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作于1927年7月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以下简称《荷》）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所谓“经典”，除了能经受文学史时间的考验，也在于能为阅读提供多种可能。这一方面有赖于读者不同的阅读经验外、“期待视野”、文学观念以及读解方式，也有赖于文本首先能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一个“召唤结构”（沃尔夫冈·伊瑟尔），经典对后者要求更高。经典的意义应是不断变化的，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随着不同的阅读而变化”。《荷》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被以各种方式解读着，从这方面看，它拥有了作为“经典”的魅力。下文将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解读方式作一个简单的评介，并谈谈自己的理解。
　　传统观点往往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解读，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首先考究时代背景，查证作者当时的心态，然后才切入文本。此文写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其标志性事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大地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所以，文章的主旨是表现作者对白色恐怖的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他的彷徨、苦闷，反映了作者希望在一个宁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也就是说社会学解读认定它是一篇愤世之作。这是目前接受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解读方法。中学教科书就持这种观点^①。这种解读的依据主要有三条。其一，文章的写作时间。其二，作者在另外两篇散文《一封信》和《哪里走》中提到1927年的政治事变及他当时的感受。前者写于1927年9月27日，发表于《清华周刊·清华文艺副刊》第二期。文中说：“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着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后者写于1928年2月7日，发表于《一般》第四卷第三期。文章表现了作者在剧烈动荡的年代政治方向的迷失。“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其三，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女士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追忆朱自清》中提到他在写作《荷》前后的心态：“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时局剧烈动荡。这时，有人投敌高升，有人无耻出卖，有人胆怯害怕，有人脱逃颓废……面对着这样的大动乱，佩弦在苦闷，在思索。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对妻子儿女的顾念，使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去战斗；但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使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他追求光明，他洁身自好，他像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并用这种‘自清’精神启发人们。在这种心境下，他写了《荷塘月色》。”这种解读及其依据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推敲之处。首先，《荷》文本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到政治。只是文尾落款注明写作时间是1927年7月，而此前三个月发生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变故，以此为依据推测其主旨与政治相关。其实，朱自清不是革命者，当时他还算不上革命作家，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哪里走》中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他妻病多子，又是个感情细腻、至情至性之人，常为不能照顾好妻、子自责不已，舐犊之情溢满字里行间。对作者而言，萦绕于心的“不平静”可以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形势，也可以是家庭的拖累，或者是学问、职业上的烦恼。其次，《一封信》和《哪里走》二文确实言及1927年前后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文章的主旨却并非如此。《一》主要是怀旧，《哪》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斗争持疏离、旁观的立场，更多的是对家人和职业的忧虑。他写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散文还有著名的《背影》、《给亡妇》、《冬天》等，这些散文中，他从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及仁爱出发，深情地检点自己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生活细节。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不宁静”也是源自家庭伦理、家庭生活。而且，陈竹隐对朱的写作心态的表述也值得质疑。写《荷》文时，朱自清并不认识陈，《荷》中的“妻”其实是朱的前妻武钟谦。武1929年11月26日病逝于扬州，两年后的1931年4月经人撮合，朱自清才认识陈。解放后，陈对他1927年心态的“回忆”，可以说一半是臆断，一半是适应当时话语环境的应景之作。可见，这种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作出的解读，过多地重视了政治思想性和社会政治的需要，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及人的心灵的需要，难免造成对文本的简单化、模式化、狭隘化的理解。
