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废都》中庄之蝶这个原本风光无限的西京名人大作家，一步步地走向了毁灭，这种浮沉变迁让人唏嘘不已，他成了人生悲剧的符号。他的悲剧隐喻了这样的文化象征：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凸显与失落；传统文化的当下尴尬遭遇与突围。
　　关键词：庄之蝶 菲勒斯中心主义 文化隐喻 悲剧 突围
　　
　　《废都》中庄之蝶这个原本风光无限的西京名人大作家，一步步地走向了毁灭，这荣辱、浮沉、哀乐的变迁，让人唏嘘，他成了人生悲剧的符号。庄之蝶的悲剧，隐喻了以下的文化象征：一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凸显与失落，二是传统文化的当下尴尬遭遇与挣扎性的突围。
　　
　　一、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凸显与失落
　　
　　一直以来，贾平凹对其小说中的女性多为褒扬，而在《废都》里却转化为了附庸的角色，多为悲剧下场。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我对女性是崇拜型的，有评论家说我笔下的女性都是菩萨。……书中的女性主调，我依然是饱满了激情爱她们，她们的所作所为或许在当今社会的有些人眼中是要邪视，嗤之以鼻或作另外判断的，但我看到的是她们的鲜活的生命和她们生存方式的本身……书中的几个女性在随着她们的性格走，走着走着不能按着性子走下去了，不允许那么自在自为了，她们的悲剧就出现了。”[1]贾氏一如既往地写他所钟爱的女性，表示还是爱护她们，但是在这些女性的身上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他赋予她们一种赤裸裸的菲勒斯中心主义。
　　庄之蝶，是一个亚男人[2]，他这样倾诉：“牛月清是我老婆，她确实是贤惠的老婆，在别人看来，有她这样的老婆是该念佛了，可我无法去给她说这些。我心里苦闷，在家自然言语不多，她又以为我怎么啦，总是拿家里的烦事嘟嘟囔囔。也是我不好，就和她吵闹，越吵闹相互越少沟通……我真怀疑我要江郎才尽了，我要完了。一年多来，就连身体也垮下来，神经衰弱得厉害，连性功能都几乎要丧失了！”牛月清也得不到性爱的满足，竟然沦落到需要跟柳月睡觉时在梦中自慰。牛月清虽然对庄之蝶不满，但她确实对丈夫倾注了心血，她“早牺牲了事业，一心当个好家属罢了”，“给他这样的人当妻，就是要是他的妻，也是他的母。”她在婚姻的藩篱里完全臣服于对方，已经迷失了自我，只有母性、妻性，没女性。作妻子的则只能充当罪人，被“妖魔化”，这显然是文学中“厌女症”传统的再现，女性的“贬值性”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之下显得异乎明显。
　　其实庄之蝶的体内是暗藏着活跃的性能力的，对此，柳月看出来了：“我认为庄老师之所以那么写女人都是菩萨一样的美丽、善良，又把男人都写得表面憨实，内心又极富，却又不敢越雷池一步，表现了他是个性压抑者。”于是，便有了他与唐宛儿近乎疯狂和变态的外遇经历。诚然，庄之蝶与唐宛儿的爱情是建立在真情实感之上的，然而，这份真情的面纱之下却是隐藏着一种男权中心主义。唐宛儿说：“……不是的，人都有追求美好的特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可这些，自然难被一般女人所理解，因此，牛月清说下辈子再也不给作家当老婆了。在这一点上，我自言比她们强，我知道，我也会来调整了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适应了你也并不是没有了我，却反倒使我也活得有滋有味……女人的作用是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便使你更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唐宛儿这是一种怎样的“贡献美”——完全失去了自我，愚昧地忠于男性，为他毫无保留地放弃自己的一切，她与牛月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而庄之蝶则在那刺激疯狂的性爱之中重新感觉到他又是个男人了，在对女性的性暴力中重塑了“英雄的自我”。
　　小保姆柳月无比倾慕庄之蝶，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唐伺女”，任由他随意玩弄；汪希眠老婆对他痴心不改，把对他一辈子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心中；仅仅跟他有一面之缘的阿灿觉得即使和他干了那种事也是美丽的，她太激动，她要谢他了；甚至连那妓女都宁可不要钱任由庄之蝶蹂躏。她们大有“能和庄之蝶这样的大名人睡觉，或形成爱情上的联系，是她们的幸事，其荣耀与骄傲感不亚于狂热的女教徒见宠于自己的教主”[3]之势。
