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通讯》2013年第5期发表了刘祥老师《那一口两千七百岁的黑锅》的文章。刘文否定了《氓》反映封建礼教迫害女性的传统解读，不赞成对“氓”进行缺位道德审判，提出应从文学作品的本质出发，在复杂的心理情感描绘和精巧的比兴上领略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此皆灼见。但其现代婚恋观的审视视角，则缺乏坚实根基。
　　《氓》虽然如刘文所说“叙述的是一场家庭矛盾纠纷”，但从被采入《诗》的那一刻起，其在个人抒情的文学价值外又被赋予了浓厚的社会功用。《诗经》在表达个人思想感情及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外，还被借以宣扬修身养性，并以之治国经邦。《毛诗序》论《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准确切中《诗》采集民间歌谣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的意旨。只是之后的统治者过于强调其教化百姓、维护与巩固社会秩序的一面，忽略其文学价值；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矫枉过正，反对礼教、张扬人性，漠视其社会功用。所以，要体味《氓》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和复杂心理情感下的人物形象，就意味着必须审视《氓》的时代和社会意义。
　　一.不得不说的人物身份
　　刘文认为氓的身份在两人“婚后的生活状况和情感发展变化态势”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现重要。但采诗的教化目的决定氓的身份不得不说。氓的身份众说纷纭：商人、农人、城市平民，侯外庐认为氓是间谍。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统治者展现一个卑贱者的婚离故事有什么目的？《静女》《桑中》这类表现爱恋的诗的主角都是贵族；如《硕鼠》《伐檀》这类抒写奴隶受压迫的诗歌，其诫谕的对象也是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因此，《诗经》不是写给社会下层看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贵族：“氓”本无贵族之义，“抱布贸丝”的“贸”也易产生氓是商人的错觉，“三岁食贫”让人认为氓家贫穷（《汉语大词典》以此为例将“食贫”解释为“过贫苦的生活”）。刘文认为氓的身份难以推定，但诗歌还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许嘉璐认为商周时代行路、狩猎和作战用车一般由马牵引，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有车即有马，反之亦然。而车和马都代表等级区分。《论语·先进》中记载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为颜渊制椁，可孔子因为要遵循贵族的礼仪，拒绝了颜路的要求（“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战国策》中孟尝君门客冯谖曾三次弹铗以解决饮食、出行、赡养母亲（“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的问题，在有车后宣称“孟尝君客我”。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车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车还有必要的修饰——帷裳，就更能断定虽然卫地重商，但他绝非地位卑低的商人。由此，女子怨号“三岁食贫”，可作男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或女子来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贵族家庭的猜测。后者的猜测源于女子的劳作——采桑是妇功的应有之义，不论贵贱，采摘、蚕桑、缝纫和饮食等都是女人日常生活状态，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锻炼勤劳柔顺之性。贵族女子的日常劳作对下层女子也是一种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谨守“周礼”，男子的道德却败坏（“士贰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这种双重标准使女子喷发出心中的悲伤、委屈和愤懑，也使兄弟之“咥”有了切实依据。那个时代虽不存在封建纲常观念，女子被弃或自出也未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可兄弟没有流露出颜面受损的愤怒或对女子的同情。所以兄弟嘲笑的，绝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恶果的婚姻（“以我贿迁”说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给予嫁妆），也不是女子的命运，而是女子不合时宜的情绪。时宜，即氓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是贵族阶层见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参见《鄘风·桑中》等）。如此可看出女子对爱情的坚守，但更能观察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夫妻关系已经出现松动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伦之厚、教化之美、风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础。《诗》可以“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氓》则展现了礼崩乐坏的真实事件。
　　二.一场合风俗、遵礼义的婚恋
　　刘文指出从礼教出发否定女子恋爱时的行为，认定她在婚姻中受压迫遭损害，犯了时代前移的错误。但它以平等自由的婚恋观审视《氓》中的自由恋爱，也犯了时代后移的错误。
　　尊卑观念在西周、春秋时代肯定存在，封建时代只是将其更细化、制度化，从而成为自上而下不可逾越的社会道德行为准则。除氓“贰其行”外，两者的婚恋可说合乎风俗礼义要求。“合礼”不仅是女子在道德、行为层面批判氓的有力依据，也是采诗者引导和诫谕社会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在封建礼教下，女子恋爱的大胆、热情和谈婚论嫁的谨慎、顾虑的确存在矛盾，但这不违背当时当地风俗与礼制之间的关系。统观《国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多表现在《周南》《召南》中，其他各风都描写有大量男女婚前合欢行为，尤以保留殷商余风的邶鄘卫地区为甚。鲍昌《风诗名篇新解》认为，“郑、卫之地仍存上古遗俗，凡仲春、夏祭、秋祭之际男女合欢，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仪式”，人类学上也确实存在合欢之俗。有人认为《周礼·媒氏》所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无夫家者而会之”正是反映了礼义对风俗的容纳；可为倡导男女有别，没有官媒不能正式交往，没有彩礼不能正式会面（《礼记·坊记》：“夫礼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无别也。”）。可见，《氓》《静女》等诗篇中男女婚前的大胆、纯洁的交往和女子在氓有彩礼（布是古代的货币）下聘却无“良媒”时暂时拒绝氓，前者合俗，后者遵礼。而诗中纳征（抱布贸丝）、纳吉（尔卜尔筮）、请期（秋以为期）、亲迎（以尔车来）则以少总多，概括了嫁娶时的“六礼”。虽顺序有颠倒，但不能就此认定违反周礼，这毕竟是诗！
　　而叙写婚后辛劳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则印证“女也不爽”的自我评定，与氓“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罔极”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无爽，即合乎礼义；罔极，即没有准则。《礼记》规定了儿与媳晨昏定省侍奉父母（公婆）的行为标准。这四句诗突出了女子几年如一日操持家务、早起晚睡侍奉公婆的辛劳。女子自认为没有一丝一毫越礼的行为，谨守做妻子的责任，却受到了男子的恶待，其情其理，的确难以接受。

• 李欣荣： 下笔似无意 意味实深远　/　语文教学之友 2013年第11期
• 李欣荣： 《氓》的文学价值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