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元，上海人，1945年生。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97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1年获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主要社会兼职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主要学术兼职为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著有《黑格尔美学论稿》、《接受美学导论》、《真的感悟》、《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理解与对话》、《美学与实践》、《美的感悟》、《善的感悟》等专著，主编有《现代西方美学史》、《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西方美学范畴史》（三卷本）等著作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等教材，成果多次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走近名家学者，了解他们渊博的学识，聆听他们坦诚的心音，感受他们曲折的成功之路和丰富的人生旅程，对于我们年轻学人和广大读者来说，是一种启发、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感动。近日，笔者应《文学教育》编辑部之约，就美学、学问与人生诸问题采访了当代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
　　乔：朱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请问您当初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
　　朱：这说来话长。我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1962年进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本科。那时我比较喜欢读一些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对美学还谈不上有多少了解和钻研。当时本科是5年制，我本应该1967年毕业，但由于“文革”发生，我们推迟到1968年毕业。毕业时我们都一颗红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主动要求到边疆，结果就分配到了新疆。刚去新疆时，我们被安排到乌鲁木齐一个非常偏僻的乡下当农民。在那里我们什么农活都干过，吃过很多苦，真正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后，我被重新分配到乌鲁木齐市一所中学教书，半年后又被调到市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这样在新疆一呆就是10年。这期间谈不上、也没有条件去做学问，但自己对文学、对文艺学的爱好没有改变，有机会还是尽量看看这方面的书。我去新疆时自己带了一套《鲁迅全集》，是经常读的，还写过一些心得和文章；当时的市委办公室还藏有一套司马迁的《史记》，我也借来抽空读读。“文革”终于结束后，1978年，高校开始招研究生，我由于对文学和理论一直有兴趣，另外也想回到老家上海，于是就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复习迎考期间，我把带到新疆、但从未翻看却被老鼠“批判”、啃咬过的黑格尔《美学》一书，第一次从头至尾认真细读了一遍。我当时报考的是蒋孔阳先生，经过激烈竞争，我终于有幸被录取在蒋先生门下。蒋先生是我的恩师，无论在学问和为人上一辈子都是我学习仿效的楷模。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先生将我带进了文艺学、美学的殿堂。我的治学道路、方向、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在读研三年中奠定基础的。从此我才算真正开始学习研究文艺学、美学，以后也一直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从33岁到现在61岁，已有28年了。
　　乔：听您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岁月倒流的感觉。请您简单地回顾一下，“文革”十年对您个人的治学道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您读研期间又是怎样学习的呢？
　　朱：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被“文革”耽误的十年，正是学习和研究的黄金时代，这种损失是再也无法弥补的，这方面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另一方面，“文革”的世事沧桑，也让我们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体验，这对于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包括文艺学、美学研究，客观上也有一定的好处，有助于我们对一些理论问题领悟得更丰富也更透彻一些。诚如黑格尔所说，同一句话，从青年人和饱经沧桑的老人口中说出来，其分量是大不一样的，后者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做学问也是同样道理，人生阅历越丰富，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和体会也越深刻。
　　读研期间，我们为了填补蹉跎的岁月，就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当时我们研究生住在复旦10号楼，按规定晚上10点熄灯，熄灯后，我们常站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看书，一直看到12点。当时蒋先生对我们要求很高，要求我们大量地读原著。我们看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看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看过黑格尔的《美学》、《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等，好多都是硬啃过来的。蒋先生还要求我们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每周或10天左右写一篇千字文，写好后蒋先生认真批改，不行的要重新写。蒋先生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要“写得清清楚楚的”，也就是什么问题都要想清楚，而且要表达得清楚有条理，让人明白易懂。