　　“女人是总体文化中的社会存在，每当她们遭到父权的约束，或被迫隔离，以至打入另册（其目的永远是使女人臣服）时，她们就变约束为补益（声言女人作用的重要性，甚至‘优越性’）。”[4]她们自以为在庄之蝶身上能够佐证自己的价值，可惜是这种所谓的“补益”策略无法看到像庄之蝶之类的半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表面强大而内里虚弱的本质，她们的菲勒斯崇拜是一种徒劳的失败。庄之蝶是西京四大名人之首，几乎拥有了一切，然而他要“求缺”，其精神出现了危机，他迷惘失落，非理性地在与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性爱游戏之中企图找到自我确证。在性爱游戏中，一次次的释放后带来的只是心灵的一次次挣扎，灵魂罪恶感的轮回愈是加深。那些为他奉献的女性不但挽救不了他，反而起到了负作用——像一面放大镜一样把把庄之蝶灵魂的污秽点清晰地照射了出来，像一种催化剂似的将他病态的性心理和性行为一下子诱发出来，直至把他推向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深渊。她们只是庄之蝶要征服的对象，发泄的对象，欲望的符号，是他企图作自我救赎的“他者”参照物，是菲勒斯中心主义藩篱中的牺牲品。菲勒斯中心主义霸权越是要靠加紧在女性符号上实施霸权行为才能显现它的霸权存在，越是显示了其崩溃的到来。最后，牛月清终于觉醒，毅然与他离婚；唐宛儿又被绑架回了老家；柳月嫁给了市长的残疾儿子；阿灿也离他而去……顿时，庄之蝶失去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寄托，逐渐变得颓废恍惚起来，直至彻底丧失了性以及写作的欲望与能力，重新蜕变为一个亚男人，沦入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最后落得个中风而终的毁灭性悲剧，传统的男权至上主义被无情地彻底瓦解掉了！
　　
　　二 、传统文化的当下尴尬遭遇与突围
　　
　　谢有顺说：“文化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像中国文化有这么几千年的传统，谁都不敢轻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在当代中国，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最传统的和最现代的，最文明的和最野蛮的，几乎都交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5]西京是十二朝古都，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一种资本，同时也是一种负担。当社会进入到现代化时代，这座古都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处在这个急剧转型期的人无可避免地表现出了一种惶恐的矛盾和焦虑。以庄之蝶所隐喻的传统男权文化则在当下社会遭遇到了一种现实的尴尬。
　　关于“废都意识”，贾平凹这样解释：“西安可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吧。这里的人自然有过去的辉煌和辉煌带来的文化重负，自然有如今‘废’字下的失落、尴尬、不服气又无奈的可怜。这样的废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来。我是带着深深的痛苦来写的，自觉下笔很重，我希望这些疮痍能得到医治，希望能从梦魇中惊醒来。我想人们只有清醒地认识了这现实，才能有觉悟去改变现实。而现在，就是一种艰难、尴尬的生存状况……”[6]西京是一座文化古都，也是一座废都，浸淫在废都里的文化人发生了蜕变，那些由所谓“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文化人出现了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从一个文人堕落为一个闲人，再从一个闲人蜕化为废人。西京四大名人，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不得不向俗文化低头，乃至向堕落文化滑去，结果四大名人都没有落得好下场。庄之蝶玩女人中风而瘫，汪希眠受到执法部门的追查，龚靖元被儿子气得吞金而死，阮知非也只能靠组织女模特在歌舞厅里混钱。就连以尼姑慧明为隐喻的一向神圣的佛门之地竟也是如此卑鄙龌龊，这无疑是对这个卑污混沌世道的极大讽刺与消解。古老文化没有与时惧进地更新自己，当遇到现代文明时只好痛苦地去面对，唯有时时表现出落后、颓败的窘迫姿态。
　　《废都》写的是城市里的人和事，但精神内核却是乡村的。孟云房说：“别看庄之蝶在这个城市几十年了，但他没有城市现代思维，还整个价的乡下人意识。”一个20世纪末身居大城市的文人依然是古代士人的心态，对女人小脚变态迷恋，对妻妾成群极端向往，庄之蝶的观念也许是贾平凹本人观念的反映。“贾平凹则仍深受秦地（尤其是陕南秦头楚尾的商州）的民间文化和古都文化（如重伦理和人文）的影响，对道、佛文化濡染颇深，睁着有点迷离的眼睛，怀疑而忧虑地打量着当今有点怪胎的西京，其反思批判的深度大抵还仅限于‘质疑’而非‘战斗’的层面。”[7]关于城市，“哲学家”——那头充满隐喻色彩的牛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人们拼命地向这个现代文明的寓所里钻，但是“城市是什么呢？……人就是这样的贱性吗？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退化”，退化了的人“太不适应自然宇宙”，“怕风怕晒怕冷怕热”，“不如一个兔子，甚至一个七星瓢虫”。身上背负着传统的现代人往往充满了“寺宦观念”，[8]与某些具有“都市阉寺性”[9]的人相比，庄之蝶则是一个不甘沉沦又难以自拔因而苦闷异常的文人。纵使他有出众的才华，但现实也就正如那个老头所唱的而已：“一等作家政界靠，跟上官员做幕僚。二等作家跳了槽，帮着企业编广告。三等作家入黑道，翻印淫书换钞票。四等作家写文稿，饿着肚子耍清高。五等作家你潦倒了，调搽沟子自己去把自己操。”知识分子在现实当中需要堕落成这样才能生存，这实在是时代的悲哀！