　　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逐渐摆脱这种封闭的模式化的社会学解读方式的束缚，尝试从行为心理学、家庭伦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多种角度，用接受美学、阐释学等方法解读。比如，有论者从家庭伦理学角度出发，认为作者“心里颇不宁静”是源自“家庭伦理、家庭生活”，而不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因为朱自清当时并不是革命者或革命作家，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他在《哪里走》中反复说到的Petty Bourgeoisie）。而且，从《哪里走》中可看出他对当时政治斗争持疏离、旁观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对家人和职业的关心。《荷》文开头的“不宁静”是一个非常的心理状态，为平息内心不安，获得心理的常态，作者选择了荷塘边的踱步，当踱步不足以排遣心中的孤寂与苦闷时，就忆乐，想起远古的江南采莲的事情，从中获得一些心灵的慰藉。因此，文中的叙事、描写、抒情，其目的和归属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情绪调整。从文学的功能上看，此文的最大作用就是“心理慰藉”^②。这一观点显然是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得出的。现代阐释学强调理解主体（读者）的能动作用，不再是准确地发现与解释文本的本来意义和创作主体（作者）的意图，而是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不同的接受者解释的总合。所以作品的意义是无穷无尽的。一切生活不如意的苦闷伤心的人都可以从《荷》亦忧亦乐、清幽朦胧的意境中获得审美感受，乐而忘忧，获得心灵的慰藉。这种解读方式打破了“知人论世”的社会学解读的封闭模式，而是真正从文本本体出发，在更广泛、更开放的意义上体现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审美功能。
　　与这种解读方式相似，另一种观点认为，《荷》文表现了一种“绝望的孤独与悲凉”。认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及汲取五四文化资源长大的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大厦崩溃的废墟，心中总有着一种绝望的孤独与悲凉。这些知识分子总在别人丝毫感受不到痛苦的时候体会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刻骨的痛苦。犹如鲁迅所说：“在天上看到深渊”、“只能走入刺丛中去”。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公子落难佳人相救，男子遇挫后往往能得到女子的温情作为补偿，或者寄托于山水之间。而这些对于作者而言，都不存在。生活的本来面目是残酷的：“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妻子需要照顾孩子，不能成为“我”倾诉烦恼的对象。我只能去找虚拟中的女性来安慰自己。“凝碧的波痕”、“默默的流水”、“叶子的风致”、“稀疏的倩影”等等无不是虚拟的女性意象。作者找到了倾述的对象——这虚拟的知心女子就是“荷塘月色”。但是内心深处的苦闷不仅并未在虚拟世界中得以消除，反而引起了对回忆中的江南的无限向往——“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在清幽朦胧的荷塘月色中，在自由美好的回忆世界中，心灵纵然有瞬间的逃离，但最终仍不得不归于令人绝望的苦闷与孤独。^③论者认为这种孤独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他们作为时代的先锋，作为“负戟独彷徨”的战士，总是在众声喧哗中有着一种“启蒙者”的无言的孤独，犹如鲁迅在会馆的树下独自仰望星空。这是一种接近哲学式的解读方式，立足于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注重对文本思想的深层剖解，直击作者的心灵深处，从而挖掘出深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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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解读，提出“普通人性”的观念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认为此文的文眼是“不宁静”。从普遍人性的角度看，“不宁静”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情感和境遇，“出走”——“逃避”实际上是人要摆脱这一处境而进行的努力，而“荷塘月色”的完美意境成了主体“逃避”过程中获得的片刻的灵魂飞升。这种解读的依据有二。其一，是文中“两个世界”的隐喻。这两个世界，一个“好像是我的”，在这个世界里我“超出了平常的自己”，是个“自由人”；另一个正好相反。在我之内何以有两个“自己”，在我之外，又何以有两个“世界”？从隐喻的角度可发掘它蕴涵的哲学意味：自由存在和现实存在的对立，人和“非人”的对立。由尴尬的存在状态而逃避是一种人类普遍的存在经验。其二，结尾插入的《西洲曲》与前文的关联。作者为“逃避”现实存在的境遇，起初借荷塘、月色这一片自然，失败后（从“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可看出），又顺理成章地回到他熟悉的古诗词的虚构世界里。可见，《荷》说出了人类的两难处境，即现实和自由的悖反，现实不自由，自由不现实。从存在处境到自我选择（“逃避”），《荷》文在深层次上具有一种“哲理美”，一种类似于古希腊神话的悲怆和崇高，而人类正是在那片刻的超越中获得一个永久的光辉形象。论者认为，在“选择”上，存在主义的一种核心观念成就了美，一种生之脆弱的呼喊，一种片刻自由的慰藉，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是《荷》历久传诵的重要原因之一。^④这种解读方式高屋建瓴，用存在主义哲学视角观照文本，将对作者生存困境的揭示上升到“普通人性”的高度，从而使读者对自身、对人性获得了更深刻的理解。
