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福建连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北京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美学、文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专著和教材25种,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主编“心理美学丛书”14种,“文体学丛书”5种,“文艺学新视角丛书”5种。其教材和论文被译成越南文、朝鲜文等。1984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主持过国家“七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获研究成果15种,最终成果专著《现代心理美学》获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成果二等奖。他主编的高校教材《文学理论教程》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二等奖。
　　
　　关于文学语言问题,已有许多论著作了探讨。但有一个问题在各类相关论著中都强调不够,即文学语言也是普通语言,并不是脱离于普通语言的另一类语言,而是那些把普通语言写得特别有意味的语言。所谓“特别有意味”,一般是指语言的描写能达到生动、形象、具体,饱含情感、气氛浓郁、情调突出、节奏有致、色泽自然、气韵充盈、形神毕现等等。文学语言并不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者所说的那样封闭在语言自身中,实际上它是与社会文化同行的。社会文化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语言的变化,反过来文学语言的变化又增添了社会文化内容。文学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改变既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反过来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改变又为社会文化增添了内容。
　　特别重要的是,文学语言必须进入语境,我们才能了解它的历史的美学的意义。当下文学理论呼唤文化视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从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对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
　　
　　文学语言不但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迁,而且文学语言文本与社会文化文本是互动、互构的。互动是说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构是说它们相互生成新的景观与价值。这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说明:
　　第一,文学语言的词语与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互构。词语是语言的要素,词语也最能体现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想。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儒、道、释三家词语在文学中的运用看,文学语言的词语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与互构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道、释的分立与互补。所谓“分立”,就是儒道释三家的“道”不同,是不容混淆的。所谓“互补”,就是儒释道三家的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状况,儒道释互补体现在古代社会士人的价值选择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自如。但是无论他们是达是穷,都能做诗。于是“达”的时候可以做“兼济天下”的诗,穷的时候则可以做“独善其身”的诗,要是出家当居士、法师去修炼,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起码山林、流水、美丽的风景,那一尘不染的净地,不但都被他们占去,而且还可以做出优美的山水田园诗。
　　儒家士人做的诗,采集了表现儒家思想与感情的语词。举例而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曹丕:《赠白马王彪》)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甫:《赠卫八处士》)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封侯早归来,莫作弦上箭。(李贺:《休洗红》)
　　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杜荀鹤:《再经胡城县》)
　　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欧阳修:《浪淘沙》)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陆游:《夜泊水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赵孟頫:《岳鄂王墓》)
　　以上仅是信奉儒家的诗人的一些诗句,但是仍可以看到像“志”、“壮心”、“丈夫”、“四海”、“万里”、“比邻”、“美人”、“君”、“尧舜”、“风俗”、“离家”、“登科”、“春风得意”、“封侯”、“报国”、“县宰”、“朱绂”、“死”、“丹心”、“汗青”、“君臣”、“社稷”、“旌旗”、“父老”等从儒家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词语,最容易进入儒家诗人的作品中。儒家思想积极入世,追求仕途经济,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所以家国情怀、讽谏美刺、追求功名、离家别舍、友朋聚散等就是儒家诗歌最重要的一些主题。不难看出,这些词语为儒家文化的产物,反过来其又为儒家文化增添内涵,这就是文学语言的词语与儒家文化之间的互动、互构。所谓“互动”就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互构”,就是互相增益、互相叠加,你为我增光,我为你添彩。
