
　　“不会吊死，外爷，那也可以说你是有罪的吧。你怎么没有看到在停滞年代发生的事儿呢?我不讲斯大林的事儿，你那个时候还是个觉悟不高的人。”
　　“我看到什么啦?我干活儿啦，那你们现在全都看到了。”
　　“那勃列日涅夫的胸前挂满了勋章，你也没有看见吗?”
　　“看见了。”
　　“那你为什么沉默呢?”
　　“我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什么也不能做，那干吗要加入共产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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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孙儿步步紧迫，就像公鸡突然袭击来似的。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说的话似乎也有点道理的，不过，原因是很明白的……
　　“当然，站在一旁来责备是最容易的啦，可是，你要处于我的地位……”
　　“我决不会这么干!你们的整个党都在说谎话!看把国家引向了何处?”
　　“不是我们引向了何处，现在党已靠边站了。党领导的时候，市场上的肉可不是三十卢布一公斤。这全是‘民主派’干的。他们把国家搞得支离破碎，全都崩溃瓦解了，可如今全都归罪于党的身上了。”
　　“反正你们是有罪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只对你说一点，孩子，普通的共产党员都是遵照‘共产党员，前进!’的命令第一个投入战斗的，那个时候为什么看不见如今大喊大叫的‘民主派’呢，尽管他们当中也有不少老头子。那究竟为什么你想要吊死共产党员呢?”
　　“那些人我是不了解，可有些人用不正当手段取得……”
　　“那你去吊死他们吧，我也会勒紧绳子的，让他们吊得更舒服点。只是不知为什么在‘民主派’当中我还没有看到愿意吊死这些人的人。”
　　这次谈话之后，我伤心极了。说真的，要是亲外孙把绳子套在外爷的脖子上，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昨天车间里的一个同事打来了个电话，他是个钳工。我问他怎么考虑有关党的事情。
　　“我已经不再考虑它了，我退党了。我入党的时候太盲目了，我顺便说一声，你读一下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吧，你就一个小时也不想留在党内了。”
　　我看过这本书，写的是很可怕的。我的外孙儿还给过我一期《小说报》，那是本《沉入黑暗》。作者在我们的劳改营里无辜地待了差不多有三十年之久。
　　“怎么样!”外孙儿怒气冲冲地责难着我。
　　“那么说，我在这个事儿上也不对啦?要是我对这样的事什么也不知道呢?”
　　“又是不知道?那你当时知道些什么呢?”
　　“你干吗冲着我大喊大叫呢?”
　　“怎么能不大喊大叫呢?你们把这样的国家弄到这种蒙受耻辱的地步，对你们是决不会宽恕的!”
　　“为什么又是怪我们呢?”
　　“那还怪谁?如今他们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却又退党了，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要退党?”
　　“为什么?各自有各自的原因，有些人是出于卑鄙的想法，对他们有利可图，就入了党，现在无利可图了，就退了党；有些人是绝望了，你不能把所有的都混为一谈，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也有些入了党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性，没有任何思想信念；还有的人是害怕‘民主派’了，那些人像你一样威吓着要向共产党员进行报复。”
　　“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党内呢?”
　　“我吗?因为我入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要建立一个光明的未来……可是怎么样呢，毫无结果。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也许，我们太天真了，但我们相信过。所以抱歉得很，在你面前我是有罪的。只是我不明白，你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要建立什么样的未来呢?”
　　“干吗要建立什么未来呢?每个人自己给自己创建财富就行啦。你们修建了那么多的列宁纪念碑，可是在不少地方有人把它推倒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今推倒纪念碑的那些人在过去也会把它推倒的，只是当时他们不敢呀，可现在什么都允许干啦。”
　　“在斯大林时代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外孙儿还喋喋不休地说。
　　“那又不是我杀害的，再说，被杀害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
　　“我们简直给搞糊涂了，连你们自己也弄不清楚。”
　　“确实如此，如果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刽子手，是很难弄明白的，就拿布哈林来说吧，他是受害者，可是他的双手又沾满了鲜血。”
　　“哎呀，外爷，真是搞糊涂了。”
　　说的不错，是搞糊涂了。生活越来越复杂了，商店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记得，战争结束后，经济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可是商店里的柜台上不曾空过。鲑鱼子放在大桶里卖，家庭主妇们嫌海鲈鱼脏，用手抓着它突出的眼睛，而鲈鱼一公斤才卖两个卢布。可如今是“俄罗斯在危急之中!”堕落到何等地步了!俄罗斯被宰割成七零八块。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被赶出了那些共和国，成了难民!这是在和平年代呀!俄罗斯人在自己的国家里竟然成了难民!他们得不到来自国家的任何帮助。除了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呢?”
