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巴黎

◇ 冼星海

　　冼星海（1905~1945），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家，中国作曲家。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5月11日（一说6月13日）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1918年入岭南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去苏联学习、工作，1945年10月30日卒于莫斯科。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约10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其中有正面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采用号召性、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人后方去》；有具体展示人民战争壮美的战斗图景、将抒情性与鼓动性或描绘性与概括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还有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等。在这些群众歌曲中，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含蕴的音调，体现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
　　冼星海的名言：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
　　中华民族的解放胜利，就是要每一个国民贡献他纯洁的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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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国内学音乐有好些年。在广州岭南大学教音乐的时候，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国去。同时，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很好，成功为“国际的”音乐家。正在考虑之际，凑巧得×××兄的帮忙，介绍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ffer）给我，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不顾自己的穷困，在1929年离开祖国到巴黎去。
　　到了巴黎，找到餐馆跑堂的工作后，就开始跟这位世界名提琴师学提琴。奥别多菲尔先生，过去教×兄时，每月收学费二百佛郎（当时约合华币十元左右）。教我的时候，因打听出我是个做工的，就不收学费。接着我又找到路爱日·加隆（Noel Geallon）先生，跟他学“和声学”、“对位学”、“赋格曲”（Fugue,一种作曲要经过的课程）。加隆先生是巴黎音乐院的名教授，收学费每月也要二百佛郎，但他知道我的穷困后，也不收我的学费。我又跟“国民学派”士苛蓝港·多隆姆（唱歌学校--是巴黎最有名的音乐院之一，与巴黎音乐院齐名，也是专注重天才。与巴黎音乐院不同之处，是它不限制年龄。巴黎音乐院则只限廿岁上下才有资格入学。此外，它除了注意技巧外，对音乐理论更注意）这个学校的作曲教授丹地（V.d'Indy）学作曲，他算是我第一个教作曲的教师。以后，我又跟里昂古特（Lioncourt）先生学作曲。同时跟拉卑（Labey）先生学指挥。这些日子里，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生活穷困极了，常常妨碍学习。
　　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找到了职业时，学习的时间却又太少，在此时期我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像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boy），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作下贱的跑腿。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被骂了一顿之后，第二天就开除了。
　　我很不愿把我是一个工读生的底细告诉我的同事们，甚至连老板也不告诉，因此，同事对我很不好，有些还忌刻我，在我要去上课的那天故意多找工作给我做，还打骂我，因此我也常打架。有一个同事是东北人，他看见我学习时，总是找出事来给我，譬如说壁上有丝尘，要我去揩等等。但我对他很好，常常给他写信回家（东北），他终于感动了，对我特别看待，给我衣服穿等等。可是我还不告诉他我入学的事。
　　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的问题都来了。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幸而总侥幸碰到些救助的人，这些人是些外国的流浪者（有些是没落贵族，有些是白俄）。大概他们知道我能弹奏提琴，所以常在什么宴会里请我弹奏，每次给一二百佛郎，有时多的一千佛郎。有对白俄夫妇，已没落到做苦工，他们已知道了劳动者的苦楚，他们竟把得到的很微薄的工资帮助我--请我吃饭。
　　我这样的过朝挨夕，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
　　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很不喜欢我，他们都很有钱，还有些领了很大一笔津贴，但却不借给我一文。有时，我并不是为了借钱去找他们，但他们把门闭上，门口摆着两双到四双擦亮的皮鞋（男的、女的）。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教师们肯帮助我，鼓励我，在开音乐会演奏名曲时，常送我票。奥别多菲尔先生在一个名音乐会里演他的提琴独奏（Thais）时，不厌我穷拙，给我坐前排。这些对我意外的关怀，时时促使我重新提起勇气，同时也给我扩大了眼界。我的学习自己觉得逐渐有些进步，我写了好多东西，我学习应用很复杂的技巧。