　　信仰道家的诗人做诗,则常用另一些能够表达道家思想感情的词语: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田园居》)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张旭:《桃花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赠刘景文》)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
　　这仅是具有道家思想的诗人的一些词句,如“采菊”、“东篱”、“悠然”、“南山”、“自然”、“山路”、“金樽”、“桃花”、“清溪”、“千山”、“江湖”、“影”等都可能是从道家文化中衍生出来的,最易于进入具有道家思想的诗人的作品中。道家文化倾向于出世,蔑视功名,拥抱自然,追求人的心境的平静等。在这里,道家诗歌语言的词语与道家文化思想也是互动与互构的。
　　释家最初由印度传入,不久与中国道家思想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文化。释与禅对中国的诗语贡献很大。平时我们的一些用语,包括诗歌用语都来自释与禅。在《来自佛教的成语浅解》一书中收入60个中文成语,经考证都来自佛教和禅宗的著作中,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的语言描写中流行开来。如:“一尘不染”、“一动不如一静”、“一知半解”、“一丝不挂”、“一厢情愿”、“一瓣心香”、“三生有幸”、“三头六臂”、“大千世界”、“五体投地”、“六根清净”、“不二法门”、“不可思议”、“心心相印”、“心猿意马”、“水中捞月”、“天花乱坠”、“四大皆空”、“石火电光”、“本来面目”、“头头是道”、“白璧无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回光返照”、“回头是岸”、“当头棒喝”、“自作自受”、“有口皆碑”、“作茧自缚”、“安身立命”、“抛砖引玉”、“空中楼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身说法”、“昙花一现”、“盲人摸象”、“独具只眼”、“看破红尘”、“落叶归根”、“解铃还需系铃人”等,都是佛家语、禅宗语,它们是佛家、禅宗文化的产物,受佛家思想和禅宗文化的制约,但同时又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整个精神文化。
　　讲到禅与诗的关系,李壮鹰教授有很精辟的见解,在其《禅与诗》一书里,他一方面看到了诗与禅的隔阂,又看到了禅与诗的共同点。“唐禅僧孚上座有一首诗:‘忆得当年未悟时,一声画角一声悲。如今枕上无闲梦,大小《梅花》一任吹。’闻声而悲是未悟道的表现,而悟道之后,任凭各种《梅花曲》(悲歌)在耳边吹奏,也绝不会动情。”[7]他的分析说明禅宗诗的语言,不是感情语言,而是一种不动情的语言,但正是这种诗歌语言文本给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新的质素。
　　以上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思想与历代诗歌语词作了对应比较,说明它们之间的互动与互构。这种互动与互构说明,把文学语言孤立起来分析与批评具有很大片面性。我们一方面要重视文学语言的词语,另一方面又要重视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密切联系,只有这样文学语言分析与批评才是完整的,才值得为之用力。
　　
　　二.文学文本的三重语境
　　
　　上文这种把一些诗句、词句与儒、道、释的文化所作的对应和类比,也许会让人感到失望,觉得这样做太肤浅。像“山”、“水”、“自然”、“桃花”等许多词语,不但倾向道家文化的诗人可以用,就是倾向儒家思想的诗人的笔下也常出现。显然,如果仅仅做这样的对应和类比的确是肤浅的,而且只从一些词语与诗句上面也很难区别儒道释不同的文化。实际上,简单的对应与类比并不是“文化诗学”的方法。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是语境化的方法。在文学语言的文本中,语境对于一个句子、一个文学文本意义的发现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任何语言文本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共时的和历时的社会文化的对话关系中,离开对话的语境根本不可能揭示语言文本的文化意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8]马克思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既然一切观念、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那么我们在分析这些观念、范畴的时候,就应该把它们放回到原有的历史背景中去,而不能孤立起来分析。同样的道理,我们分析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应该把它看成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而把它们放回到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把握。巴赫金说,一个语言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个接触点上,才能迸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中”[9]。巴赫金的论断是很有价值的,他认为文学文本只有从其他文本的语境中去把握,文学的意义结构才会显露出来,文学才有生命。“语境”这一观念,大体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即最低层级是文内的语境,第二层级是“全人”语境,第三层级是时代文化语境。例如,面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孤立起来解读是不可能的。只有把这个句子“文本”放到陶渊明的《饮酒》全篇文本的语境中去把握,才会发现一些文化意义。但仅仅有这第一层级的“文内语境”的把握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跨入第二层级的语境,即把《饮酒》文本放到陶渊明的全部文本、全部为人中去把握,我们才会发现,他早就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愿望,早就希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生性耿直,不喜应酬,他开始时还做些小官,但后来实在无法忍受“为五斗米折腰”,主动离开官场,归隐田园,显示出超越世俗思想的另一种文化精神。对于陶渊明来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一般的写景,所表达的是他所热爱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如果停留在这个“全人”语境也还不够,还必须放到第三层级的时代语境中,把这句诗这篇诗放到陶渊明所生活的晋代社会文化思潮中去把握,发现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士人无地位,儒家思想逐渐减弱,道家思想、释家思想开始流行,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周的《庄子》的道家的元经典文本、次元经典文本获得士人的喜爱,影响日益扩大,地位大为提高。
