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教授语文课时,总习惯于寻找课文的“意义”:“本文通过对……,表达了……,其中心思想是……”似乎成了时下中学教学过程的目的。这个带着明显功利性的教学思路,往往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侧重于主题先行地进行教学。比如,拿鲁迅的作品《药》来说,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它的内容反映的是清末一个小商人华老栓用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而终于没有治好的悲剧。考虑到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很多教师对鲁迅文章的写作背景进行了粗略的介绍,但往往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每个教师介绍给学生的都是自己认为应该交代的,交代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主题先行的“意义”。例如交代辛亥革命失败后,群众的麻木不仁,革命者的英雄壮举,封建势力的卷土重来……诸如此类。
这种教学方法的形成,除了我们教师图省事的心态、易于把握的主观心态等表层原因外,跟我们建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方法有重要关系。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之初,许多在“文革”中打入另册的作家作品都急需“翻案”,比如我们现在中学教材中出现的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他们的作品由于各种原因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挤,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作品在建国后三十年都是不允许进入中学教材的。“翻案”使得大家开始注意对某个作家的研究,当时的文学史研究者大都选择某个作家进行研究,如王富仁研究鲁迅、钱理群研究周作人、凌宇研究沈从文、陈思和研究巴金、许子东研究郁达夫等等。这个时候学术界比较重视对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产生了大量的专门作家论著,这些专门的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为中学小说的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平台。虽然这个时期的中学小说教学相对滞后一点,很多更具有文学性的作家作品没来得及进入中学语文课本。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对作品的赏析和细读在当时非常流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鉴赏方面的报刊读物和工具书,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中学教师的文学认知与鉴赏能力。这种对具体作品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赏析到了后来慢慢地被“大文学观”覆盖,这个观念发轫于1985年,北京大学的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要注意文学史的整体性,注意影响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从那时开始,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流行研究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大的文学范畴,一直到今天,我们在书店里经常会看到很多书动辄以“二十世纪……”“……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论题。从研究方法本身来讲,这种大文学观的研究思路是没错的,它有助于打开现代文学的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者的视野。但由于我们的中学教材总是反映着当时文学研究的状况,教材中小说篇目的编选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着前沿研究既有成果走的。对于紧跟现有研究成果的中学语文教学来说,这种整体研究的思路在给我们带来思维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方说,我们面对学生进行“课文导入”时,更喜欢从一个大文学观、大语文观的视野来讲述课文的背景,我们或习惯于大谈历史背景,大谈清朝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带来国家的衰落,带来政治经济文化主权的丧失,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介绍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讲述文革时期的高压政策,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国家的停滞不前;……或热衷于人事关系,如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或文化传承与融合。讲这有好处,学生喜欢听,时间也好打发,等洋洋洒洒的讲上半小时后,再让同学读读课文,划分段落层次,归纳中心思想,达到命中矢的的目的,一篇课文也就结束了。从教学任务、教学目的来看,绝对没拉进度,整个教学过程就是先用大视野来制造一个教师易于操纵的教学“场”,拉着学生绕绕圈子,到达教学指定地点。