　　外孙儿越来越怨恨起来。不过，现在又从另一方面喊叫了起来。
　　“外爷，真该谢谢你呀!我这个傻瓜，还以为民族主义者喜欢俄罗斯人呢，看来，他们不仅不喜欢，而且还仇恨他们呢。我们俄罗斯人是些懒汉，是酒鬼，也是傻瓜。为此，要向你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致以特殊的敬礼啦!”
　　“得啦，得啦……”
　　“什么‘得啦，得啦’?你怎么没有看见，俄国人很快会被赶进犹太人区了吗?”
　　“所以么，孩子，只有一种力量，也是惟一的力量，是不允许这样做的，这就是共产党。”
　　“啊，跟你是白说!在马涅什广场上号召人们审判共产党员，你忘记了吗?”
　　“谁号召来着?在动乱的时候那些个坏蛋还少么!时局越乱，他们越是有利可图。所以他们要把党员送上法庭，是为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大肆抢窃和进行破坏。你说说，‘民主派’审判过他们一次吗?”
　　“啊，跟你能说什么呢?”他说完就走了。
　　“不，你等等!”我喊道。
　　他连头都没有回。我一个人怀着一颗隐隐作疼的心站在那儿。
　　去哪里呢?去问谁呢?哪儿能找到真理呢?一辈子是明明白白的，可现在，到了垂暮之年，却无法得到安宁了。我回忆自己的一生，有过悲伤，也有过可笑的事情，遇到过困难，也有过欢乐和悲痛。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迹之中，都是井井有序的。可是现在一切都落空了。就好似魔鬼在全国游荡，将一切消灭在地狱之中……是的，好像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可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我未曾拥有过什么，但我很满足了。而且为自己的国家也不曾像现在这样感到羞耻过。如今人们好像都发狂了，都在追逐钱财。就拿我的女婿来说吧，他有小轿车、别墅、录像机，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把这一切弄到手了。他在供销社上班，在这之前是在设计处工作。正如人们所说，活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奇怪的是，金钱会把人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原来是个沉默寡言的工程师，干活儿有些毛躁，脑袋有点简单，又长又细的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可他现在行动变得缓慢，神态显得威严，戴着一副镶金的狐形眼镜，眼镜是那样的合适，牢牢地架在他那长长的而又平滑的鼻子上，让人感到有一种西方企业老板的气派。事实也是如此，他现在掌管着一家大企业，准备在南方购置地产，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孙，买了辆小卧车，可不知为什么他对生活还总是不满意，总在责怪我。
　　那好吧，该对女婿的这种成就高兴了吧，毕竟是近亲呀，我女儿的丈夫么，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无法容忍他那认为“自己的”钱已拥有几百万的神态。他很快会成为百万富翁的。当然，像他这样的人是属于影子经济下的生意人。在那个时候，作为普通老百姓也只能勉强可以糊口度日罢了。
　　有一次，我和女婿说起了这个话题，哎呀，戴着金边眼镜的一双眼睛极为凶狠地瞪着我，他那话音里充满了无情的蔑视。
　　是呀，人吃人的时代又在我们这里重现了。而且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了，无论是外孙，还是女婿，特别是女婿，再也不需要我了。过去，奥列格，也就是我的女婿，经常来看我，和我商量很多事儿，可现在他用不着我了。我也经常去他那里，但每一次我都感觉到，我去的不是时候，这一点我的女儿也暗示过。于是，我常常到别墅里去，在那里苦苦地思索着，没有喜悦，没有欢乐。现在，我被这些思想困扰着，很难入睡，就是睡着了，也是惊慌不安的，常常在睡梦中被惊醒，于是我起得身来，满怀希望地看着窗外，等待着天明，可是那里一片漆黑，在这黑暗之中感觉到夜色茫茫，黎明是不会很快到来的……
　　(译自沃罗宁中短篇小说集《我们不曾妨碍过别人》，1998年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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