　　上面所述三个层级的语境,可以简化为:语境1——文内语境,从中可以理解语义;语境2——文外语境,包括全人全文,从中可以理解“意义”;语境3——时代状况与精神,从中可以理解“涵义”。这三个语境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只有真正完全进入到这种语境分析,文学语言文本的原本意思、历史的美学的意义以及深层的文化涵义才能充分地揭示出来。
　　当然三种语境考察不是死板的,先考察哪个语境,后考察哪个语境,也没有固定的程序,但如若要揭示文学语言文本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则这几种文本间的对话性的语境研究是必须要顾及的。我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中曾谈到文体这一概念,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的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0]。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文体的概念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概念;第二,文体由表到里有多个层次。具体到文学语言文本结构意义,我认为起码要有三个层次,即文本内层次、文本外层次、时代文化精神层次。这三个层次可简约为语境1、语境2和语境3。语境1、语境2和语境3也可以看作“视界”,只有把三个“视界”融合起来,完全建立起文学语言文本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文学语言文本的意义才能显露出来。
　　我一直喜欢一句读起来不像诗的诗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孤立起来看,这句的确不像诗,其实它是杜甫《羌村三首》的第三首开头两句,让我们进入全诗(语境1):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奴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分析作品一般以一篇为单位,“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这一句在诗中为第三首。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看第三首写了什么、又怎么写。但为了弄清楚这第三首,不能不先读全诗。从诗中可以发现杜甫因安史之乱已经很久没有回家,这三首诗是写他回家后当晚和第二天的情况。第一首主要写杜甫到家后与妻子儿女见面。由于在战争中有许多人死亡,死亡变成了常态。现在活着回来,似乎是不可相信的。巨大的幸运落到这个一直丈夫缺席、父亲缺席的家,以至于“妻奴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种描写包含了杜甫真实而深刻的体验。本来丈夫、父亲回来,做妻子、儿女的应该欢天喜地,如今却写他们感到奇怪,不断流泪;明明是面对面,却觉得是做梦。妻儿的这种“逆向”的“情感反应”似乎是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第二首,写回家后第二天的情境,重点是“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年纪逐渐大了,还不得不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迫偷生”,因此就是回家了也还是觉得“少欢趣”。各种事情在煎熬着自己,从家里回长安后,唐宪宗还会给他“左拾遗”之职吗?还能为国家效力吗?儿女舍不得让我走,怕我明天抬脚又赶赴长安。可是我能不走吗?第三首,也是回家后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正当“群鸡正乱叫”的时候,父老乡亲来了,可鸡还在“斗争”。这景象已经好久未见了。长达数年的安史之乱,总是人在“斗争”,争来夺去,你杀我,我杀你。如今好了,和平似乎来到了,不是人在“斗争”,是鸡在“斗争”,这真的令人感到欣慰。不过鸡乱叫乱闹此时是不适宜的,还是让鸡暂时上树去吧,因为父老乡亲携带酒水来看我了,他们的那片深情真让人感动,不管怎么说,我杜甫在朝廷里面总算有一份差事,朝廷没有治理好,发生了战争,让这些父老乡亲也为难,“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这还不是朝廷的责任吗?我不管怎么说,也是朝廷的一位官员,我面对这些父老乡亲真是无言以对,真是惭愧。我给你们唱一首歌来感谢你们吧!“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哪里会想到这歌引得父老们泪流满面呢!杜甫在这三首诗中先写家庭内部的人伦之情,第三首把这种人伦之情扩大到同乡的父老。描写得很具体、很细致、很动人。连鸡的“斗争”,连父老携的酒有“清”有“浊”,连父老们的抱怨,都写得淋漓尽致,表现出在战乱中的杜甫所坚持的夫妇之情、父子之情、乡里之情,表现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同情。
　　那么《羌村三首》语言文本传达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在杜甫的诗中只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吗?当然不是。杜甫写了很多诗,他的诗所传达的最重要的意义,简单地说,第一是忠君,所谓“自谓颇挺立,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谓“所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第二是爱民并恨贪官污吏。所谓“穷岁忧黎元,叹内肠中热”,“黎元”就是百姓,“穷岁”就是整年。“丹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他的《三吏》、《三别》就更具体地表现他的同情百姓和憎恨贪官污吏这种思想感情。第三就是与父老乡亲的亲情、友情和同情。对他的诗友李白满口赞美:“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亿李白》)对旧日朋友,他不辞路途遥远特地去看望,写了情真意切的《赠卫八处士》,无论对家人、兄弟、妻儿,都有充满爱恋的诗篇,对兄弟有《月夜忆舍弟》,其中有“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个瘦何人强”之句。对妻儿爱恋的诗就更多,有充满感情的诗篇《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句子,后来还有“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钩做钓钩”的句子,从中显露出无穷的爱意。我们可以把杜甫的其他诗篇文本当作《羌村三首》文本的互文来理解,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诗中所流露的对妻儿、父老的深情是真实的、动人的、一贯的。他对那些父老感到“惭愧”,还唱歌来表达这种愧疚之意。他觉得他无论怎样也是朝廷的命官,况且当时觉得还是“左拾遗”。其实他对父老有何愧疚可言,不过是他的忠君思想在作怪,似乎“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是他的责任,是他对不起这些父老。“安史之乱”完全是当时皇帝和朝廷要员的责任,与杜甫并无什么关系,他没有必要把责任揽过来。以上是从杜甫诗歌的全部文本进入语境2,以揭示“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的句子及其《羌村三首》的意义。
