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文体是记叙文，但记叙的主要内容，却是邹忌的一番论证。邹忌的论点是：齐王是深受蒙蔽的。邹忌的论证是：在家中，由于自己是家长，有特殊地位，因而，有人偏爱自己，有人畏惧自己，有人有求于自己，于是，在自己和徐公比美这种小事上，他们也一味逢迎，专讲假话，使自己深受蒙蔽。贵为一国之君，齐王在前三个方面的状况和自己是完全一样的：同样有人偏爱，有人畏惧，有人有所求。据此，邹忌断定：齐王在第四个方面——深受蒙蔽方面，也该和自己一样。文章记叙生动，描写形象，分析透辟，论证充分，哲理深刻，通过邹忌与徐公比美的小题目，做出了破除蒙蔽、纳谏治国的大文章。因此，不少专门分析论证方法的文字，也常把它作为论说文论证的典范加以分析。但对文中邹忌运用的究竟是什么论证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比喻论证”（亦有称“设喻论证”的），一种认为是“类比论证”。
　　何谓比喻论证、类比论证？这里很有必要对此做一番认真的辨析。
　　构成这两种不同的论证方法的前提不同。比喻论证的前提，是修辞学中的比喻辞格。它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本体，即被比喻的事物；喻体，即用来比喻本体的事物；比喻词，是把本体和喻体联系起来的词语。如“像”、“似”、“仿佛”、“如同”、“是”、“成为”、“化作”之类。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阐述的关于比喻定义的原则，比喻中的本体和喻体，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它们必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因而，“左边耳朵酷似右边耳朵”，绝不是比喻。二是它们之间，又必须有某个相似点。否则，彼此就会风牛马不相干。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写道：“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是比喻。其中本体（“微风中的缕缕清香”）和喻体（“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既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彼此间又有一点相似：飘飘渺渺，朦朦胧胧，如梦如幻，时断时续，似有似无。正是这一个相似点，使两个不同类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余光中的短诗《乡愁》，有四个结构相似的句子：“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它们就不是比喻了。因为“乡愁”和“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虽然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但彼此之间却找不出某一个相似点，因而，它们无法联系到一起。余光中这样写，不是要说“乡愁”像“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而只是说，乡愁寄托在、凝聚在这些事物上面。把修辞学中的比喻借用来说理，就成了论说文（或记叙文中有关人物的论辩）中的比喻论证了。但由于它的前提是比喻，所以，它仍得严格遵守构成比喻的两个规定：本体（有待证明的事物）和喻体（用来证明的事物）既不能是同类事物，彼此间又必须有某一个相似点。只不过，在比喻论证中，喻体既可是人、事、物，也可是一个有情节的故事。而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点，则是喻体中蕴含的某个不言而喻、众所公认的公理、真理。比喻论证的目的，就是要用喻体中那个众所公认的真理的成立，来证明本体的成立。它的内在逻辑是：因为A（本体，有待证明的论点）像B（喻体，蕴含着某个公理的论据），而B中的公理是成立的、不需证明的，所以，A也是成立的。《战国策·楚策·江乙论昭奚恤》一文中（狐假虎威的成语故事），江乙的论点是：北方并不畏昭奚恤，畏的只是昭奚恤身后的“荆宣王”。他证明这一论点的方法，就是比喻论证。他论证的逻辑是：狐狸声称百兽皆畏自己，老虎不信。狐狸就要老虎跟在自己身后亲眼去看一看。果然，百兽皆避。但百兽实际上避的不是狐狸，而是老虎。狐狸不过是“假”（即“借”）了老虎的威风。昭奚恤就像狐狸，楚王（即“荆宣王”）就像老虎。所以，北方畏惧的并不是昭奚恤，而是他身后的“荆宣王”。昭奚恤和狐狸，荆宣王和老虎，一为人，一为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但它们又有一个相似点：前者善于“假”它者的威风，后者是威风被它者“假”了竟懵不知情。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党中央及时做出了“精兵简政”的重大决策。但很多同志对这一重要决策很不理解，难以接受。为了提高这些人的认识，毛泽东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文中，毛泽东把当时抗日根据地形势的特点比成“鱼大水小”。用气候变了，衣着也必须随之变化的道理，说明形势变了，党的方针政策也必须随之改变。用《西游记》中孙行者变成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内脏把她战败的比方，说明“精兵简政”后我们的战斗力不但不会削弱，反而只会增强。文中运用的，也是典型的比喻论证。
　　比喻论证的本体只能有一个，但喻体却可以是多个，有多个喻体的比喻叫做“博喻”。苏轼著名的《百步洪》诗，就是博喻的典范：“长虹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把博喻的手法转移到比喻论证中，就会使说理形成一种发射连珠炮一般的排山倒海的气势，增强文章的雄辩和文采。
　　但是，从证明严谨与否的角度衡量，比喻论证并不具备严密的逻辑结构。因为，比喻在本质上是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先天就有片面性。因而，一篇论说文，在论证中，不宜只用单一的比喻论证方法，而必须多管齐下，方法多样。
　　类比论证的前提，是逻辑推理中的类比推理。所谓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有部分属性相同，从而推出它们的某种或其它属性也相同的推理。用一个公式表示，就是：
　　甲事物具有A、B、C、D……等多种属性
　　乙事物也具有A、B、C……等多种属性
　　甲、乙两事物为性质基本相同的同类事物，且有诸多相似点。
　　所以，乙事物也很可能具有D属性。
　　必须强调，类比推理中的“类”，指的是“同类”。“类比”，是性质基本相同的两个“同类”事物进行比较。这一点，就使它和比喻论证在根本上区别开来。
　　类比推理的结论，只具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其可靠程度，取决于共有属性与推论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越紧密，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高；反之，可靠性就越小。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的前三个属性（有人偏爱，有人畏惧，有人有求）与第四个属性（深受蒙蔽）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因此，他据以推出齐王也应和他一样，是深受蒙蔽的。这一结论，就相当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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