蒋先生自己多年来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文风非常朴实平易，深入浅出，如他的《德国古典美学》，讲的内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美学思想，非常艰深，但他的表达却那样浅近明白，一般人都能读懂，如果没有足够的功力是很难做到的。这一点与朱光潜先生相似。正是在蒋先生的严格训练下，我们在哲学、美学、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进一步培养了对理论问题的兴趣、爱好，锻炼了抽象思辩的能力，以及方法论上的启迪等。而且蒋先生对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也为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开辟了道路。我们当时三个弟子，大师兄曹俊峰做康德研究，二师兄张玉能做席勒研究，我做黑格尔研究，这都是在蒋先生《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展开的。我1986年出版的两本著作：《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和《黑格尔美学论稿》，就是当时学习研究的成果。
　　乔：那么作为过来人，您认为做学问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朱：我认为基本应注意这样几个方面：一、要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不管做中国研究还是西方研究，或是一般原理研究，都要从基础做起，这既包括基本研究途径和方法的训练，也包括基础材料的阅读和消化。对基础性的东西，对经典原著，对第一手材料，要尽量多掌握一些，不能太相信第二手材料，第二手材料往往会出错。前面讲到蒋先生对我们的训练，也是这样要求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我自己也尽量在原材料的积累上多做一点工作。1986年后，我逐渐转到现当代西方美学研究上来，而当时这方面的原材料还比较欠缺，李泽厚先生等人组织翻译了不少西方原著，我自己和一些朋友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在此基础上，蒋先生和我一起主编出版了《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1992年，我又主编了《现当代西方美学史》一书；再后来，我又在蒋先生指导下与他共同主编、出版了七卷本的《西方美学通史》；前不久我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三卷本）也出版了。我希望通过这些工作，加强本学科的原材料的引进、积累和传播，促进基础性的学科研究和建设。另一方面，我自己在编著、统稿过程中也逐渐熟悉和掌握了更多的原始资料，这有助于我在本学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二、要善于综合吸收和创新。我们搞文艺学、美学研究，要注意了解学科前沿的东西和他人的东西，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要在了解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加以综合创新，并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蒋先生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对于蔡仪、朱光潜、吕荧、李泽厚所代表的当代中国美学四大派，并没有轻易地褒此扬彼，而是以公平心给予深入的研究，肯定他们各自的成就和合理方面，指出其片面和局限之处，对他们的合理因素兼收并蓄，最后加以辩证综合，熔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构成当代美学实际上的第五派。我在这方面受他的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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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注意与其他学者进行沟通、讨论、争鸣和对话。在学术研究中，各自经过独立思考和钻研，相互间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因而相互讨教、商榷、争鸣，批评与反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若处理得好，通过平等的、纯学术的讨论和争鸣，很大程度上能推进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我有一本论文集，题目就叫《理解与对话》，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书中所收的文章绝大多数是与其他学者、同行的商榷、争鸣和对话。其实，这些年我学术上的成长和进步，与从这些讨论和对话中汲取营养是分不开的。但要注意一点，讨论时一定要尊重对方，要讲究学理性。我们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一定要平心静气地与别人交流，不能以势压人，更不能通过一味批判、打压别人来抬高、树立自己，以求得出名。民主的平等的对话才更能促进相互理解，也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乔：您治学这么多年，对于学问与人生应该说有着很多的体验和感受。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朱：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是学问与人生问题，我认为学问与人生应该是统一的，我们对待学问应该象对待人生、对待生命一样，不能弄虚作假，要严肃认真，甚至要感觉到一份神圣性。就我自己来说，主要就是一种学术人生，或者说教师人生，除掉这些，我的人生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了。我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就想一直走下去。曾有朋友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已经功成名就，可以歇歇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一方面我远没有达到所谓“功成名就”的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二三流学者吧；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学术和教学了，也许今后我水平上未必有多大提高，或许只是数量上多出几本书，多发几篇文章而已，但它值得我活一天就去做一天，因为它已构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再说让我做其它事我也做不来。