　　在困苦生活的时日，对祖国的消息和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这两个节是法国很大的节日，纪念的那天，参加的人非常拥挤。有整齐的步兵、卫队、坦克队、飞机队等。民众非常热烈地唱国歌，三色国旗飘扬。我每次都很感动。在1932年，东北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节日，我照例去看游行。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猛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
　　我那时是个工人，我参加了“国际工会”.工会里常放映些关于祖国的新闻片和有一些照片。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欠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黄包车（人力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分裂，国民党的大屠杀，……这些情形，更加深我的思念、隐忧、焦急。
　　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被压迫的祖国，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在初到法国的时候，我有艺术家的所谓“慎重”,我对于一个创作要花一年的功夫完成，或者一年写一个东西，像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索拿大》，我就花了八个月的功夫。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的作品《风》的时候，正是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破小房子里，这间房子的门窗都破了，巴黎的天气本来比中国南方冷，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风，我没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那知风猛烈吹进，煤油灯（我安不起电灯）吹灭了又吹灭。我伤心极了，我打着战，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以后，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成《游子吟》、《中国古诗》和其他的作品。
　　我想不到《风》那么受人欢迎，我的先生们很称赞它，旧俄的音乐家（现在已同情苏联），也是现在世界有名的音乐家普罗珂菲叶夫也很爱它。并且它能在巴黎播音（上面说过的《索拿大》也被播）和公开演奏。
　　大概因为作品和别的先生的介绍，我侥幸得识了巴黎音乐院的大作曲家普罗·刁客（Paul Dukas）先生，他是世界三大音乐家之一（印象派）。更侥幸的是他竞肯收我做门生，他给我各种援助，送我衣服，送我钱，不断地鼓励我。还派他的门生送我乐谱、香烟（我当时不抽烟，没有收下），并答应准我考巴黎音乐院的高级作曲班。在这以前，一个法国的女青年作曲家，也给我很大的帮忙。她亲自弹奏过我的作品，她鼓励我不要灰心，她教我学唱，学法文，经济上不时周济我（她的母亲待我也很好）。在考巴黎音乐院的时候，她先练习了八个月的钢琴为我伴奏。
　　报考的那天，巴黎音乐院的门警不放我进门，因为我的衣服不相称（袖子长了几寸的西服），又是个中国人。我对门警说，我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他不相信，因为中国人考初级班的也很少，而且来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高级班过去只有×××兄入过提琴班。这样就难怪他阻挡我了。正在为赡，恰巧普罗·刁客先生从外面来，他攀着我的肩一同进去了。
　　我总算万幸考入了高级作曲班，考到了个荣誉奖。他们送给我物质的奖品时，问我要什么？我说要饭票，他们就送了我一束饭票。入学后，我专心学作曲。兼学指挥，并在“国民学派”士苛蓝港·多隆姆学音乐理论。在生活上较有办法了。学校准许我在校内吃饭，刁客先生更常帮助我。不过比起别人来，我穷得多。学习上物质的需求还很难解决，如买书就不易，所以我几次要求政府给公费。照我的成绩及资格说来，是应得公费的，但祖国政府对我的几番请求都没答复。学校给证明，甚至当时巴黎市长赫理欧也有证明文件都不行。我很失望。我记得有一年，有个要人到巴黎来，找我当翻译，我顺便要求他给我想法资助去德国学军乐（那时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回来为祖国服务。他那时虽是对外宣传中国需要抗日，却不能答应我的请求。而我入了巴黎音乐院之后，要想望遥遥的政府给公费，自更困难了。结果是从始到终一文公费也领不到，我在巴黎音乐院的几年生活，只靠师长和学校的帮助。
　　1935年春，我在作曲班毕了业，刁客先生逝世，我就不能再继续留在巴黎研究了。另一方面我也想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所以临行时，上面说过的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劝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为不却她的盛意，我对她说谎，说半年后就回到巴黎来。我有许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还有许多书籍稿件也关在别处一间小寓所里，因为没钱交房租，不能去取回来，大概现在还在吧！
　　1935年初夏，我作最后一次欧洲的旅行。几年来我把欧洲主要的许多大小国家的名城、首都都游过了，增长了很多知识。这最后一次到伦敦的旅行，却很不顺利。登岸时，英政府不准我入境，他看见我的证明文件及穷样子，以为我是到伦敦找事做的，他不相信我是旅行者。我被扣留了几个钟头，亏得能打电话到公使馆才被释放了。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是歧视的，英国的成见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