　　现实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撒向庄之蝶，他烦闷，痛苦，窒息。开始的时候，他选择了默认，臣服顺从，后来他决定挣扎，突围，逃避，——身陷囹圄的他依然清醒，明白那是他的宿命，于是他选择了一条近乎自杀的不归路——跳进失去理性的疯狂性爱泥沼里。在赤裸裸的性爱中，他既得到了片刻忘掉红尘的快感与宁静，又把人的虚伪面具彻底地撕掉了，他被还原为可怜的动物，像行尸走肉一样，做了这个时代的“零余者”。他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希望看到理想的世道，希望在自己的价值观轨道里生存，又企图超越自我，而他明白到这一切根本是徒劳的，愈加惶恐衰颓的他决定离开这个城市。庄之蝶在“他的人生进入一定层次后，俱来的是一种苦闷，他总被什么阴影笼罩。他是一个有觉悟的人，但觉悟了更苦闷。他是一心要走出废都，但他又走不出去……庄之蝶是个闲人，他的一生在创造着，同时在毁灭着，对待女人亦如此，所以他害了许多女人，他是个时代的悲剧。”[10]在庄之蝶的身上看到人性被扭曲，人生被毁灭， 这实在是人的极度悲哀，就像周敏吹的埙一样在黑夜里是那么的悠远凄凉哀怨。庄之蝶的困境隐喻到：在新时代的语境下，雄性的生殖能力正在衰退，民族生存力、生命力和创造力日渐萎缩，男权中心话语权逐渐失落，腐朽落后的文化正在死亡，新生先进的文化又前途渺茫，世纪末的悲观情绪让人无比焦虑。
　　
　　三、突围的希望
　　
　　谢有顺说：“这就是大时代，它复杂而令人费解，但它也迷人，并充满活力。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样一个大时代，各样的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汇、冲击、碰撞，这就可能孕育出新的文化和精神。”[11]传统文化在新语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宣示了有生命力的新文化正在孕育。庄之蝶虽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符号，但他的种种挣扎性突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迫切突围新生的象征：在突围的过程中，现有的秩序、法则必然受到挑战，错综复杂的矛盾将爆发激烈的冲突，这是对旧有现实存在的一种扬弃，更是一种自我的超越。贾平凹说过：“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交织在一起，最传统的和最现代的交织在一起，多类人交织在一起，城乡交织在一起，多种流派多种思潮都在一起，这样的社会转型期是很重要的，对要干事情的人确实有好处，有施展能量的空间。平庸的年代，不容易出大人物的。古希腊人看到重物落地，认为物体内部有一种‘寻找自己位置的愿望’。我好像记得外国有一个哲人说过，有出息的民族都在寻找着‘超人’。”[12]庄之蝶算不上是时代的“超人”，但是，当我们民族在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看到自己的出路之前，其悲剧性的挣扎与突围，大抵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姿态。
　　
　　注释：
　　[1][6][10]贾平凹：《〈废都〉创作之秘——贾平凹答编辑问》，羊城晚报，1993—8—13。
　　[2]http://www.39.net/eden/xxkb/81697.html.
　　[3]余利丽：《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中寓意主体的指向性》，柳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4]李骞，冯克堂，李登华：《〈废都〉：女性的“补遗”的尴尬》，柳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5][11]谢有顺：南方都市报，2003—1—16。
　　[7]李继凯：《论秦地小说作家的废土废都心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5期。
　　[8][9]钱理群，温儒敏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
　　
　　 （叶木桂 广东湛江教育学院 524037）

• 叶木桂： 走向毁灭的悲剧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