　　其次是学品与人品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之间也应该是统一的，不能顾此失彼，或二元对立，有人品没有学品固然不好，有学品没有人品就更糟。也许学界有这样的人，但总的情况是好的，这就不多说了。
　　乔：就您的专业来说，主要是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您认为美学、文艺与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如何？
　　朱：我认同“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因为文艺能表现并能颐养人的情性。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美学也是人学。美学本身虽然是一门理论学科，比较抽象，但它的研究对象却是具体的人的审美活动，与人的心灵、情感、价值、理想等都是分不开的。美学界有人曾经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界定美，现在看来未必完全准确，但美或审美活动与人的本质力量有密切关系却是事实。近来我主编的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美学》教材（修订本），其中有一章专门谈“审美与人生”问题。从美学角度来说，审美活动是人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生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因而审美活动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它与社会人生是紧密结合的。现在有人在美学上一味讲超越，好像审美与现实人生无关。其实审美虽然可以超越某些眼前的个人的功利的东西，但总体上不可能超越人类的实践、人类的发展、人类的文明进程，它们是相互制约并相互影响的，因而割断审美与社会人生的联系是不可取的。就中国古代美学来说，也是注重将审美与现实人生相联系的，追求人生的审美化，在现实中提升精神人格。总的说来，美学可以帮助我们加强理论修养，提高审美素质，并能帮助人们指导或解释审美活动、审美现象，而审美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建构美好的心灵，塑造健全的人格，升华人生境界，求得人性的全面发展。美学和审美活动有助于促进社会人生的这种独特功能是难以取代的。
　　乔：谈到美学问题，我们自然会想到美育问题，那么您对当前的美育、艺术教育状况有何看法？
　　朱：说实话，我对当前的美育、艺术教育状况了解不多，但总体感觉是还比较薄弱。我国教育部门提倡德、智、体、美并举、把美育纳入教育方针固然很好，但真正落实到各个学校、落实到社会层面，把它当成事情来做的好象还不多。普遍情况还是重智育，德育、体育次之，美育就更等而下之了。我认为美育与艺术教育不完全一样，艺术教育不能完全取代审美教育。现在许多学校艺术教育是抓了一些，也经常举办一些艺术活动，如歌唱、美术、书法、舞蹈、钢琴器乐等活动，但多数还停留在考量技巧、技法的层面上，或仅仅是为了在各种艺术竞赛中争名次，得奖状，以及其它一些外在的东西。对于美育本身的认识，大多还是不自觉的。其实美育不限于艺术教育，更不仅仅是一些艺术活动，它还应该提到人生境界的高度来体察。因此，这一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多一点自觉性，多一些导向性，多一些有组织的内涵性的美育活动。
　　乔：您前面说到，您的人生主要是一种学术和教学合一的人生，您在高校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这么多年，大致有哪些心得体会呢？
　　朱：首先，我认为在高校工作最好不要脱离教学第一线，尤其不要脱离本科教学。虽然现在我们学校也规定年龄在58岁以上的教师可以不上本科的课，但我觉得上比不上好。一方面，我们自己在学识上积累这么多年，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有用的东西传授给年轻的学子；另一方面，与年轻学生打交道，可以激发我们自己的活力和创造力。另外我们也能更好地了解学生们的心态、需要、知识水平、接受能力等，从而在写著作、写论文、编教材时要常考虑到这些因素，尽量化艰深为平易，不作蹈空之论。这有助于我们将学问做得更实在一些。
　　其次，我认为我们当教师的要学会尊重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尽量与他们平等相待，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独立的见解，鼓励他们在学习和科研中有所创新，这有利于他们更快地走向成熟。同时学生的创见有时也会启发老师，正所谓受与授互动，教与学相长。比如我主编《美学》教材，主张美学不是研究所谓客观之美，而是研究人的审美活动，美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这种现象学式的考察视角和思路的形成，是经历过较长的思考过程的，其中也在研究生的讨论课上，得到过学生的启发。
　　再次，我认为适当地引导学生参与某些课题研究，能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
　　比如我主编的《西方美学名著提要》、《西方美学范畴史》等，都是课题研究成果，其中有些任务就是让学生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有的还直接与他们的博士或硕士论文相衔接，这对于训练他们的科研能力是很有好处的。
　　乔：好的。最后再请您谈一谈，对于当代年轻学人，您有何建议或者希望？
　　朱：对于当代年轻学人，我有四个字赠予，也即“寄予厚望”。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各种运动和“文革”的耽误，知识结构上有些先天不足，搞中国古典研究的往往不太了解当代和西方，搞西方研究的又常常不太了解中国古典和当代，还有外文学习上的困难等等，这些不足是很难一下子改观的。我很看好年轻一代。现在有不少年轻学人，学术基础很扎实，知识结构也比较全面合理，而且外语水平很好，视野也非常开阔。他们在中西融通的基础上，是很能做出一翻成就的，完全可以超越我们。当然，现在也有少数年轻学人比较浮躁，上学只求过关，毕业论文粗制滥造，做学问急于求成，满足于一知半解，怕吃苦，功利心又强，等等。这尽管有其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我想困难还是应该克服的。我希望那些有志于学问和事业的青年，要能安贫乐道，要甘于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地下一番苦功夫，肯定会做出成就的，其前途是无量的。
　　乔：您谈得非常好，您这样一说，我自己也很受启发。谢谢您对我们的教诲，我谨代表《文学教育》编辑部感谢你对《文学教育》杂志的支持与帮助！
　　朱：没什么，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教育的工作者，这也是我该做的。
　　乔东义，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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