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是著名旅美作家、当代中国“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严歌苓最为轰动的一部代表作。像她的其它作品一样,《扶桑》书写了中国移民遭遇美国文化之后的心灵历程和复杂体验。作为一部纠缠了爱恨情仇,反映出种族歧视、文明贫乏的“移民文学”范本,本文从文化层面入手,试图挖掘作品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反思,以期管中窥豹,达到对严歌苓“移民文学”价值的较为公正的认识。
　　
　　一.“殖民主义文化”欺凌下的民族文化认同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惨不忍睹。迫于生计,小部分中国人背井离乡,到大洋彼岸谋生。在这段屈辱而艰难的生存史中,这些有史以来中国最早期的移民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德:博大、宽容、坚韧、忍耐、从容、温和甚至奴性。
　　小说核心人物扶桑是这些屈辱与艰难的集中体现:8岁定亲,14岁被当条牲口娶过去,却只与大公鸡拜堂成亲而不曾与丈夫大勇谋面;后被人贩子拐到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像鱼虾似的按斤论两卖给妓院;接过几次客,因“生性奴笨、不会拉客”,被数位姆妈几次转手;皮肉生涯中,她懈逅了一生之中的唯一爱人白人小鬼克里斯的浪漫爱情,也遭遇了不分肤色的各等嫖客的野蛮轮奸;最终她又回到自己的宿命里——嫁为人(大勇)妻,护送夫婿的骨灰回乡。
　　面对上述种种困境,扶桑恰如盛开在废墟之上的“恶之花”,她以弱者的形象强者的姿态顽强地活了下来,不仅没有枯萎,反而愈发娇艳。看似不可救药的奴笨间隐忍着温和与淡定,卑微的逆来顺受中散发出宽容和博爱,这是对生命的渴望和热爱,也是对人类的宽恕和包容。所有这一切都铸就了她中国传统女性的美。严歌苓称之为“母性”。“母性是最高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表现。”[1]这是作者对扶桑身上崇高的母性的毫无保留的颂扬。
　　扶桑以她独有的中华女性的“母性”默默的反抗着“殖民主义文化”。小说中,代表“殖民主义文化”的势力可以看作是两股:一是自于以大勇为代表的本民族男性的“殖民主义文化”;一是来自于以白人小鬼克里斯(特指15岁之前的克里斯)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对于前者,扶桑以隐忍、宽容的态度抚慰他们,让他们依然能感受到女性的温存,体验到家的温暖。而对于后者,就如同耶稣将十字架上的受刑看作是对苦难与罪恶的救赎,以肉身拯救上帝的子民,扶桑以牺牲自己换得双方的宁静。克里斯也正是在扶桑这种近乎于耶稣的母性(自由、宽容、博大、圣洁、受难、超脱、坚韧与温和)的驱使下,才不断地走近她,爱上她,从而完成了自我由激进的殖民主义者向博爱的基督徒的转变。(关于此点,将在后文详细说明。)
　　扶桑是严歌苓心目中的东方之神,她体现了东方女人的全部美丽。不同于“扶桑”式的东方女性的全部美丽,成千上万的中国苦力则鲜明再现了中国男人的许多一脉相承的品质,他们羸弱、卑微、沉默、温和,但又坚韧、忍耐、受得一切苦难。作为前者的东方女性的全部美丽和作为后者的中国男人的许多一脉相承的品质则共同构成了严歌苓欲在作品中极力颂扬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博大、宽容、坚韧、忍耐、从容、温和。
　　严歌苓之所以有此书写欲望,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分不开的。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7岁(1965年)离沪,13岁(1971年)参军,20余岁开始创作,1989年赴美。作为中国第五代移民,又嫁了一位白人丈夫,严歌苓遭遇了更多的民族敌意,也面对了更曲折的文化沟通,这让她明白,只有宽容、坚韧、顽强才可能在夹缝中活下去,并绽开出美丽的花朵。在她的一篇散文中,严歌苓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移民生涯,“呆下去,活下去”。这绝不是奴颜婢膝的苟活,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谋将来。
　　
　　二.“基督忏悔”映照下的民族文化反思
　　
　　作为一名具有复杂经历的移民作家,严歌苓的思想也极为深刻。《扶桑》中除了浓浓的文化认同情结,还流淌着一股文化反思之流,虽是悄静无声(在小说中,整个反思过程都以克里斯的心理独白形式展开),但也不容忽视。