　　进一步,可以进入语境2的第二方面,即考察杜甫的人生与他的《羌村三首》及其他诗篇的对话关系。杜甫一生积极入世,他把自己的一生能为社会所用、朝廷所用,视为最高的荣耀。他两次去长安赶考,第一次他自己准备不够,落了榜。之后他游历江南、华北,积累经验,开阔视野,然后成家立业,又准备了很多年,再次来到长安,结果这次考试因李林甫不录取任何一个考生,他也未被录取,白白耗费苦读诗书的大好时光。他不甘心,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长安住下来,等待朝廷的眷顾。一等就差不多十年,那段日子极端艰辛。“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是他当时落漠处境的真实描写。他四处托人,给权贵赠诗,希望能够得到一官半职。天宝十年(公元751),唐玄宗读了杜甫为他祭祀元皇帝、太庙和天地而写的三篇《大礼赋》,很高兴,可李林甫只给了他一个“右卫率府胄参军”,即一个看守兵甲器械、管理门禁钥匙的小官,但他还是欢天喜地赶回家告诉妻儿。他任此职仅一月左右,“安史之乱”爆发。在叛军进城时,他未能逃出,被叛军捉住。在被囚中,他用自己的血泪写下了至今传诵不断的爱国诗篇《春望》。半年后,他冒险逃离长安,到达凤翔唐肃宗的驻地,唐肃宗见他衣衫褴褛、凄惨万状的样子,为他的忠心耿耿所感动,赐给他左拾遗的官职。但不久因为替朋友说话得罪了唐肃宗,被辞官回家,《羌村三首》就是这次回家时的实况而写的。后来杜甫丢了左拾遗的官职,到地方做很小的官。此时他已48岁。思想发生变化,辞官到四川投靠朋友,从此开始“草堂生活”。杜甫一生历尽坎坷,但他的忠君、爱民、亲情、同情始终不变。他的一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本,只有考察《羌村三首》文本与杜甫一生的“文本”的内在联系,才能真正进入到《羌村三首》的意义世界。
　　更进一步,还要进入语境3,即时代语境,把《羌村三首》与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文化思想及时代精神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
　　最后,也许还可以进入语境4,把杜甫《羌村三首》与孔子、孟子的儒家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如此就会发现杜甫的思想感情原来与孔子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与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互文、对话的关系,就能深入地理解《羌村三首》的语言文本与儒家的文化文本的密切关系了。杜甫的诗既受儒家的思想文化制约,又丰富了儒家的思想文化。
　　但是,分析文学语言文本最重要的还是要进入前三重语境。文学语言文本绝不是孤立之物,它的包含“语义”、“意义”和“涵义”的全部意义世界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只有进入社会文化语境,才能解开文学语言文本之谜。
　　
　　参考文献:
　　[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M],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但丁.论俗语[M],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62-163.
　　[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M],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1.
　　[4]闻一多.中国上古文学[M],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0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9.
　　[5]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M],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93.
　　[6]胡适.谈新诗[M],胡适古典学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06.
　　[7]李壮鹰.禅与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9]巴赫金.人文科学方法论[M],巴赫金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80.
　　[10]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

• 童庆炳： 漫议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中国经验　/　中学语文教学 2008年第2期
• 童庆炳： 谈谈文学性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3期
• 童庆炳： 谈谈形式征服内容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5期
• 童庆炳： 谈真实性概念及其在文学演变中的发展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6期
• 童庆炳： 谈审美与人的全面发展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8期
• 童庆炳： 谈谈文学文体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9期
• 童庆炳： 熟读深思先入后出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1年第2期
• 童庆炳： 论文学文本的三重语境　/　文学教育 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