近几年我们的小说教学也有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很少有大的进展,一是现在的中学教师大多是接受长期以来的大文学教育的,他们对文本的把握存在相当严重的图解现象;二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长期没有对小说文本采取足够的尊重态度,近几年“文化研究”风靡,大大地压抑了对“文学研究”特别是对文学本体的研究;三是我们的家长很少有从小就培养孩子对作品,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审美式的阅读的习惯和能力。
一
前面我们对过去那种“大而化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剖析,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精神产物,需要细细品味,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应该是中学语文小说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首先看看什么是文学性因素,文学性因素在这里指的是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大家知道,中国文学从诞生开始就“责任重大”,它总是和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意识形态勾联在一起。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些因素在提升文学本身地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伤害了文学本体的精神。《诗经》首篇《关雎》,从文学本身来讲,它是描写风物的,但在后人那里却承载着宣扬“后宫之德”的伦理大责。《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硬要给这首千言律诗冠上“鉴戒”的大帽子,好像不这样就对不住古来圣贤一样。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奋起图强,文学作品的责任更大了,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而且还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口号就是用文学进行启蒙,旨在为刚刚逝去的辛亥革命补上文化革命的课,这种深藏在作家骨子里的启蒙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启蒙压倒一切,到后来抗战压倒一切,战争文化规范着人们的思维,一切为战争服务,文学也不例外。在“华北已容不下一张课桌”的民族危难跟前,哪容文学走“自我”“小我”之道,这就是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徐?等人的作品不被主流文化认可的重要原因。抗战初期我们还有那高扬民族血性的《假如我们不去打战》,描写知识分子心态的《财主底儿女们》,描写湘西美好人性的《边城》,可是随着战争文化的深入,我们的文学作品慢慢蜕变成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道路,真正的现实主义不见了,写人情人性更是痴人说梦。特别是到了文革期间,整个文坛留下的只有符合“四人帮”要求的红而又红的“八个样板戏”。时间老人的脚步终于踱到了新时期,我们的文学慢慢开始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过一场“汪曾祺热”,在我们中学小说中选登了他的《受戒》,我们来看看,这部作品写的是小和尚与农家女的感情故事,大半篇幅是对生活情景和社会习俗的描绘,看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实则是为了给两位少男少女的感情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文笔清新,意境恬美,给人以一种情感上的欢悦。我们再看看沈从文的《边城》,作品描绘了湘西凤凰一幅民性淳朴的风俗画,作者怀着对故乡人民不可言状的同情与热爱,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俗画于一炉,展示了人性的粗犷强悍,民族的淳厚善良,使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反璞归真的牧歌情调。铁凝是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小说名家,她的作品,如《哦,香雪!》写的是香雪等一群活泼可爱、淳朴善良、热切向往外面世界的农村姑娘,反映了古老山村迈向现代文明略带羞涩的步伐,小说笔调清新,语言隽永,雅致,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相比较,在这些作品里,我们没有了看完开头就知道小说内容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了让人眉头渐锁的心中不能承受之重,在这里我们有的是阅读的快感,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性因素。那么我们怎样来体味出小说中的文学性因素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孙犁的《荷花淀》,首先我们是情感上的欢悦,夫妻之情,家国之情,纯美的人性,崇高的品格,像白洋淀盛开的荷花一样,美丽灿烂;其次,我们开始投入自己的主体经验,我们会想起与亲人依依惜别的场面,想起思念亲人的心情,这些已有的人生经验、已有的生活体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中的人和物。到了最后,当我们回头把自己主观投射过的作品再回味一下时,我们的心会感到无比的亲切和熨帖,就像一件刚洗好的衣服,先是湿淋淋的,但经过洗刷,经过晾晒,成了一件干净的衣服。衣服还是原先的衣服,但这是件经过“细净”后的衣服。我想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我们获得小说文学性的过程(寻找欢悦——投入感情——吸取精华),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
二
