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暑假，当我站在兰州的黄河钢铁大桥，黄河水在我脚下奔腾而去。我却沉默良久，友人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起了一个叫高林的妹妹，第一次知道这座大桥就是她告诉我的。那是一九八0年春节过后，我在高淳县中插班复读，班上有个同学叫陶均，我和另一位复读的同学经常去他家蹭饭。陶均的母亲高老师是一个慈祥热情的小学教师，她一家就住在她任教的西舍小学，其实就是在一间教室的顶头隔出一间，这一间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还是厨房，高老师有一天在吃饭时说，你们搬过来仨人一起住吧，方便学习。我看一下房间，二十平方不到的房子已经摆了三张床和一张办公桌，怎么也摆不下第四张床。高老师说，我们还有一间小平房，把这张大床搬过去，你们吃在这边，住在那边。
　　西舍小学其实是个村办小学，高老师一放学就忙着给我们烧饭弄菜。陶均的爸爸在南京船运公司工作，不常回家，但陶均有两个妹妹，一个叫小芸，一个叫高林，小芸活泼，老远就能听见她“咯咯”的笑声；高林文静，常常一人在门前的操场上托着下巴像大人一样沉思，偶尔喊我们一声“哥哥”，声音也轻得像蚊子哼哼。我们那时血气方刚，饭前饭后常常高谈阔论，踌躇满志。两个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妹妹常常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们，使我们的谈论受到鼓励。
　　时间长了，我才知道，高林虽然叫高老师“妈”，其实她并不是高老师生的，她应该叫高老师“姑姑”，她爸爸是高老师的弟弟，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做“右派”，现在是兰州大学的老师，而她妈妈在生下她不久就死了。我陡然明白了小小的高林为什么习惯了沉静，我是兄妹五人中的大哥，年龄比他俩大几个月，我不知不觉中更加爱护这个让人心疼的小妹妹。
　　高林喜欢看书，她从兰州带来了许多我没见识过的名著，只有在讲到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时，她圆圆的小脸上才神采飞扬，乌黑的瞳仁闪闪发亮。她给我讲《鲁宾逊漂流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忙于迎接高考，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听她讲述，但我愿意看她讲述时身心沉醉的快乐，常常要走时才轻轻打断她。那时她其实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却也清楚高考对我们命运的利害关系，高林说，哥哥，我把这两本书借给你，你抽空自己读吧。
　　我把两本书都拿在手里，两本书都用牛皮纸包着封面，高林说，哥哥，你可别弄坏我的书。不会的，我知道高林最喜欢的是书，借书给我的话说出口，心里说不定就后悔了，我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我一定像爱护自己的眼晴一样爱护它。
　　高考恢复不久，中学生的作文竞赛、数学竞赛也开始兴起，我曾在县里首次组织的高中生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有一天，高林晚饭后不停地用眼晴看我，我估计她有什么话要跟我讲，果然，她拽我到一边，递给我一本方格子作文本，说是她在兰州读四年级时写的作文。那作文本的纸是褐黄色，明显没有我们这边学生用的作文本纸质好，但高林的作文却让我大开眼界，她作文中描写的兰州，有滔滔的河水，钢铁的大桥，灿烂的灯火，在一个四年级孩子的笔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知道了这个文静的小女孩心中，其实藏着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藏着一份连那时自以为是大人的我也未必能懂得了的爱和恨。我还给她的时候说，你比哥哥们的作文都棒，高林羞涩地低头笑了。
　　高考后等待录取的日子，我常常还是待在高老师家。这个暑假，我见到了高林的爸爸，那时是一个精神焕发的中年男人。他每天早晨跑步、练哑铃，傍晚去河边游泳，骄傲地告诉我们，他在高淳县中当年创下的短跑纪录十几年无人打破，但他耳朵背，有时候高林跟他讲话时不习惯高声喊叫，他盯着女儿的嘴巴会困惑地皱眉头，而高林则会无奈地凑到他耳边。
　　高林的爸爸其实在老家早就是个名人，但出名并不是由于他的学问，而是他的“离婚事件”。高林的母亲去世后，她爸爸在老家再婚，并且又生了两个女儿。“右派”摘帽后，她父亲提出离婚。当时很多人都视她父亲为当代“陈世美”，据说连县里的领导也是这样评价他。他回高淳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离婚，但总是沮丧而归。
　　我听到过高林的爸爸在县中读书时的一个传说，说他很少去上数学课，数学经常考零分，即使去上数学课，也是自己画一节课的画。当时我不知道还有一个钱锺书先生也是这样偏科的天才，对她爸爸仰慕不已，因为我第一年高考数学分数只得了个个位数。
　　我只知道她爸爸是个画家，因为她爸爸的两个大学同学我认识，都是搞美术的，一个姓耿，在文化馆当馆长；一个姓蒋，在县中当美术老师。但我从没看到她爸爸作画，倒是时常看到他趴在高老师的办公桌上写字。有一回，他突然让我写几个钢笔字，我惴惴然写了，他不作评价，让我帮他抄写一份手稿，给了我一沓厚厚的大8K方格稿纸，那真是漂亮的稿纸，我记得稿纸的右下角印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字样。在抄稿的过程中，我明白了几分，她爸爸可能是个美术评论家。
　　高林的爸爸在高淳的期间，是高林说话多一些的时候。我帮她爸爸抄完稿子，她爸爸曾经要送我一张钟馗的人物画，我走的时候悄悄留下了。我不太喜欢这个面目狰狞的捉鬼者，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钟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鬼魅需要钟馗去捉吗？后来在高淳很多朋友的藏画中，我都看到过他画的形形色色的钟馗，而且那时他送人的画无一例外皆是钟馗。我问高林，你爸爸只会画钟馗吗，高林说我爸爸会画毛主席像会画天上的仙女，我说你爸爸不是画家而是理论家，高林说我爸爸他是画家也是理论家还是作家。高林气呼呼地翻出一本文学杂志，好像刊名叫《北方文学》，有一篇小说真的是署的她爸爸的姓名。
　　因为她爸爸在闹离婚，高老师一家也不和高林后妈娘仨往来，但高林一直知道在这个小城中有着她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那一年我终于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我考取了江苏师院中文系，填报志愿的时候，高老师说这是高林爸爸读的大学，那时叫“苏南美术专科学校”。我从乡下匆匆赶来向高老师报喜，路过电影院拐角时，却发现小小的高林立在那里看着不远处，正是纺织厂下班时间，很多老人、小孩都在厂门口等候家人。高林在等谁呢？我忽然心中有了数，她爸爸后娶的妻子正是这个厂的工人，她是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后妈还是想看看在人群中等候的妹妹呢？我没有问她，告诉她我被录取的喜讯，牵着她的小手回了高老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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