　　还有论者从精神分析学角度解读，认为《荷》其实“呈现了一个主人公借助美的自然和文化平息内心的爱欲骚动的心理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寄寓作者所谓“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的道德哲学和求情意之“段落的满足”的“刹那主义”——一种审美化的人生观。这种道德哲学和“刹那主义”，在《荷》中表现为旨在调和人的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自然性与神性的冲突的伦理和审美的心理实践。论者认为理解《荷》有三个关键。其一，把握“我”心理骚动的性质。“不宁静”的原因并非政治，而是日常家庭生活，是“满月时分生命的一种没来由的盲动”。荷塘月色下的爱欲景观是一个安抚自然生命之律动和文化生命之凡庸的精神“白日梦”，一个寄托了作者的生命哲学的思想文本。其二，“月光”意象的移情/升华作用和“小煤屑路”的连接/转换作用。“满月的光”引发了心理骚动和精神变异，当然同时也保证了这种“出世神游”只是一种思想的觉悟、精神的超越，不至于走向混乱。“小煤屑路”是作者转换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通道。“月光”下的“独处”使骚动的本我在纯净的清辉中感到了无限的自由。其三，确认荷香月色的文学属性。朱自清的散文常以花拟人、以景拟人，通过自然景物表达对异性的爱慕。文中的比喻并非明喻，而是借喻，真正的本体不是“荷塘月色”的自然景致，而是那些关涉女性的爱欲形象。而且，随后主体“我”表达了对于采莲风俗的向往，对这种顺遂人的爱欲的“六朝文化”的神往，直至最后引用《西洲曲》为自己的精神白日梦不露声色地作结。总之，从出离日常生活到自然回归，从产生心理骚动到平息它，从乐于独处到返回家庭社会，主人公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漫步，却蕴涵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也寄寓了其“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和“刹那主义”的人生观。^⑤从精神分析角度作出的这一解读从人的深层“潜意识”出发，发掘出也许甚至连作者也未意识到的深刻内涵，令人耳目一新，也进一步表现了经典作品的无穷魅力和丰富的多义性。
　　以上种种解读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各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文本的独特、深刻的意蕴。但经典作品的魅力正在于其多义性。在此我也谈一点粗浅之见。可以说，《荷》在寻求“苦闷”的释放中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意识。现代哲学认为：人的痛苦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总是生活在矛盾、痛苦中，生命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束缚、压抑而产生心理与生理的苦闷。于是人们总是努力寻找各种释放苦闷的途径。当现实生活不能满足苦闷的释放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把希望寄托在虚构的梦幻世界中，在梦幻世界中寻求解脱，寻找人生的自由与逍遥、人性的舒展与实现。社会现实的黑暗、家庭职业的烦恼、生命中种种“没来由的盲动”等等使作者陷于生命中无法消除的苦闷无法自拔，万般无奈，便只有在幻想中寻求精神的寄托与心灵的慰藉。“荷塘月色”便是这样一个虚构的清幽朦胧、如诗如画的梦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者的苦闷——“颇不宁静”的心终于得以暂时的平复。“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但就在暂时的平复中，两相对比，那沉入内心深处的苦闷又浮出了水面：“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怎样消除这“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挥之不去的苦闷呢？于是作者进一步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历史上曾有过的经验世界——家乡古代民间的采莲习俗中。通过采莲场景的生动描述，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人性得以自由舒展、实现的世界：“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在令人回味的忆想中，在乡情乡恋的陶乐里，作者内心深处的生命的苦闷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放。
　　由此可见，在作者眼里，“苦闷”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是刻骨铭心的，生命始终被它所困扰，人永远无法摆脱苦闷——这是人类的宿命。从对苦闷的痛苦感受到努力摆脱苦闷而不能，《荷》在深层次上也蕴涵着作者的一种哲学思考——对生命本源的探寻和对生命归宿的叩问。因此，可以说，“荷塘月色”并不仅是纯粹的自然景观，而且是一个形而上的象征体，作者用它营造了一个虚幻的形而上的象征境界。正如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所言：“艺术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文学是苦闷的象征”^⑥。作者在“荷塘月色”的象征化境界中释放的是一种生活上、政治上、精神上也包括身体上的多重苦闷, 总归来看是生命的苦闷。《荷》是一种生命情态的审美化，是现代人对生命的苦闷的一种诗意化的心灵的超度。
　　综上所述，作为美文，《荷塘月色》的最大特点是借景抒情，这类文本本身并未给读者提供多少需要考证的叙事性成分。所以，对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的查考意义并不大。读者接受的能动作用应落实在文本本身。接受美学认为，要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以读者为中心，读者是发展的基本环节和内在动力，作品产生后就与作家脱离了关系，是作品的“本文”与读者单独交流。在这种文学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人生阅历和心境，对《荷塘月色》做出各种不同的解读，不应该过多考虑政治思想性和社会政治的需要，从而忽视文学的美感及人的心灵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典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正在于它没有标准答案，在于其模糊性与多义性。这就启发我们：解读文学作品时，应该尊重本文，切忌脱离本文而牵强附会，重在挖掘文本的审美功能和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①参见高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一册及其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版。
　　②方贤绪：《一种多元文学观的个案——朱自清〈荷塘月色〉的非社会学解读》，《名作欣赏》2002年第4期。
　　③傅书华：《绝望的孤独与悲凉——重读〈荷塘月色〉》，《名作欣赏》 2002年第4期。
　　④张小伟：《“逃避”与美：普遍经验之一——再谈〈荷塘月色〉》 ，《名作欣赏》2003年第4期。
　　⑤高远东：《〈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⑥[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 王汉林： 《荷塘月色》主题的几种解读及评析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