下面我重点谈谈如何在中学小说教学中进行文本细读,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小说阅读的乐趣。
首先,直面作品,寻找缝隙。一部文学作品是包括作家、作品和读者三部分的,三者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比如作家在写作时,虽然主要是依着事先想好的思路进行创作的,但当他进入具体的写作过程,他的情感会左右他的笔头。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林娜》时,刚开始是想把安娜写成一个受外人诱惑而失贞的女人,从而达到惩戒世人、纠正世风的目的,可当他写到后来的时候,没有按照既定的思路去完成小说,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复调型的小说,在《安娜·卡列林娜》中,有安娜与丈夫卡列宁之间的无爱婚姻、与情人渥伦斯基始乱终弃的情感纠纷,有十九世纪俄国城市生活的浮世绘,也有走在时代前列行土地改革之举的列文,小说内容由此也变得丰富起来,时到今日,我们再读这部小说时,都能隐隐触摸到作家的情感被人物牵引的心灵悸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高中语文读本中的小说,它也是一部存在多义性的作品。小说分为十三小节,是用一种疯子的呓语来组成的,这是一篇中学生很难读懂更莫说理解的文章。那么我们该怎样引导学生阅读呢?我们首先看看这篇小说的第一节: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再看看第二节开头部分:
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这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反复读了这两节,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这两段引文中,出现了这样两组对立的情况:
正常人 发昏 没有月光 三十多年 过去
狂人 爽快 月光很好 今晚 此刻
也就是说,这个狂人这天看见了月光很好,脑袋就出了问题成了疯子。但他说“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我们假定这个狂人有三十多岁,那么,从他眼里他觉得自己前三十多年生活在一个昏暗的世界,今天突然被月光所激,有一种让他感到了自己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因为月光,他精神爽快(实际上他是精神病加重),然后他又说自己这么多年都是发昏。这里的“发昏”既可以暗示环境的黑暗也可以暗示人的麻木不仁,实际上,当我们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黑暗的铁屋子”,联想起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的沉默与消沉,联想起在《<呐喊>自序》里钱玄同向鲁迅的约稿的事,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出这里的“狂人”对应的可以是一个五四的文化启蒙者,在月光中觉醒;对应的也可以是作者鲁迅,六年消沉后的振作。我们看看这里反复出现的“月光”意象,《圣经》里记载,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有了光便有了文明,在这里光就是文明。鲁迅借用这个经典,用月光来启蒙狂人,使狂人由此觉悟,用狂人眼前的月光让他“爽快”。现实意义上“爽快”就是他精神病犯了,精神意义上他是被启蒙,成了启蒙者。在这里,两套话语上下重叠,让我们感到了鲁迅小说艺术的成就。通过这多方面的透视,我们对小说的主题就有了一个较深的理解,这个理解是我们从具体的文本中得到的,也使得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扎扎实实地跟学生一起分析这篇名作,自成一家,不落窠臼。
其次,注意名句,体味经典。我们的小说中经常会引用一些古今中外的名句名段,用来替作家说话,更好地表达意思。在高中第六册的小说《抄检大观园》中,有这样一句:“……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意在说明贾府后来的变化。待我们看完全文后,参照起这段话,自然能理解作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的意思了。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始于“说话”的“话本”,它保留着说书人的特点,文章开头都带有诗词,一来为说书造势,二来为说书破题,像中学教材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错斩崔宁》。我们举个远点的例子,张爱玲有篇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倾城之恋》,讲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读起来非常有味道。张爱玲对白、范两人的爱情描写得非常细腻,白流苏的寡妇身份的尴尬处境,岁月流逝红颜易老,让她心中总想拴住范柳原;但性格孤高的她总抹不下她那标榜“名门闺秀”的脸;范柳原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四处留情,对白流苏未必那么专一,和白流苏在香港定居后还想着开溜去英伦快活。就是这么一对奇怪而又真实的男女,在那里勾心斗角,互用心计,小说的结局是日本侵占了香港,封锁香港与外界的关系,范柳原想飞无路,只有留下来和白流苏结婚度日。小说名“倾城之恋”取得的是香港沦陷,造就一对奇怪新人之意。在这部小说中,有一句“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白、范两人感情到了关键时期,范柳原说的话。这四句引自《诗经·邶风·击鼓》,原诗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诗本来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青年男女发誓要互相扶持,相守到老。