　　小说中,严歌苓精心塑造了克里斯这一西方基督徒形象。15岁之前,作为激进的反华的殖民主义者,克里斯参与了对扶桑的轮奸,犯下他终身无法自我饶恕的罪恶。15岁到17岁,克里斯被家人送到伦敦,其间经历我们从文中无从知晓。17岁返美,克里斯所有的回忆和反思都表现出基督徒的忏悔和反思:他有足够的坦诚和勇敢来面对两年前的过失。……在回想和反思中,他越发勇敢和坦诚起来。……十七岁的克里斯想到了偿还。”[2]40岁左右时,克里斯认定,“她心里实际上有一片自由,绝不是解放和拯救所能给予的。绝不是任何人能收回和给予的。”[3]70岁时,克里斯“善于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发现罪恶,到老,他悟到他正直的一生是被一个妓女宽恕下来的”。[4]谢世的前一天,克里斯又想到了扶桑,“他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人,也反对华人间的相互残害。他成了个中国学者,他觉得扶桑在看他做这一切,不论她赞同还是反对,她总是在看着他的。”[5]
　　克里斯之所以能够完成从“殖民主义者”到“基督徒”的转变,扶桑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同时,克里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不容忽视。从小说中我们了解到,与其他的移民不一样,“人们往这里奔时太匆忙了,政治、法律、宗教都没来得及带来,只带来赤裸裸的人欲。”[6]克里斯一家从德国搬来,“许多他们心爱的东西不可能跟来,能带的书仅仅一箱,那么就是一本圣经和几十本诗歌。”[7]良心欠债和鞭打良心是诗人的必要素养,忏悔和赎罪是基督的核心,在圣经和诗歌的共同哺育之下,克里斯走向了反思之旅,完成了凤凰涅磐。
　　这是克里斯的反思,更是严歌苓的反思。借助克里斯,严歌苓反思了中国的“文革”。尽管早在80年代时,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就开始再一次关注19世纪俄国小说里的恶、忏悔思想,提出希望中国文化里能有更多此类的东西。[8]但对“文革”的态度,从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到目前海外女作家的大批自传式作品,……很少有人反思自己的错误。[9]能如暮年的巴金那般以厚厚一本《随想录》深刻反思国民性、反思自我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在《扶桑》中,严歌苓也很少直白地反思文革,只在白人洗劫唐人街之后有不足百字的明示:“童年时我看见了那种叫做文革的性冲动,以及那种叫做造反的性高潮。仇恨使人的面孔变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满足和销魂。”[10]剩下的反思全是借助克里斯之反思完成。克里斯意识到“那是整体的本能、情绪代替了他的一切,他根本无法从中独立出来。……随同这个整体去做最危险的事,也比单独去做最安全的事显得安全。”[11]“怎么再回去呢?回去就是重犯那桩过失。不同的是,过失已变成罪恶,因为他已不能再退避到孩童的形骸中去。他的孩童的躯壳彻底粉碎在两年前黑暗的马车上。”[12]这不只是在谈那场“唐人街”洗劫,更是在谈70年代的那场“文革”:“文革”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合力,……“罪恶”之所以得以实施、“恶魔”之所以得到成全,恰恰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从不同角度参与其间;就终极的意义而言,在这种持久、巨大的罪恶之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什么纯然的“受害者”。[13]所以,从全篇来看,克里斯的基督忏悔绝非简单的自我忏悔,而是一种映照,它点亮了严歌苓对自我民族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严歌苓在对克里斯的基督反思表示赞许时,也把克里斯的家人及同胞送上了审判席,“执著”于反华人、民族歧视,他们从不曾反思过自己、反思过自己的民族。
　　一部《扶桑》,是一个第五代移民(在小说中,严歌苓多次称自己是“第五代移民”)在中西文化夹缝中艰难生存时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反思。这种认同和反思不属于某一个民族,而应该属于整个人类。同时,这也再次证明了文化,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需要不断解读、解构而后重构。
　　
　　注释:
　　[1]严歌苓.《扶桑》〔M〕第8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
　　[2][3][4][5][6][7][10][11][12]出处同[1],不再标出。
　　[8]Perry Link. Hand-Copied Entertainment Fiction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45
　　[9][13]《基督教的底色和文化延伸》〔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73、72页。
　　
　　宋赛南,太原科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梁路璐,太原科技大学外语系研究生。

• 宋赛南 梁路璐： 严歌苓《扶桑》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反思　/　文学教育 2009年第12期