到了张爱玲笔下把第二句改成“与子相悦”,表面上看,“与子成说”的“说”本来就是个通假字,通“悦”。在这个意义上,“与子成说”和“与子相悦”意思是相近的,但我们联系全文来看,就会发现这是张爱玲有意为之的。“与子成说”中的男方(姑且看成是传统的男追女模式)在对待女方的态度上是主动的,这是一首表达男方决心的诗,这里面有着一种积极的因素在里面。而“与子相悦”的意思就有了一点变化,“相悦”就是看对方舒服,互相欣赏。确实在男女恋爱过程中,“相悦”是很重要的一步。就像小说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人,每天表面“相悦”,骨子里打着自己的算盘,像小说中“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里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的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这一段,其中的心理描写让我们看来,哪来的爱情中的坚贞,哪来的爱情中的忠诚,整个就是两个自私的人在玩弄小计谋。爱情并不是仅仅“相悦”就行了,它还要双方互有操守,按爱情的规则处理感情的事,爱情走下去,还应该有“相知”、“相惜”、“相守”,这才是人类爱情的真义。张爱玲的这种处理方法,主要是囿于个人的爱情经历,她本人就是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她心里是不相信有所谓真感情的,所以张爱玲把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进行了游戏化的处理。这样一改意思变了,变成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人把握不住什么东西,既然把握不住什么的话,那我们就“相悦”一下吧。经典诗句经过这样的处理,使得我们一方面理解了张爱玲的爱情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了这篇小说。这里讲的这个例子虽然离我们中学教学远了点,但这里面经典地改动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我们在具体小说教学中应该注意到的。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里有孙犁写的《荷花淀》,这篇小说也很有意思。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也是改动过的,微小改动,意思全变,把女性的柔美和环境的幽静糅合得无比诗意。
[##]
最后,揣摩结构,寻找原型。文学发展到了今天,有了很多固定的叙事模式和情节结构。就像大多数的武侠小说情节大体都是背负家仇——遗孤成长——少年多舛——名师教诲——得名剑或秘籍——天下无敌——手刃仇家,有所不同的可能就是把情节变复杂,增加小说的延宕感,美女、名师、秘籍、武器更是所有武侠小说必不可少的情节要素。中学语文课本中收入了很多名著,我下面分析一下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叙事模式——“互为镜像模式”。《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五人本来都是妖怪,唐僧是蝉,悟空是猴,八戒是猪,沙僧是怪,白马是龙,而他们一路西行,打的就是妖怪,而某种意义来说,他们与自己的敌人应该在血缘上更亲,但他们并不以他们为亲,而是以“妖怪哪里走”的战斗精神一路打杀过去,令人啧啧。是什么让他们有如此饱满的战斗激情呢?我觉得除了取经的崇高目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互为镜像叙事”对他们师徒心灵上的制约。大家应该记得小说“真行者落伽山诉苦,假猴王水帘洞誊文”一节中,有个六耳猕猴身手与孙悟空不相上下,两人从地宫到龙宫,再到天宫,到处找人辨出真假。最后在西天如来那里得到结果,六耳猕猴被打回原形,被孙悟空一棒打死。六耳猕猴在物种上应和孙悟空同宗,他费尽心思争的是去取经的权力,最后落得个魂飞烟灭。孙悟空一身反骨,“闯地府”“闹龙宫”“闹天宫”直到被压在五行山下,后得观音大士教诲,领了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差事,才得重见天日。六耳猕猴的功夫、心眼都不逊于孙悟空,最后被打死,孙悟空手刃六耳猕猴后,心中多多少少有一股悲切之感,“兔死狐悲”,孙悟空有了这么鲜活的“反面教材”,以后哪里还敢与天斗,他眼前只有取经得正果一条路。这样分析起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我们最欣赏的是《西游记》前面的部分,因为那正是我们大圣个性突出的时候。《水浒传》中的宋江与方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司马懿都是这样的互为镜像的,宋江手下有一百单八将,方腊手下也有众多将领;两人才胆力学不相上下,都是反抗官府欺压被逼造反的农民起义军。宋江多的就是一张招安的牌,一战打下来,方腊是被剿灭了,但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死了七成,不知宋江面对这副惨境,心里如何想?诸葛亮和司马懿也存在这样的关系,两人智谋相当,不同的是一个正,一个邪;一个忠心耿耿护幼主,一个满脑袋取曹代之。上面就是对小说研究中的一种叙事模式——“互为镜像”的分析,这种模式在我们的小说教学中很多,这种成型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课文。
上面就是我对文本细读在中学小说教学中的一点看法,只要我们直面作品,抓住感动我们的那个原初的感觉;然后适当注意文本中的一些缝隙,如引用的诗句、文中的注释、开头的引文,从这里面寻找信息;最后当我们读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出许多小说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日积月累,我们的阅读能力和审美能力慢慢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时候,作为教师的我们去引导学生阅读小说作品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